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乳腺癌癌前病变首先从研究乳腺癌癌前病变与乳腺癌两者之间的关系入手，以此来确认乳腺上皮非典型增生在乳腺癌发生上的地位，从而进一步佐证前者即为乳腺癌癌前病变之说。大量的组织形态学研究可表明两者之间关系密切。国外学者在一项前瞻性研究中发现有上皮增生但无不典型变者，患乳腺癌危险性比普通人群高1.5～2.0倍；而有不典型上皮增生者，则比普通人群至少高4～5倍。国内有学者对74例乳腺导管或腺泡上皮Ⅱ级以上非典型增生者进行随访，7年内先后2次活检，共发现10例早期癌变。在共存研究中，有学者对142例乳腺癌癌旁腺病的病理形态进行了观察，发现95%以上腺病性导管上皮出现非典型增生；40.1%显示增生、非典型增生与癌的移行形态；11.3%发现腺病性小叶内上皮多中心癌变灶。由此认为腺病当出现导管上皮重度增生、非典型增生时，与乳腺癌的发生有直接关系。也有学者在11例原位癌旁都找到了不同级别和不同类型的异型小叶，说明异型小叶与癌变关系密切。
　　研究癌前病变发展为癌的演变过程中的生物学行为与结构变化，可以探讨乳腺癌的发生机理，发现具有一定特异性及敏感性的生物学标记，有效地识别癌前病变和癌。
　　有学者发现乳腺增生病变的癌变倾向与其诱发新生血管的能力有关。他们用人乳腺组织兔虹膜种植法进行实验，发现从正常乳腺经单纯增生、非典型增生至癌，随着组织的恶变倾向逐渐增大，其诱发新生血管阳性率也逐渐增高，说明诱发血管能力与恶性倾向有关。而且他们还进一步比较了增生程度相同但分别来源于癌患者和非癌患者的病变，认为癌患者的增生病变与癌区域有连续和过渡，实践中也发现癌患者对侧乳腺增生病变的癌变率较非癌患者为高，他们的实验还发现这些病变诱发新生血管的阳性率也高，说明诱发新生血管的能力与乳腺组织内在的癌变倾向有关。
　　乳腺癌有着不同于正常乳腺的形态及代谢改变。有学者检测了正常及良性乳腺组织、癌旁正常乳腺组织以及恶性乳腺组织的酶活性，发现葡萄糖-6-磷酸脱氢酶（G6PD）活性在恶性组织中明显高于正常及良性乳腺组织；在癌旁正常组织中明显高于非癌旁的正常及良性乳腺组织。这些结果提示：在乳腺癌发生过程中，代谢异常先于形态学改变，所以检测酶活性可有助于发现那些可能发展为乳腺癌的高危人群。近十余年来，乳腺癌雌激素受体（ER）及孕激素受体（PR）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它不仅对指导乳腺癌的内分泌治疗及判断预后意义重大，而且其在癌变过程中的作用机制也愈来愈引起国内外学者们的关注。关于良、恶性乳腺疾病ER的演变，国外有学者发现从正常乳腺组织到良性乳腺病到原位癌到浸润癌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雌激素受体蛋白的连续梯度变化，认为ER阳性率高者癌变可能性较大。而国内有学者发现，乳腺病及纤维腺瘤伴有上皮非典型增生者，ER及PR含量显著高于无非典型增生者；乳腺癌ER及PR含量明显低于乳腺良性疾病。从而提示非典型增生在生物学特性未发生质变之前，其结构及功能仍较完整，在雌激素的刺激下使ER、PR的合成不断增加，对雌激素的依赖性、敏感性也同步增加。一旦细胞发生恶变，其结构与功能也发生剧变，导致ER及PR的合成减少，癌细胞对激素的依赖性下降，并随细胞分化程度而降低，最终变为“自主性细胞”。说明了癌变过程中性激素受体演变的规律。还有学者认为DNA在细胞核内的数量、分布及形态能够反映细胞恶变的状况，他们比较在人乳腺癌、癌旁单纯增生、异型增生及正常导管上皮细胞核内DNA含量，结果表明：癌细胞核内的DNA含量明显高于正常和癌旁上皮，癌旁异型增生的程度与DNA含量之间有着内在联系，多倍体的出现是细胞恶变的早期表现，局部细胞癌变时DNA含量明显增高。因此认为检测细胞核内DNA含量对乳癌的诊断、癌及癌前病变的分级以及早期发现癌变趋势具有重要意义。此外，也有一些学者报道，肿瘤相关性抗原、凝集素受体等在乳腺癌癌变过程中均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关于癌基因及抑癌基因的研究有了很大进展，从分子水平为乳腺癌癌前病变的研究带来更好的前景。
　　此外，积极研究治疗良性乳腺病也是研究乳腺癌癌前病变的又一重要途径。既然良性乳腺病，如乳腺增生病中的上皮增生、乳腺导管内乳头状瘤及乳腺大囊肿等病均有一定的癌变率，那么研究这些疾病的发病机理，探讨其发生发展规律并予以积极治疗，观察在治疗过程中疾病的转归，即可对良性乳腺病的癌变过程及对其发生影响的相关因素有一些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