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Zhongyi xuepai

[外文]：schools of TCM

在中医学中由于学说师承不同所形成的群体和派别。这种因学术主旨不同而形成不同的学派，是中医历史发展中极为突出的医学现象。一般说来，一个学派的形成应具备三项条件：一是有一个或几个有影响有威望的学术领头人，也就是宗师，例如伤寒学派的宗师是张仲景、河间学派的宗师是刘河间等。二是有一部或数部反映这派观点的传世之作，并保持该学派的研究方法和学术风格，例如医经学派以《内经》为主导著作，围绕脏腑经络、病因病机、养生、治则等展开研究。三是有一大批跟随宗师(包括私淑)的弟子，他们本身也必须是具有一定学术水平的医学人才，例如易水学派的开山鼻祖是张元素，其弟子有李东垣、王好古等人。

在中医药发展史上，学派的形成有一个过程。春秋战国时代，百家蜂起，形成争鸣之势，医学是这股文化洪流的一个重要分支，受主导文化思潮的影响，因立论的学术宗旨不同，研究的角度、方法与手段的不同，以及研究者的哲学观念、所处的地域环境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医疗方式和学术见解，形成用针、用药和重切脉的三大派。西汉时代已汇合为医经和经方两大派别。其中，针灸和切脉者并为医经一派，重视使用药物方剂者则发展为经方派。《汉书·艺文志》明确记载，当时有医经七家，经方十一家。东汉末年，医学家张仲景治疗外感热病卓有疗效，以六经辨证，在理论上奠定了辨证论治的基石，著成《伤寒论》一书，以后其学术络脉承传，成为一大学派。宋代科技发达，儒学打破了汉代经学定于一尊的局面，始有门户之分，这成为中医学家突破意识的前提，形成了金元时代医学家的争鸣局面。《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把这种儒学和医学的相关变迁现象称之为“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在金元时代有被称为“四子学派”的四大医家，即刘完素(即刘河间)、李东垣、张子和、朱丹溪等人，他们各有所长，刘完素创立火热论；李东垣师承于张元素，主补脾，著《脾胃论》；张子和立论邪之法而主攻下；朱丹溪则撰著《阳有余阴不足论》、《相火论》而创立了滋阴学派。此四大家，又据其师传和地域，可概括为以刘完素为代表的河间学派和以张元素、李东垣为代表的易水学派。明清一些医家，在治疗外感热病方面有所创新，在病因上从热立论，提出了卫气营血辨证及三焦辨证方法，由叶天士、吴鞠通、王孟英等一批医学家，发展成为温热学派。清末民初，西医学传入中国以后，有一批中医学家如王宏翰、朱沛文、唐容川、张锡纯等，主张中西医学汇聚而沟通之，而衍成汇通学派。该派虽然历时较短，但提倡取长补短，在一个时期他们办刊兴学，起到传承中医的作用，又成为中西医结合的先导。

中医学派是在实践中不断创新而产生的，各学派都有自己的风格和特长，明代王肯堂在《明医杂著》中就曾说：“外感法仲景，内伤法东垣，热病用河间，杂病用丹溪，一以贯之，斯之大全矣。”中医的学派有明显的继承性，大的学派像医经学派、伤寒学派，能够千余年一代一代继承发展下去而不衰，甚至传到国外，例如在日本流传有伤寒学派和丹溪学派医学。一个学派群体的发展创新能力是个人能力的高倍放大，而且通过学派间的学术争论扩大了认识的广度与深度。例如伤寒学派与温病学派间的争论，河间学派与易水学派之间的争鸣，以及丹溪之学与宣和局方之争论等，促使各学派的认识能力进一步放大，各学派不断吸收他派之长，互相渗透交叉，此起彼伏，汇流成干，形成中医学继往开来的一条长河。

