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包括读《带灯》有感、带灯读后感（1010字）、贾平凹带灯读后感（1058字）、《带灯》读后感（1158字）等1000字、1100字、1200字、2000字左右的读后感作文6篇，供您参阅。

带灯读后感_1010字

读了《带灯》以后，我才明白这个身在世俗中的作家对世俗有着怎样深刻的理解。我到过他的家乡丹凤，我见到过那秦岭秀丽的山水，也见到过从外面一看就知道是如何贫穷的一家人在居住的土宅。那里就是现实中的樱镇。那里生存着一个个被生活压抑和扭曲的人变成他书中的人物，或艰难营生，或撒泼耍滑。这个活在世俗中的作家身在其中体会着那些人的艰难和苦涩，世情百态就从那个真实的环境中通过作家的笔流入书里，一切都自然而然，毫无夸张。

小说里有太多现实的困境，而这些故事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农村里都在上演，阴影一样笼罩着生活在那里的人们。无力的挣扎就是不断地上访和被截访。但谁都无能为力，小说里的比喻很精辟，基层的问题像陈年的蜘蛛网，动哪里都是灰尘。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里，带灯这样一个人的存在，是美好而纠结的。我诧异于贾平凹对一个女性心理活动描写的真实生动，他是凭什么创造出带灯这样的人，他是怎么懂得一个这样特殊的女人的。当带灯有那么些话让我的心咯噔一响的时候，我就越是诧异。尽管他在后记里说明现实里确实存在一个带灯是他写作的原型，我还是怀疑。我觉得小说里的带灯一半是现实里的带灯，另一半是作家自己。前一半是一个浪漫的乡镇女干部在现实里挣扎，后一半是作家自己也在世俗的生活中努力地维持着内心的柔软和敏锐。他不应该是彻底坠入现实的，不然他不会写出带灯的挣扎。我想他应该是回忆起了曾经贫瘠的年代里他身在农村而不得不经历过的。我因此而原谅了作家的“身在世俗而游刃有余”。

读到小说的后面，我其实觉得有些不忍读下去，我怕带灯会受到打击，我知道早晚会的，直到昨天晚上我一口气读了两家族打架到最后带灯犯了夜游症及结束。让这个过程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完成能让我舒服一些。竹子看到带灯夜游跟疯子追鬼的一段着实让我心里也惊悚了一阵，也更让我难过。我幼稚地以为这是作者想解释带灯的聪慧灵气从何而来，她为什么总能感受到常人感觉不到感受，这样的人最终当然也会被常人认为是疯子。那个浪漫的，悄悄地追寻着美好的带灯就此消失了。

我喜欢带灯，她给我很多内心的震动。她用纯真简单的感情看自然，她坐在田野里看书，她也用她自己的思维思考人和自然的关系，她看的透周围人的奸滑但她依然选择正直和善良，她抽着烟闷着想元天亮的神情，她说自己的婚姻和感情：尽管所有女人都可能是妻子，但只有极少幸运的妻子能成为真正的女人。

最后萤火虫那微弱的光还是熄灭了，还好，在熄灭之前她看到了萤火虫阵。

成语无能为力：不能施展力量。指使不上劲或没有能力去做好某件事情、解决某个问题。如：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十四：“此罪至重，微我难解脱，即释迦牟尼亦无能为力也。”又如：使兵饷顿竭，忠臣流涕顿足而叹，无能为力，惟有一死以报国，不亦大可哀乎？——清·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卷八·史阁部书》

成语自然而然：自由发展，必然这样。指非人力干预而自然如此。如：《牟子理惑篇》：“夫吉凶之与善恶，犹善恶之乘形声，自然而然，不得相免也。”又如：不知怎的自然而然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慨。——清·文康《儿女英雄传》第18回

贾平凹带灯读后感_1058字

学期末，忙完监考、阅卷、录入成绩、提交文档诸般事宜，总算有了自己可以自由支配的完整时间。人毕竟是社会性动物，既占用着他人的时间，也被别人占用着自己的时间，这种时间的共享也是社会性的一方面吧。

