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发优势理论的发展

美国社会学家M·列维从现代化的角度将后发优势理论具体化。列维认为后发优势有五点内容：

（1）后发国对现代化的认识要比先发国在自己开始现代化时对现代化认识丰富得多。

（2）后发者可以大量采用和借鉴先发国成熟的计划、技术、设备以及与其相适应的组织结构。

（3）后发国家可以跳越先发国家的一些必经发展阶段，特别是在技术方面。

（4）由于先发国家的发展水平已达到较高阶段，可使后发国家对自己现代化前景有一定的预测。

（5）先发国家可以在资本和技术上对后发国提供帮助。列维尤其提到资本积累问题。认为先发式现代化过程是一个逐步进化的过程，因而对资本的需求也是逐步增强的。后发式现代化因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启动现代化，对资本的需求就会突然大量增加，因此后发国需要特殊的资本积累形式。实行这种资本积累，也必然要有政府的介入。

继列维之后，1989年阿伯拉莫维茨（Abramoitz）又提出了“追赶假说”，即不论是以劳动生产率还是以单位资本收入衡量，一国经济发展的初始水平与其经济增长速度都是呈反向关系的。阿伯拉莫维茨同时指出，这一假说的关键在于把握“潜在”与“现实”的区别，因为这一假说是潜在的而不是现实的，只有在一定的限制下才能成立。第一个限制因素是技术差距，即后发国与先发国之间存在着技术水平的差距，它是经济追赶的重要外在因素，正因为存在技术差距才使经济追赶成为可能。即：生产率水平的落后，使经济的高速发展成为可能。第二个限制因素是社会能力，即通过教育等形成的不同的技术能力，以及具有不同质量的政治、商业、工业和财经制度，它是经济追赶的内在因素。即：与其说是处于一般性的落后状态，不如说是处于技术落后但社会进步的状态，才使一个国家具有经济高速增长的强大潜力。

1993年，伯利兹、保罗·克鲁格曼等（Brezis，PaulKrugman，）在总结发展中国家成功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后发优势的技术发展的“蛙跳”（Leap-flogging）模型。它是指在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本国已有一定的技术创新能力的前提下，后进国可以直接选择和采用某些处于技术生命周期成熟前阶段的技术，以高新技术为起点，在某些领域、某些产业实施技术赶超。1995年，罗伯特·巴罗和萨拉易马丁（RobertJ·Barroandsala-i-martin）假定一国进行技术模仿的成本是该国过去已经模仿的技术种类占现有技术总数量比例的增函数，也就是说，一国过去模仿的技术越多，其继续实行技术模仿的相对成本就越高。1996年，范艾肯（R．VanElkan）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建立了技术转移模仿和创新的一般均衡模型，他强调的是经济欠发达国家可以通过技术的模仿、引进或创新，最终实现技术和经济水平的赶超，转向技术的自我创新阶段。

格申克龙的后发优势理论，首次从理论高度展示了后发国家工业化存在着相对于先进国家而言取得更高时效的可能性，同时也强调了后发国家在工业化进程方面赶上乃至超过先发国家的可能性。列维则强调了现代化进程中，后发国家在认识、技术借鉴、预测等方面所具有的后发优势。阿伯拉莫维茨提出的“追赶假说”，伯利兹、克鲁格曼等提出的“蛙跳模型”（Lenogging），都指出后发国家具有技术性后发优势，并讨论了后发优势“潜在”与“现实”的问题。巴罗和萨拉易马丁以及范艾肯等人又从计量经济学的角度，验证了经济欠发达国家可以通过技术的模仿、引进或创新，最终实现技术和经济水平的赶超。后发优势理论的提出和发展研究，为后发地区的加速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现实途径。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虽然没有专门论述后发优势问题，也没有使用后发优势的概念，但从他们的著作中，从不同的角度谈论了这一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一生都贡献给了他们所追求的共产主义事业，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的成功相对于他们所批判的资本主义而言就是一种后发优势。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是在吸收、继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取得的一切文明成果基础上，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达到高度均衡发展的社会。不发达国家不吸收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是不可能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也就难以实现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列宁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他反复多次地强调要借鉴资本主义的宝贵经验，继承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全部文化遗产，这些经验和遗产包括科学技术、知识和艺术、管理经验与各类人才。列宁认为，在俄国发动社会革命容易，但建设却比西欧发达国家困难得多，因为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明显不足，致使大工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发展程度低，广大群众的民主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不高，封建主义残余和影响较严重等。经典作家们的论述充分显示出他们对这一问题的敏锐观察。

19世纪欧洲的一般模式是，落后国家（德国、意大利等）的工业化往往比工业革命的先行者英国以更快的速度发展。这种“落后的优势”来自于落后国家直接采用当时最先进的技术，而不用承受一开始逐步发展这种技术的代价。落后国家工业化的鲜明特色是突变性和“不连续性”，与先进国家的工业部门之间的前后关联是逐渐自然形成的不同，在落后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必须同时性地建立起各工业部门之间的前后关联。这种“不连续性”和建立产业前后关联的同时性，使得落后国家的政府在工业化中比工业革命先行国的政府作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