致力于基础理论方面研究的一派。《汉书·艺文志》叙述医经家时说：“医经者，原人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并箴石汤火所施，调百药齐和之所宜，至齐之得，犹慈石取铁，以物相使。”汉代时曾有医经七家，其代表著作有：《黄帝内经》、《黄帝外经》、《扁鹊内经》、《扁鹊外经》、《白氏内经》、《白氏外经》、《白氏旁经》，但仅有《黄帝内经》(简称《内经》)一书承传下来。它从脏腑、经络、病机、诊法、治则、针灸、制方等方面对人体的生理活动、病理变化，以及诊断治则等进行了系统而综合的叙述，《内经》从此成为中医学理论的基础。历代均有研究《内经》、发挥《内经》的医学家及其著作，主要有：梁代全元起著《内经训解》；唐代杨上善著《黄帝内经太素》，王冰著《素问释文》；宋代林亿等著《素问释文新校正》；元代滑寿著《读素问钞》；明代吴崑著《素问吴注》，马莳著《黄帝内经灵枢注证发微》与《黄帝内经素问注证发微》，李中梓著《内经知要》，张景岳著《类经》；清代张志聪著《素问集注》、《灵枢集注》，沈又彭著《医经读》等。

重视运用经验方的一派。《汉书·艺文志》说：“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中医学从用单味药物发展为组合成复方治病，在先秦时代就已经很普遍了，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医书《五十二病方》，即是先秦时代的经方著作。前人在长期医疗实践中，为了不断提高疗效，很重视经验的积累和搜集，如《孔丛子》一书所载：“夫三折股而后为良医，梁丘子遇虺毒而获瘳，虑有与同疾者，必问所以已之方焉，众人为此之故各言其方，欲售之以已人疾也，凡言其方者，称其良也，且以参据所以已方之优劣也。”《汉书·艺文志》载有经方十一家，其中包括《汤液经法》、《泰始黄帝扁鹊俞拊方》、《妇人婴儿方》、《金创瘛方》等，说明西汉时代，经方已成一大派别。经方学派在六朝和唐代成为主导学派，当时著名医学家都有经验方的著作。例如，六朝有陈延之的《小品方》、阮炳的《阮河南药方》、范东阳的《范汪方》、葛洪的《肘后方》、释僧深的《僧深药方》等。唐代经方家三大著作有甑权的《古今录验方》、孙思邈的《千金要方》、王焘的《外台秘要》等。北宋的三大经方家有陈师文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许叔微的《普济本事方》、严用和的《严氏济生方》等；因经验方的盛行，北宋徽宗也曾主持编纂《圣济总录》二百卷，所集有效方剂约2万首，其搜集之富是空前的。元代有危亦林撰著的《世医得效方》。明代有朱棣撰集的《普济方》。清代著经验方的传人仍不绝如缕。

围绕东汉名医张仲景所著《伤寒论》，探讨张仲景论治伤寒(古代外感发热性疾病的总称)的学说和辨证论治规律，以及研究张仲景本人、《伤寒论》版本流传的一批医学家。

自从汉末张仲景著《伤寒论》以来，历史上对它研究的有四五百家之多。该书最早的编次者是晋代的王叔和，他尤其重视从治法研究《伤寒论》。唐代医学家孙思邈晚年才得见张仲景的著作，他在六经分类条文的基础上，又采取突出主方，以方类证的办法整理《伤寒论》，以利临床验用。同时他认为凡疗伤寒，不出麻黄汤、桂枝汤、大青龙汤这三方三法的范围，希望以简驭繁把握《伤寒论》的精髓。但当时张仲景的医著、医术流传不广。《伤寒论》广泛传播并得到深入研究始于宋代。

北宋校正医书局校正的《伤寒论》为学者提供了定本。整理者之一的林亿，率先提出《伤寒论》113方、397法之说。宋代的朱肱、韩祗和、许叔微、庞安时等，均有著述，各抒心得。例如朱肱《类证活人书》认为，《伤寒论》的六经，就是足三阳、足三阴六条经络，这种以经络论六经的见解最先触及了《伤寒论》六经实质这一重要问题。在这一时期，《伤寒论》研究厥功甚伟的是金代的成无己。成氏《注解伤寒论》，首次博引《内经》诸说，以释仲景辨证施治的道理，开引经析论、以经解经的研究法之先例。