12月导师来津，闲聊中他说起贾平凹先生年底又有新作问世，名为《带灯》，也就留意起来。在网上看到这部长篇于1月15日发行，算着日子在网上购买，下午发出订单第二天一早就拿到手里开始阅读了！贾老师属龙，创作常求变幻，每部长篇的叙事与描述总求变化：《秦腔》如崖面石刻，文中人物各有其位，蔚为壮观；《高兴》则笔墨集中，关注百花园中一株孤芳自赏的草本植物的每日成长；到了《古炉》混沌之中又以狗尿苔，一个十三四岁、柔弱而满是幻想的孩子的视角来串起古炉村的点点滴滴；在新作《带灯》中，贾平凹先生观足球赛受到启发，在小说叙事中注重细节而有意识弱化情节，通过主人公带灯——一位乡镇综治办女干事所经历的七零八碎的农村琐事和农民与农民、与政府的纷争以及带灯对走出乡镇的名人元天亮的单相思来推动叙述，作者还特意为每篇故事加上了标题，降低了读者阅读长篇的枯燥感。

《带灯》承袭贾平凹先生一贯的平民立场，一如既往地扎根农村生活，以当下发生在陕南农村的点滴来映射中国当代社会的矛盾与冲突，具有一定前瞻性与强烈人文关怀。正如贾平凹先生在后记中所言：当下文学危机归根到底是社会危机。而中国社会在经济高速发展繁荣之下，仍潜伏着危机：《带灯》描写的时下农村生活与基层管理就是很好的展现。小说的高潮当在后半部分所发生的薛、元两家因经济利益而发生的斗殴事件，场景与《古炉》中文革时期的武斗颇为相似，只是前者出于经济利益，后者因为政治立场。毛主席曾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社会历经巨大变革的年代，农村就是广袤无垠的荒原，处理不当，会引起燎原大火吧。从这一角度看，贾平凹老师仍赋予新作忧患意识，但不同于《古炉》中将说书人所宣讲的孔孟之道以安抚民心、唤醒民性的出路寻求，《带灯》并未刻意寻求农村危机的解决之道，只是客观叙述与呈现。同时，新作中对个人命运的关注和思索也令人印象深刻：女主人公的名字叫莹，后改名为带灯，佛语说“一灯能除千年暗”，但个人力量与社会趋势和群体利益相比，不正是流萤之光与日月之明吗？这或许就是为何作者在新作封面上写道：“一只在暗夜里自我燃烧的小虫，一次螳臂当车的抗争，一颗在浊世索求光明的灵魂”来对小说加以概括吧！

真正意义上的小说，随城市繁衍而生，是市民文学的产物，本就满是琐事，言近而旨远。贾平凹先生的新作《带灯》就是这样的作品。

成语市民文学：封建社会后期，适应城市居民需要而产生的一种文学。内容大多描写市民社会的生活和悲欢离合的故事，反映市民阶层的思想和愿望。宋元明话本是其代表作品。如：这些市民文学是登不得大雅之堂的。

成语悲欢离合：悲伤、欢乐、离散、聚会。泛指生活中经历的各种境遇和由此产生的各种心情。如：宋·苏轼《水调歌头》词：“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睛阳缺，此事古难全。”又如：童年的记忆最单纯最真切，影响最深最久，种种悲欢离合，回想起来最有意思。——朱自清《我是扬州人》

《带灯》读后感_1158字

读着贾平凹先生今年新出的小说《带灯》，我走进了那个秦岭深处的风光秀丽而又贫困的村镇——樱镇。伴随着主人公带灯走进了那个镇政府大院，窥见了当前乡镇干部内心的隐秘，她的喜怒哀乐是那么的真实可感，最让我难以释怀的是她内心的纠结与矛盾，还有她的隐痛。她的痛苦是深厉的：或许我的命运就是佛桌边燃烧的红蜡，火焰向上，泪流向下。这比喻多么的贴切与恰当啊！一心向上，把工作干好，可努力却未必有回报，天道也未必酬勤，换来的只有苦楚的泪水在一个无人的角落里悄然滑落。直至最后成了乡民械斗的替罪羊，她努力的抗争归于失败，那颗在浊世间索求光明的灵魂失落了，一个聪秀能干善良灵巧的青年干部被折磨成一个疯疯癫癫的人。

