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石刻地图。将地图刻在石上的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6世纪的南朝梁时代，但目前所见最早的石刻地图却是宋代的，而且宋代留下了众多各类石刻地图，成为中国地图史上重要的一页。就地图本身的质量而言，石刻地图并没有什么进步，甚至肯定不如原来绘制的地图，但却能够历经千年战火风霜保存到今天。

在传世的石刻地图中，西安碑林中的《华夷图》和《禹迹图》制作年代最早。《禹迹图》刻于公元1136年4月，《华夷图》的上石时间要晚半年，它们同刻在一块石碑的正反两面，长、宽各约77厘米。

《华夷图》的内容以中国为主，但涉及亚洲的大部分地区，不过四邻部分主要是用文字而不是用图形来表示的。国内部分的山川、湖泊、府州位置等，与实际状况大致相符，但海岸轮廓变形较大，辽东半岛、山东半岛、雷州半岛突出部分的形状尚未表示出来，海南岛的轮廓也失真。图上注出的国名、地名约500个，标出名称的河流13条、湖泊四个、山体10座。图上表示长城的符号很别致，常被后人仿照。一般认为，《华夷图》是根据贾耽的《海内华夷图》绘制的。图右下方刻有“岐学上石”(岐州学校刻石)四个字，当时刻图可能是为了满足教学的需要。学者们对《华夷图》的绘制时间看法不一，大致在11世纪中叶至12世纪初之间。

《禹迹图》采用“计里画方”的办法，横方70，竖方73，共计5110方，每方折地百里，大约相当1：150万。绘有政区名380个，标注名称的河流约80条、山脉70多座、湖泊五个。绘制比较精密，海岸轮廓、河流位置和形状都比《华夷图》更符合实际。该图画有设置于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的颍昌府，而图上黄河下游河道的画法又反映了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前的状况，所以应该绘制于公元1081—1094年间。《禹迹图》很可能就是沈括《守令图》中的一幅小图。

《九域守令图》是1964年在四川省荣县文庙发现的，碑背面刻有“莲宇绍兴巳未眉山史炜建并书郡守□□□”等字，大概是史炜为纪念该地图碑立于莲宇山麓文庙而题。《九域守令图》长130厘米，宽100厘米，大约按1：190万比例尺绘制，是一幅全国政区图。图上有政区名1400多个，州县的相对位置大致正确。除黄河河套以上一段河道外，其他河流的平面形状都比较准确完整；海岸线的轮廓已与今地图接近，是传世的几幅宋代地图中画得最好的一幅。除了使用符号图例外，图上还用了文字图例，以字的大小和加写治所与否来表示行政区划级别的高低。行政区的最低一级是县，这是目前所见最早的以县为基层单位而绘制的全国行政区域图。图上标注名称的河流13条，均注在河的上游。湖名注在圆圈中，山名、水名均套以方框。

现藏在苏州博物馆中的《地理图》由黄裳绘制，时间约在元祐四五年间(公元1089—1090年)，淳祐七年(公元1247年)由王致远刻石。图高221厘米，宽约106厘米。江河、海岸的轮廓大体正确，山脉的画法与现代地图上的自然描景法相似，用符号表示山上茂密的森林和长城。图上有标注名称的山脉120多座、河流60多条、行政区410个。行政区名和山名套以方框，水名套于椭圆圈。

现藏于日本京都东福寺塔头栗棘庵中的《舆地图》拓片，是日本僧人于元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回国时带去的，原图约绘于南宋末年，已失传。该图由两幅拼合而成，每幅高约207厘米，宽约98厘米。四周的中间注有东西南北四个方向。东北绘有女真、室韦、蒙兀、契丹，西北注有高昌、龟兹、乌孙、于阗、疏勒、焉耆、碎叶等地，西南部分绘出天竺、阁婆、三佛裘等，范围比《禹迹图》、《地理图》大，是一幅小范围的亚洲地图。国内部分的山脉用写景法表示，山上加绘森林符号，山名、政区名套方框。水系较详细，河流形状大致正确，但画法欠佳。海岸轮廓有些失真，山东半岛近圆形，与实际出入较大。

同样藏于苏州博物馆的《平江图》，是现存最早的城市平面石刻地图，约绘于绍定二年(公元1229年)，同年刻石。图高276厘米，宽142厘米，具有一定的方位和比例关系。图的中心部分是衙城，分为6个区，四周有城墙和护城河环绕。市区除官署、街道外，还画有与街道平行的纵横交错的河道，寺观庙宇100多个，坊65个，桥梁300多座，相当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平江城(今苏州市)的概貌。城区部分相对位置比较准确，并按一定的比例尺缩绘，城郊主要的山丘、河湖、名胜古迹则择要画入，不按比例尺缩绘。

《静江府城图》(又名《桂州城图》)刻在今桂林市城北鹁鸠〔bojiu伯纠〕山(今名鹦鹉山)南麓三面亭后的石崖上，高320厘米，宽300厘米，是现存最大的城市平面石刻地图，大约绘制于咸淳七八年(公元1271—1272年)间，绘制和刻石人不详。图上绘有山川名胜和主要大街11条，还详细地画出城壕、军营、官署、桥梁、津渡，突出了军事的主题。虽有一定的方位和比例关系，但往往以夸张的方法突出表示某方面的内容，不受比例尺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