至明末，不仅研究《伤寒论》的学者倍增，而且在伤寒学派中又分成许多流派。明代学者治《伤寒论》强调学仲景非拘执其“方”，而是致力于阐扬他的“法”，也就是辨证施治的原则。为了不走因循旧时随方衍义的旧套路，便于阐发《伤寒论》的精华，明末的方有执推出了“错简”说，认为通行的《伤寒论》年代久远，简编错乱，虽经王叔和编次，仍存在不少人为的错乱，因此他提出了自己的重订编次主张。他在《伤寒论条辨》中，削去《伤寒例》，把卫中风、寒伤营、营卫俱中伤风寒立说，并作为仲景原书要旨，其实与孙思邈的麻、桂、青龙三方三法名异而实同。清初喻嘉言附和“错简”说，将方有执的主张又演为“三纲鼎立”说，即“冬月伤寒”为大纲，伤寒六经中以太阳经为大纲，太阳经中又以“风伤卫、寒伤营、风寒两伤营卫”为大纲。喻氏更重视“法”的整理，在方氏《伤寒论条辨》基础上，订正伤寒397法。此后张璐、吴仪洛、程应旄、章楠、周扬俊等，更从而和之，后世称这一派学者为“错简重订派”。他们对王叔和、成无己持非议态度，引起了另一些医家的反对。例如，明末清初张遂辰及其弟子张志聪、张锡驹与错简派针锋相对，认为王叔和、成无己所做的编次注释工作均有助于仲景的《伤寒论》；该书皆仲景原文，绝非错简，不主张随意取去重编；在阐释仲景方法上张氏及弟子亦多有心得。清末陈修园基本上同意这种观点，故现代多称他们为“维护旧论派”。

在《伤寒论》六经的实质及如何更好地归纳《伤寒论》精义方面也有不少争议。如宋代朱肱曾以六经为经络，清代汪琥在《伤寒论辨证广注》中响应：“伤寒之病，必传经络，仲景分六经，不出‘灵枢’经脉。”因此他对六经证候从经络角度予以增删。属于维护旧论派的张志聪和属于错简派的黄元御，在六经的实质上看法倒是一致的，即以六气来分析六经，以脏腑来联系六气。清代的柯韵伯对朱肱的六经为经络之源也持有异议。他认为六经是“经界之经，而非经络之经”，且反对喻嘉言的三纲鼎立说及397法的划分，主张按方类证，如有关桂枝汤的各条文统归桂枝证。其后徐大椿亦仿而行之，谓仲景著书不过是随证立方，本无一定次序可言，于是他以桂枝汤、麻黄汤等12类汤，来归类《伤寒论》113方，从而形成以方类证派。与以方类证不同的是以法类证，代表人物是清代的钱潢和尤在泾。尤氏《伤寒贯珠集》不像其他伤寒家那样拘泥于条文字句，而是另辟蹊径，以正治、权变、斡旋、救逆、类病、明辨、杂治、刺法这八法来概括三阳篇，谓诸法如珠，贯通全论。此外，沈明宗、包诚等则主张分经类证。伤寒学派中的学术主张争奇斗艳，各派通过争鸣，从不同角度对《伤寒论》的理论构架、六经实质、辨证方法、论治精髓等进行了讨论，从而大大提高了中医临证水平，活跃了医家辨证论治的思路。

因创始人刘完素系河北河间人而命名的学派。刘完素生于宋金对峙时期的北方金国，以阐发火热病机，善治火热病证，著《素问玄机原病式》、《宣明论方》、《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三消论》、《伤寒标本心法类萃》、《保童秘要》等学派开山之作。其学派内又有张从正与朱丹溪等人，不仅继承了河间之学，又有自己的创新而卓越成家，后人甚至将张从正、朱丹溪与刘完素、李东垣并列，称金元四大家或四子学派。

以刘完素为代表的河间学派，是以阐发火热病机为中心内容的一个医学流派。开始于研究外感病之火热病机，继而演变为研究内伤之阴虚火旺病机。它促进了中医学病机学说的发展，亦为后来温热学派奠定了基础。