带灯，本名萤，得知萤火虫生于腐草时，则坚决改了名字。而事实上带灯不过是萤火虫的一个别称罢了。作为镇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她所面对的大多是乡村里的一些难缠的人和事。她同情农民，想着法子维护他们的利益，却又不得不执行领导的命令，极力维护基层社会稳定，为领导的仕途升迁保驾护航。为了安抚上访者绞尽脑汁，一听说有上访者到县里了，就不顾一切去阻拦，想方设法化解矛盾，可矛盾又往往不易化解，尽管矛盾的成因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处处为百姓着想，百姓却未必领情，甚至恩将仇报；处处为领导排忧解难，却无法让领导高兴。工作的苦烦，生活的无奈，情感的挫败，将她狠力地折磨。与元天亮的通信，成了她抚慰心伤的一缕春风。尽管几乎得不到回信，可她还是一直写，用这种方式使自己暂时摆脱现实中的杂乱沉闷，寻到了避风的港湾。她对元天亮的单相思，如清水般纯洁，完全是精神上的爱恋，不沾染一丝儿的尘灰。

小说中反映出的社会问题颇值得我们深思。马副镇长为了补身子吃胎儿肉，见难以升迁，就破罐子破摔。见好处就上，有事就躲。书记、镇长不在，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摆大领导的谱。书记为了仕途，竟然找理由瞒报洪水淹死的人数，而且说得冠冕堂皇，脸不红心不跳，对于不同意见的人大力弹压，出事了就把责任推给替罪羊。有的乡镇干部为了打压上访人员竟然私设公堂，刑讯逼供，领导知道后不但不怪罪，反而夸奖。把上访人员当病人送医院，领导来视察，怕人拦道告状，就把那些可能捣乱的人安个罪名抓进派出所。官商结合办工厂，不顾长远利益，纵容地痞流氓为非作歹。为了政绩树立假模范。在矿区打工的农民遇难后，赔偿金难以落实，乡镇干部对此无作为。村干部作威作福，称群众为刁民，修路时为了敛财不顾质量，结果修好的路一场大雨就冲得稀巴烂……

带灯，就是一只萤火虫，牺牲了自己暖亮着乡村，默默无闻的贡献着，期待着，抗争着，也痛苦着。她是当前有良知、有责任感却又面对着重重压力终难有所作为的基层干部的典型代表。这一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是作者写作上的一大突破与自我超越，也为繁荣中国当代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

成语喜怒哀乐：喜欢、恼怒、悲哀、快乐。泛指人的各种不同的感情。如：《礼记·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又如：虽是海外之邦，不过言语不同，衣服有异，那喜怒哀乐的人情，原是一样的。——清·陈忱《水浒后传》第三十一回

成语为非作歹：做种种坏事。如：元·尚仲贤《柳毅传书》：“我且拿起来，只一口将他吞于腹中，看道可还有本事为非作歹。”又如：我说的是好话，不过叫你心里留神，并没叫你去为非作歹。——清·曹雪芹《红楼梦》第五十七回

贾平凹带灯读后感_1229字

文/齐云轲

读着贾平凹先生今年新出的小说《带灯》，我走进了那个秦岭深处的风光秀丽而又贫困的村镇——樱镇。伴随着主人公带灯走进了那个镇政府大院，窥见了当前乡镇干部内心的隐秘，她的喜怒哀乐是那么的真实可感，最让我难以释怀的是她内心的纠结与矛盾，还有她的隐痛。她的痛苦是深厉的：或许我的命运就是佛桌边燃烧的红蜡，火焰向上，泪流向下。这比喻多么的贴切与恰当啊！一心向上，把工作干好，可努力却未必有回报，天道也未必酬勤，换来的只有苦楚的泪水在一个无人的角落里悄然滑落。直至最后成了乡民械斗的替罪羊，她努力的抗争归于失败，那颗在浊世间索求光明的灵魂失落了，一个聪秀能干善良灵巧的青年干部被折磨成一个疯疯癫癫的人。

带灯，本名萤，得知萤火虫生于腐草时，则坚决改了名字。而事实上带灯不过是萤火虫的一个别称罢了。作为镇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她所面对的大多是乡村里的一些难缠的人和事。她同情农民，想着法子维护他们的利益，却又不得不执行领导的命令，极力维护基层社会稳定，为领导的仕途升迁保驾护航。为了安抚上访者绞尽脑汁，一听说有上访者到县里了，就不顾一切去阻拦，想方设法化解矛盾，可矛盾又往往不易化解，尽管矛盾的成因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处处为百姓着想，百姓却未必领情，甚至恩将仇报；处处为领导排忧解难，却无法让领导高兴。工作的苦烦，生活的无奈，情感的挫败，将她狠力地折磨。与元天亮的通信，成了她抚慰心伤的一缕春风。尽管几乎得不到回信，可她还是一直写，用这种方式使自己暂时摆脱现实中的杂乱沉闷，寻到了避风的港湾。她对元天亮的单相思，如清水般纯洁，完全是精神上的爱恋，不沾染一丝儿的尘灰。

