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Tangdai Dunhuang tongsu wenxue

指敦煌遗书中的唐五代通俗文学作品。是唐五代通俗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敦煌学的一个重要方面。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一批已湮没近千年的敦煌遗书，主要是唐五代时期的各种写本和木刻书籍，总数达 4万多件，这是20世纪人类文化史上的重大发现，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在不长的时间内(1907～1914)，英、法、俄、日、美等国的探险者纷纷前往敦煌，大肆劫掠。许多有价值的敦煌遗书，现分别藏在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馆、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列宁格勒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以及日本大谷大学、龙谷大学图书馆等处。国内北京图书馆收藏敦煌遗书近万卷，多属佛道经典。近年来，随着国际文化交流的发展，国内已获得英、法两国所藏敦煌遗书的原卷缩微片。苏联也曾于60年代开始出版所藏敦煌遗书的解说目录和一些变文的影印解说本，但大部分内容尚未公之于世。

敦煌遗书是中国民族文化的宝藏，它们为研究中古时期的社会历史、政治经济、宗教思想、科学技术、文化艺术以及当时的中西交往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因而随之产生了专门研究敦煌文物的敦煌学，敦煌通俗文学是敦煌学研究的重要对象。

在已发现的敦煌遗书中，有相当数量的文学作品，除去少数文人作品及某些专集、选集残卷外，大多是唐五代时期流传于民间的通俗文学作品。主要有以下几类：

（1）敦煌歌辞。指托于曲调、能发声歌唱的辞，包括曲子辞和大曲辞。曲子辞，一称曲子调，除少数为诗人文士所作外，多数是民间作品。虽然从文学技巧上看，它们还比较粗糙，但所反映的民间现实生活和各种人物的思想感情则往往真切动人。它们为宋词的发展和繁荣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2）敦煌诗歌。其中有古代选本《玉台新咏》、《文选》和唐代诗歌选集、诗集残卷如《唐人选唐诗》、《诗总集》、《白香山集》、《高適诗集》等，还有一些唐代诗人的诗篇、诗句如韦庄的《秦妇吟》等。这些虽不属通俗文学范围，但可弥补《全唐诗》之不足，也可供校勘之用。唐初民间诗人王梵志的五言通俗诗长期失传，在敦煌遗书中却保存下来，为研究唐诗增添了重要的资料。 　　③敦煌变文。敦煌遗书保存了许多民间说唱文学的变文作品，如《汉将王陵变》、《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等。变文是唐代佛寺禅门讲经同民间说唱文学相结合的产物，是生长于中国民族文化的土壤，秉承汉魏六朝乐府、志怪小说、杂赋等文学传统，并在演绎佛理经义的宗教文学影响和启迪下，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兴文体。它的特点是有说有唱、韵白结合、语言通俗、意旨浅显。题材或取自佛经神变故事，或源于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或直接表现现实斗争中的英雄人物，大都具有浓厚的民间色彩，因而受到僧俗人等的欢迎，成为当时民间喜闻乐见的文学样式。

（4）敦煌话本小说。是唐代民间“说话”艺人讲说故事的底本。其特点是以散文叙述为主，间有少数诗词，并多以历史故事为题材。其中如《庐山远公话》、《叶净能诗》、《韩擒虎话本》、《唐太宗入冥记》等，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人民的理想和愿望。这类话本小说为研究唐代传奇小说的发展和宋元话本小说的渊源，提供了新的资料和探索途径。

（5）敦煌赋。包括两类作品：一是文人赋作，如《文选》中的《西京赋》、《啸赋》，和王绩《元正赋》、刘瑕《驾行温汤赋》、刘长卿《酒赋》、白行简《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等。二是通俗故事赋，如《韩朋赋》、《晏子赋》、《燕子赋》等以“赋”为名的作品，和汉魏六朝以来文人赋不同，它们已初步摆脱骈词俪句的形式，语言通俗畅达、明白如话，故事性强，同小说比较接近。由于是流传民间的作品，故称为“俗赋”。

此外，敦煌遗书内还有以唱词形式出现的《季布骂阵词文》，驳诘议论性的杂文《茶酒论》、《孔子项托相问书》，以及属于宗教文学的“押座文”和一部分“佛赞”、“偈颂”等。

敦煌通俗文学的表现手法虽然比较稚拙，但在艺术上仍有可取之处：

（1）题材多样化。它们在广阔的社会领域展现了佛寺禅门和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不仅有佛国天堂的虚幻描绘，冥界地狱的恐怖场景，也有现实社会的真实记录和人情世态的生动表现。它们或揭露矛盾、抨击现实，或感慨悲怀、触景兴叹，或劝世警俗、讥讽嘲弄，或多或少地触及当时社会的某些弊端，从而丰富了文学创作的内容。

（2）语言通俗化。作为民间流传的通俗文学作品，敦煌文学保存了大量的口语俚词，并具有文学语言的准确精炼性。它所创造的散韵结合、诗文并用的语言体式，尽管还不够完善，但已显示了后代通俗文学的发展方向。

（3）创作方法理想化。敦煌文学既注重对现实的客观描绘，又充分发挥艺术想象来表达人们的意愿，如《韩朋赋》、《叶净能诗》等还能巧妙地把两者糅合在一起，力求塑造出理想同现实相结合的人物形象。这些对后代的诗、词、小说、戏剧和民间说唱文学都有一定的影响。

敦煌通俗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它显示了诗歌、词曲、辞赋、小说、讲唱文学等多种文学样式的来踪去迹，证明了通俗文学同音乐、戏曲、绘画、雕塑等艺术形式的关系，解释了文学发展史上长期模糊不清的某些现象，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郑振铎所著《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中均谈到敦煌通俗文学，实为提倡敦煌文学之先河。

从20世纪20年代起，中国学者开始采集和整理敦煌遗书内的通俗文学作品，罗振玉的《敦煌零拾》(1924)、刘复的《敦煌掇琐》（1925）、许国霖的《敦煌杂录》（1935），分别辑录了曲子、变文、诗词、俚曲、佛曲、词文等多种敦煌写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敦煌通俗文学的研究进入新的时期，先后出版了周绍良的《敦煌变文汇录》、王重民的《敦煌曲子词集》、任二北的《敦煌曲校录》、王重民等编的《敦煌变文集》等专集，发表在报刊杂志的论文、札记亦为数不少，为今后进一步开展研究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