刘完素的火热学说思想，渊源于《素问·热论》和《素问·至真要大论》病机十九条。火热论的主要论点是“六气皆能化火”说。临床运用则分为表里二证，火热在表，则用辛凉、甘寒之法以汗解；火热在里，则用承气诸方以下解；表里俱热，则用防风通圣散、凉膈散以两解之。自完素以后，讨论火热病的理法方药乃自成体系，成为火热论派。

直接承传完素之学的有穆大黄、马宗素、荆山浮屠，浮屠传之罗知悌，罗知悌传之朱丹溪，丹溪传之赵道震、赵以德、虞诚斋、戴元礼、王履、刘叔渊等人，而以朱丹溪最著。私淑完素之学的有张从正、葛雍、镏洪等，以张从正的影响最大。张从正虽言“风从火化，湿与燥兼”，临床亦多采用完素所制诸方，但不都强调“兼并同化”。而谓凡非人体所自有以致病者，不论其为火热与否，概属邪气。主张祛邪务尽、攻邪从速，而倡汗吐下三法以攻邪之说。三法亦分表里，在表汗之，在里或吐或下之，特别是用吐法有得心应手之妙。说明从正师河间而又发展了河间之学，便成为攻邪论者的宗师。

朱丹溪为刘完素的再传弟子，受到完素火热论的启示，发挥为“阳有余阴不足”之说，变六淫之火邪，为内伤之火热。所谓“阳有余”，乃指相火之易于妄动而言，相火妄动，则阴精易伤，是为“阴常不足”，于是提出养阴泻火之法。使河间之火热论一变而为滋阴说，这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纵观河间学派，刘完素、张从正、朱丹溪是该派最具代表性的三大家。其火热论、攻邪论、养阴论三家立说同，各有发明，各尽其妙用，皆足资取法。

易水学派肇始于金代，因创始人张元素是河北易县(金之易州)人而称其为易水学派。该派以张元素著《洁古珍珠囊》、《医学启源》、《洁古家珍》，李东垣著《脾胃论》、《兰室秘藏》、《内外伤辨惑论》，罗天益著《卫生宝鉴》等为代表。该派传人及私淑者还有王好古、薛己、李中梓、张璐、赵献可等名家。易水学派与河间学派之间既有学术争鸣又互相尊重，成为中国医学史上的美谈。

以张元素为代表的易水学派，以研究脏腑病机及其辨证为中心内容。元素之学，先后传于李东垣与王好古，李东垣之学传于罗天益。私淑李东垣的学者，有薛己、张景岳、李中梓诸家。赵献可又私淑薛己。传献可的学者，有高鼓峰、董废翁、吕晚村诸人。张璐对薛己和张景岳二家之学均有所承受。李中梓之学一传沈朗仲，再传马元仪，三传尤在泾。易水学派的师承关系，大体如此，而以张元素、李东垣、张景岳、薛己、李中梓、赵献可六大家最著名。张元素在《灵枢》、《素问》、《中藏经》的脏腑辨证基础上，结合自己的临证实践，以脏腑的寒热虚实论点来分析疾病的发生与演变，探讨脏腑的虚实病机，在当时的诸医学家中是最有成就的。在制方遣药方面，又发明性味归经和引经报使之说，实不愧为一代宗师。李东垣创立“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论点，以脾胃为元气之所出，相火为元气之贼，“火与元气不两立，一胜则一负”，因而发明升阳泻火和甘温除热的用药法度，后世称之为补土派的先导者。张景岳理论上属医经学派，临床则信服张元素、李东垣之学，倡“阳非有余，阴常不足”论，制左归丸、右归丸、左归饮、右归饮诸名方，而为阴阳两补之巨匠。薛己为明代一大临床家，学术思想渊源于张元素、李东垣，同时又遥承王冰、钱乙之说，而重视肾中水火，因而临床多脾肾并重；李中梓重视先后二天，既酷似东垣，又酷似景岳。赵献可虽私淑薛己，而对肾命水火说，独具匠心，提出“两肾各一寸五分之间”为命门，并对六味丸、八味丸大加阐发，广泛应用，以肾命概括脾胃，但又与薛己的学术思想略异。王好古师事张元素、李东垣，而于阳虚的三阴证独有发挥。易水学派还特别留心于精气虚损一面，尤以脾肾虚损最为突出。其临证治疗，多偏于温补，故时人称之为温补学派。

