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时仲裁制度在我国的发展趋势

临时仲裁制度在我国的从无到有是其必然的发展趋势，在时机更为成熟、制度设计更为完善的情况下，我国的仲裁立法和实践也逐步会有更大的包容性，从而走向双轨制。原因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承认临时仲裁是经济全球化的需要

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交通通信异常发达、世界经济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天，通过约定临时仲裁方式解决争议的做法，已在国际上得到普遍的尊重。《纽约公约》中规定的仲裁裁决既包括常设仲裁机构的裁决，又包括临时仲裁机构的裁决。在香港，常设仲裁机构是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双方当事人既可选择机构仲裁，也可选择临时仲裁。中国融入世界，必须给所有的民事主体平等实现其权利的平台，这是一个文明社会所必须作出的承诺。更重要的是随着国际商事关系的发展，国际商事争议大量发生，中国的当事人也能在同样的游戏规则下实现自己的权益，因为最不公平的是当游戏轮到自己时，规则却发生了变化。

（二）承认临时仲裁有利于我国仲裁事业的长久发展

我国仲裁法之所以没有临时仲裁的法律地位，有多方面的原因，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对仲裁制度的影响是一个主要因素。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临时仲裁没有其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但是，仲裁作为解决经济纠纷的一种有效方式，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专业服务行业,被归入了世界贸易组织界定的“服务贸易”的范畴。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就服务贸易所作的承诺中，仲裁被划入了中介性的专业法律服务行列。

中国加入世贸后不久，HKIAC仲裁员杨良宜先生、郑若骅女士和简家骢先生，在北京举办的“香港仲裁服务如何助您解决国际经贸纠纷”研讨会中特别指出，香港既承认机构仲裁，也承认随意仲裁（即临时仲裁）；HKIAC的仲裁规则既适用本地规则，也适用国际仲裁常用的联合国贸法会仲裁规则，还有简易程序的仲裁规则；香港仲裁裁决既可以通过《纽约公约》在世界其他缔约国获得承认与执行，也可以通过内地与香港的有关法律安排获得内地法院的承认与执行，还可以通过互惠原则在某些特殊地区（如台湾）获得承认与执行。应该说，香港作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其仲裁事业是非常有竞争力的。

资源是有限的，仲裁资源，特别是涉外仲裁的客户资源，其实已经成为全世界仲裁机构或临时仲裁庭的共同财富。当事人在订立仲裁协议时，完全有权在不同国家、地区，不同的仲裁机构以及机构仲裁和临时仲裁之间进行选择。在仲裁协议形成过程中仲裁客户资源的流动性是极为显著的。因此，当事人的选择或多或少地决定了某个国家或地区的仲裁机构、仲裁员的仲裁业务是门庭若市还是门可罗雀。因此，不赋予临时仲裁同样的法律地位不利于我国内地仲裁事业的长久发展。

（三）承认临时仲裁是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应当赋予相应的法律地位

在临时仲裁（adhocarbitration）占主导地位的时代，仲裁员在实体裁决和仲裁程序两方面都拥有决定权并承担责任，当事人在仲裁争议中的命运，完全依赖于仲裁员对争议是非曲直的判断，仲裁员的立场、专业知识和道德水准成为决定仲裁好坏的关键。立法没有规定临时仲裁，可能基于立法者存在对仲裁员公正性的质疑以及对仲裁制度不够规范的考虑。但基于上述因素而舍弃对临时仲裁的保护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不论是机构仲裁还是临时仲裁，实质上都是由仲裁庭独立地处理纠纷，而不是整个机构。“仲裁的全部价值在于仲裁员”，这是国际仲裁界广为人知的格言。事实上，仲裁的实质是仲裁员独立办案，只要遵循仲裁的基本原则和国家法律，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临时仲裁与机构仲裁没有本质的不同。两种方式所作出的裁决均为一次性终局裁决，都具有强制拘束力，在执行时不应有权威性和可信性的差异。其次，对仲裁员的选任问题，在目前我国仲裁员素质良莠不齐的情况下，确实需要对仲裁员的道德标准加以规范，我认为可以借鉴双重标准的美国模式和没有单方指定的欧洲楷模。而关于仲裁员名册，事实上国际许多仲裁机构都没有强制性使用，因为基于人的理性，当事人对自己经济利益的深切关注保证了当事人在没有名册的情况下，一定会注重被选定的仲裁员的全面素质，包括其对法律的掌握和理解力、人品、社会地位等，而绝非随意选定。最后，为弥补临时仲裁的程序规则不完善的缺陷，联合国贸法会于1976年制定了可供临时仲裁庭采用的《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对仲裁程序规则作了较为系统的规定，因而对于发挥临时仲裁的优势，具有不可忽略的借鉴作用。

在私法领域内，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是最核心原则，虽然法无禁止即自由，但没有强制力保证实现的权利绝不是权利。因此对中国来说，是时候通过立法正式承认临时仲裁制度，以法律形式来确认保护当事人的这一初始权利。的确，任何制度的产生都有其历史必然性和存在合理性，也存在许多弊端和不足，但通过制度的设计和相应规范的制定，必然能够趋利避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