首先，械必须是人工性的器物，即其必须是经过人工加工或者制作的器物。 其次，本法条中的械必须具有杀伤性，即使用其作为伤人工具通常致人伤亡。 再次，本法条中的械须具有工具性，即持该物品的人必须具有在聚众斗殴过程中使用该物品的目的。

聚众斗殴的情节严重，可以构成犯罪。参与的人员会被处以一定的刑罚。我国法律规定了聚众斗殴罪如果有较为严重的情节，在量刑时应予以加重，其中就包括了持械斗殴。但实践中，持械的认定却不太容易把握，什么样的情况构成持械在实际法院审理过程中又有各种不同的标准。小编为大家整理了法律人士对聚众斗殴罪中的持械怎么认定的看法，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一、关于“械”的界定

首先，对于“械”，一般理解为“器械”、“武器”，我本人倾向与《刑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第二款的“凶器”作等同理解。当然，这里的“械”应当具备坚硬的物理属性，不把一些有毒、有害的液体、气体包括在内。

其次，我本人不同意上述两点意见中“足以致人伤亡”的标准。按照这个标准，其实等于没标准。如果按照这个标准，那么针也完全符合标准，甚至麻绳也是可以的。

我本人认为，应当将正常情况“明显能够造成重伤或者死亡”作为标准，同时坚持“械”的前述物理属性。我本人坚持如上观点基于如下几点理由：

(1)既然《刑法》把“持械聚众斗殴”作为聚众斗殴罪的加重处罚情节，说明它的社会危害性远远大于一般普通聚众斗殴，如果持械斗殴正常情况下明显不致导致他人重伤或者死亡，则不足以为加重处罚提供正当性，在聚众斗殴造成他人重伤的情况下，按故意伤害罪追究刑事责任时，一般也是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之间处罚，如果持械使用的结果没有造成他人重伤或者死亡，则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明显不符合罪刑相当原则，既然《刑法》第二百九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了转化定罪，就意味着按第二款处罚就比按第一款处罚要重。

(2)聚众斗殴罪侵害的法益是公共秩序，而不是参与斗殴者的人身权利。对于没有参与斗殴的社会公众来讲，对其主要的不利影响是恐慌，而不是伤害。因此，持械聚众斗殴中持的“械”必须是在正常情况下看来能够“明显造成他人重伤或者死亡”，能够造成公众的紧张、不安甚至恐惧，普通的打架斗殴显然达不到这种情形，持有普通的能够造成他人轻伤害的“械”，也不会足以造成公众的恐慌，也不符合公众认识，违反了国民预测性，既然《刑法》要对此种情形加重处罚，必须有其必要性与合理性。在日本，西田典之教授也认为凶器需要“在外观上足以使人产生危险感、不安感”。大谷实教授也持类似观点。

因此，我本人认为象管制刀具、枪支、铁棍、斧头等明显能够造成他人重伤或者死亡的器械认定为持械的“械”，而木棒、木棍、酒瓶、砖头等不宜认定为“械”。

二、关于“械”的来源。

我本人坚持事先准备并携带为原则，这体现了作案者的主观恶性，有加重处罚的必要性和可谴责性，对于虽然准备了但并未携带至斗殴现场的，不得认定为持械聚众斗殴。对于在斗殴现场临时拾取或者从对方手中夺取并使用的，也不得认定为持械聚众斗殴，我本人认为夺取器械并使用的斗殴者主观恶性明显低于准备器械并使用的对方斗殴者，如果对其加重处罚不符合刑法惩治持械聚众斗殴的规范意旨，就不具有加重处罚的正当性。

三、关于“械”的使用问题。

我本人坚持“械”的实际使用原则。实际使用则决定了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也决定了加重处罚的必要性。如果实际携带并未使用，只是一种预备行为，若聚众斗殴罪既遂，既遂行为吸收预备行为，若聚众斗殴尚未着手实行，则可按预备犯处罚。我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二条的规定是“持械聚众斗殴”而不是“为聚众斗殴而准备器械”，因此，两地的意见超过了法律条文文义的可能范围，而周道鸾、张军坚持的实际使用更为合理，符合文义解释和目的解释。

在实践中，法院在对聚众斗殴类的案件进行审理时，对于何种器械可以认定为是持械斗殴有着不同的看法。但无论各方如何认定器械中的械为何物，其中大家表示一致的是该器械应为事前准备并携带在身上的器物为原则，如果该器械并不是事先准备好的，不应认定为是持械斗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