研究温病学而演成的学术流派。温病指起病较急，热象较盛，传变较快，容易化燥伤阴的一类外感热病，包括风温、温热、温疫、温毒、春温、暑温、伏暑、湿温、秋燥、温疟、伏气温病等。温病的研究是在“诸医以伤寒法治之不效”的事实，经实践积累、理论升华而发展起来的。其代表人为叶天士及薛雪、吴鞠通、王孟英等，代表作有《温热论》、《湿热条辨》、《温病条辨》、《温热经纬》等。因温病范畴也属于外感热病，但又与伤寒有所区别，故温病学派在崛起时就有着学术上的争论。温病学家主要研究温病特有的传变规律、察舌验齿等诊断手段和辨证方剂等。但温病学说的理论还不仅限于治疗温病，对杂病辨治也有一定指导价值，温病学派把中医学理论推向了一个新的台阶。

金元时期的河间学派在温病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自刘完素倡“热病只能作热治，不能从寒医”之说后，其门人马宗素《伤寒医鉴》、镏洪《伤寒心要》、常德《伤寒正统》都对此大加阐扬，认为治热之法惟表里二途，力主寒凉药物发表攻里的优点，从而形成“寒凉派”。此后，元末明初王履在《伤寒溯洄集》中，亦提到温病“感天地恶毒之气”，“温暑及时行寒疫、温疟、风温、温毒、温疫等，决不要以伤寒六经诸病通治”。此时对外感热病诊治通行的说法是：“外感宗仲景，热病用河间”，表明外感伤寒和温热病的治疗已逐渐分离。事实上河间学派是温病学派的先驱。

明代末年，温热病流行，诸医用伤寒治法不效，这一新问题促进温病学说在理论上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吴又可在实践基础上，指出当时流行的是温疫，而非伤寒，按疫施治，大获奇效。于是他撰成《温疫论》，提出温疫是戾气所感。他对戾气所入之门(口鼻)、所受之处(客居膜原)及特殊的传变途径均有论述。主张温疫与伤寒应严格区分，治法当以疏利(疏达膜原)和分消(祛邪逐秽)为要务，还提出温病下不厌早，汗不厌迟，总宜顾存津液为原则。这些主张给后世温病学家以很大的启发。此后清初的戴天章，以吴又可之源为基础，详言温疫病状，以分辨气、色、舌、神、脉等诸方面来区别温疫与伤寒，其治法则有汗、下、清、和、补五法。清代乾隆年间，瘟疫又复流行，当时余师愚认为温疫乃运气之淫热，内入于胃，敷布于十二经所致。因此他创制清瘟败毒饮，重用石膏，泻诸经表里之火，对斑疹的辨析亦有说明。这一时期，研究温病的学者逐渐增多，学者们对温热病的病因、症状已有一定的认识，但在其病机理论上尚未能统一，还缺乏更明晰的研究。

清代中叶以后，医家对温病的认识进一步提高。其中核心人物有叶天士、薛雪、吴鞠通、王孟英等。临床大师叶天士提出，新感温邪，上受犯肺，逆传心包。又提出肺主气属卫，心主血属营。他把温邪进入人体的病理过程分为卫、气、营、血四个阶段。提出卫之后方言气，营之后方言血；邪在卫，可汗解，在气乃可清气；初入营分，还须清气透营，即入血分，方可凉血散血等一系列辨治温病的见解。他的言论反映在由其弟子整理的《温热论》中。卫气营血的辨证体系从此确立。此外，叶氏在察舌、验齿、辨斑疹白等方面也有许多卓见。与叶氏同时的薛雪，对温热病之一的湿病，在病因、病机、病证、治法等方面亦有专题系统认识，进一步完善了温病学说。