小说中反映出的社会问题颇值得我们深思。马副镇长为了补身子吃胎儿肉，见难以升迁，就破罐子破摔。见好处就上，有事就躲。书记、镇长不在，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摆大领导的谱。书记为了仕途，竟然找理由瞒报洪水淹死的人数，而且说得冠冕堂皇，脸不红心不跳，对于不同意见的人大力弹压，出事了就把责任推给替罪羊。有的乡镇干部为了打压上访人员竟然私设公堂，刑讯逼供，领导知道后不但不怪罪，反而夸奖。把上访人员当病人送医院，领导来视察，怕人拦道告状，就把那些可能捣乱的人安个罪名抓进派出所。官商结合办工厂，不顾长远利益，纵容地痞流氓为非作歹。为了政绩树立假模范。在矿区打工的农民遇难后，赔偿金难以落实，乡镇干部对此无作为。村干部作威作福，称群众为刁民，修路时为了敛财不顾质量，结果修好的路一场大雨就冲得稀巴烂……如果说作者2002年出的小说《病相报告》，是解放前到改革开放时期社会病相的报告的话，那么，本书又何尝不是当前社会的病相报告呢？

带灯，就是一只萤火虫，牺牲了自己暖亮着乡村，默默无闻的贡献着，期待着，抗争着，也痛苦着。她是当前有良知、有责任感却又面对着重重压力终难有所作为的基层干部的典型代表。这一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是作者写作上的一大突破与自我超越，也为繁荣中国当代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

成语想方设法：想种种办法。如：叶圣陶《得失》：“教的一篇若是白话，看来看去差不多没有几句需要讲明的；然而也得想方设法，把五十分钟敷衍过去。”又如：我想方设法也要办到。

成语单相思：男女之间只有单方面的爱恋思慕。也比喻双方中只有一方有愿望或热情。如：明·高濂《玉簪记·村郎闹会》：“只见些花落东风点绿苔，佩环声，归仙宅，单相思今空害。”又如：她一味在单相思，根本不敢主动表达爱慕之情。

《带灯》读后感_1992字

偶然的机会，看到作家贾平凹有了新作《带灯》，于是在网上搜，在书店找，都没有结果。后来，在一家网站看到了，却是半截。于是又从网上邮购了刊登有《带灯》的两期《收获》杂志，终于读了个痛快。我为什么会对这篇小说这么上心？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我喜欢贾平凹的作品，另一个就是这篇小说的内容反映的是乡镇综治办主任的生活。而我，也是一名乡镇干部，从内心来讲，想看一看大作家笔下的乡镇干部和乡镇干部的生活。

带灯开始的名字叫做萤，即萤火虫，就是在黑夜里尾部发光的小昆虫。这个形象，是我国文学中的一个暂新的形象，带灯漂亮，善良，聪明，勇敢，有主见。她同时又有大多数乡镇干部都具有的那种老练，却不世故，这一点很难得。看到老上访户的困难，她也会同情，并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他们解决实际困难。甚至看到在大矿区打工染上矽肺病的十几个人之后，主动收集证据，为他们的赔偿上下奔波。面对越来越严峻的维护稳定形势，带灯在尽自己最大努力的同时，也感到无奈。于是就有了给远在省城的陌生的元天亮写信的冲动，并且一发不可收。这些给元天亮的信，既是带灯的精神寄托，又是带灯柔弱内心的展示。到后来，这些信中明显透漏出带灯对元天亮的隐秘的感情，柏拉图式的精神恋。通篇小说当中，带灯的办公室，就是带灯的家，带灯的丈夫只出现了一次，丈夫到樱镇，按照常理，小别胜新婚，但我们看不到带灯丈夫对带灯的感情，同样带灯对丈夫的感情也没有，最后一夜，他们在一起了，却又以争吵而结束。家庭感情的缺失，是带灯这个正常女人在给元天亮的信中流露感情的现实基础。从寓意上来讲，带灯自己的一点微弱的光芒太渺小，她渴望更多的光芒，来照亮自己，这就只有“天亮”，于是就有了带灯飞蛾投火般的举动，不停地给元天亮写信，倾诉衷肠。