此后对温病学说发展做出贡献的还有吴鞠通、王孟英等。吴鞠通在深研叶天士医案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心得，写成《温病条辨》，为系统论温热证治之始。他按温热病的传变情况，自上而下地划分为上焦、中焦、下焦三个阶段，建立了三焦辨证纲领。三焦辨证实质上结合脏腑来讨论病位、病势，揭示了温病病程中脏腑病机之间的联系和影响。他将清络、清营、育阴三法作为治病的大法，总结出了桑菊饮、银翘散等一系列与治法相适应的名方，从而确立了温热学派包括病因、病机、诊断、治疗的理论体系。王孟英对温热学派的贡献主要体现在《温热经纬》一书中。此书汇集温病名家学说最多，以《内经》、《伤寒论》为经，叶天士、薛雪诸家论说为纬，广征清代温病学家之论，附以王氏自家评议，淹贯各家之长，不抱门户之见，对温热学说的总结及普及起了较大的作用。温病的研究至此则进入了成熟时期。

清末民初主张将中西医学汇聚沟通的一派医学家。在此主旨下，有试图从理论上汇通者；有在临床上中西药物综合使用者；也有主张借以改进中医或中医科学化者，因他们对中西医为不同理论体系尚缺乏深入了解，致使该派的学说和实践只展现于一时，没能流传下来。但因该派的学者们在一个时期内，致力于兴办学校，创立期刊，意在通过接受新知，取长补短发展中医，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也起到了培养中医人才和传播中医学术的作用。此外，汇通学派还成为其后中西医结合的先声。

中西医汇通思潮是在19世纪中后期西洋医学大量涌入中国而逐渐形成的。西方列强获得自由出入中国各通商口岸的特权后兴办了一些医院、医学校、药厂；传入包括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在内的各种西医书籍，吸收留学生，派遣传教医士来华。两种医学体系的思维方法、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的迥异，必然给传统医学的发展前景带来影响。由于不同的动机、不同的方法，中西医汇通派又有着不同的思潮和方法，在汇通的进程上也有不同的深度和广度。

有一派的思潮认为中医传统的体系是一个完善的系统，是优于西医的体系。但是，他们又不能不承认西医体系中有些值得学习的内容，而学习这些东西，主要是为了保持住中医固有的体系，不至于湮没在西洋医学浪潮的冲击之中。这一派的主要代表是唐容川。他虽然也说过“西医亦有所长，中医岂无所短”的话，希望“不存疆域之见，但求折衷归于一是”，但他认为中医已发展到“气化”的阶段，超越了解剖学的阶段。这种汇通是比较初级的，甚至可以说是貌合神离的。

另一种思潮则认为，中西医这两种体系各有长短，需要互相学习，互相吸收对方的优点，这样才能使中医学继续发展和提高，达到一个新的阶段。也有人认为可以贯通两者之长，形成一个新的体系。这种思潮在中国近代医学发展史上占主导地位，代表人物有朱沛文、恽铁樵、杨则民和张锡纯等人，他们都不同程度地深入学习了西医的知识。

朱沛文主要从生理解剖学的角度出发，认为两个体系各有短长，“各有是非，不能偏主，有宜从华者，有宜从洋者。大约中华儒者精于穷理而拙于格物，西洋智士长于格物而短于穷理”。他反对“空谈名理”，重视“察脏腑官骸体用”，主张把二者结合起来。但他的汇通还没有深入到临床应用阶段。

恽铁樵对西医作了较深入的学习、研究，从理论上阐明了中西医汇通的重要意义。他一方面在著作中与全盘否定、消灭中医的谬论开展论战，维护中医的生存权益；另一方面又主张“欲昌明中医学，自当沟通中西，取长补短”，“吸取西医之长，与之化合，以产生新中医”。认为这种中医是一种“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医学。代表作有《群经见智录》、《生理新语》、《脉学发微》等。

张锡纯不仅从理论上进行中西医学汇通的尝试，更进一步从临床上，尤其是中药与西药的结合方面身体力行，付诸实践，创制出一些中西药结合的治疗方剂。他的代表作是《医学衷中参西录》。杨则民《内经哲学之检讨》则主要从哲学的高度探讨中医理论之提高、中西医辨证和辨病之互通。

汇通派的理论，形成了近代中医发展史上一股强劲的、不容忽视的潮流。近代中医学者大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这股思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