带灯的命运，其实在一开始担任综治主任时就注定了的，维稳维稳，越维越不稳。上访户的问题越解决越多，老问题没有解决，更多新问题又产生了。换言之，别的工作可能干了就会有成果，一份努力一分收获，但是，唯独维稳工作是不可能有看的见的成果的。小说写到市上书记到樱镇时，带灯竹子她们想方设法堵截老上访户的情形，相信大多数乡镇干部都亲身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吧。在我们本地，就有乡镇干部在同样的情形下，把老上访户缠住下棋，喝酒的事情发生过，后来上访户反映的上面，答复是：方法欠妥！还有一次，省上的检查，全镇干部出动，到各个路口布哨堵截，直到省上检查组走了之后才撤退。就像小朋友玩的抓特务的游戏。在元薛两家冲突事件中，可以说，带灯作为综治主任，是尽心尽力了，听到信息后一方面向上级汇报，另一方面自己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尽最大努力控制事态扩展，但是，矛盾还是不可避免地激化了。最后，带灯和竹子被错误处理了，成了替罪羊，而非法审批沙场的秘书、樱镇书记、镇长，以及在镇上看家的直接责任人马副镇长却没事儿。

小说中对马副镇长的塑造也很成功，这个副镇长本事不大，毛病却多。他是乡镇上的老油条，只知道索取，不知道回报，整天只嫌自己的官小了，不掂量自己能干什么。遇事先想自己的退路，不考虑群众利益。跟带灯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有一个细节描写的很好，揭示了马副镇长们的本质，那就是吃引产的胎儿，这样尸位素餐的干部，可不就是吃人和害人的人吗？记忆中，只有鲁迅的作品《狂人日记》中提到吃人的情节。或许胎儿蒸了吃，确实是大补之物？

也许是在基层这几年的经历让我接触到了一些小说反映的生活真实，无论多么精彩的小说，都反映不出现实生活的丰富内容。看了小说《带灯》之后，总觉得意犹未尽，也许是作者在刻意回避着一些深层次上的农村矛盾。例如拆迁矛盾，征地矛盾，项目建设矛盾等等吧，这些，在当前农村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尖锐矛盾，小说概未涉及。又譬如，在今天早晨，一辆摩托车将一位60多岁的老人撞死，家属又将尸体停在了公路旁边，讨要说法，这些都是综治维稳工作的日常工作做。从这个层次上来说，这篇小说还有待深入，或者说还有描写的遗憾。现在农民有粮食补贴、养老保险、农村低保，乡镇干部的主要工作大都是为农民发放这些惠民资金。这样，经常听到的一些话就是，现在的农民再不管理，就会惯坏了他们，尤其是看到农民上访，群体性事件的时候，更是有人这样感叹。当然说这话的都是干部，这也还是延续了几千年的官本位思想在作祟。其实，农村的进步，并不是发一些钱，修几座新房子，建几座假山那么简单。

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吧，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从引起社会关注的角度来说，小说《带灯》是开了先河，比起那些反映农村生活动不动就先让主人公发家致富，再让主人公竞选当上村干部的皆大欢喜的作品，小说《带灯》有一定的深度，这就够了！

毕竟小说只是小说，仅此而已。

成语飞蛾投火：象蛾子扑火一样。比喻自找死路、自取灭亡。如：《梁书·到溉传》：“如飞蛾之赴火，岂焚身之可吝。”又如：不然进入他家，如飞蛾投火一般，坑你上不上，下不下，那时悔之晚矣。——明·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词话》第十七回

成语悔之晚矣：后悔已经晚了。如：《大宋宣和遗事》：“万一有奸邪叵测之情，陛下悔之晚矣！”又如：小沛原非久居之地。今徐州既有可乘之隙，失此不取，悔之晚矣。——明·罗贯中《三国演义》第十四回

《带灯》读后感_2085字

终于读完了《带灯》。说“终于”，是因为读得不是很顺畅。《带灯》一改作者以往的写作习惯与情节安排，有了新的叙事方式，因而增加了欣赏障碍；有了去故事性的谋篇布局，因而减少了阅读快感。叙事铺陈与细节描写浑然一体，乡村生态与人物枝蔓骨肉相连，吝啬笔墨于故事铺排，侧重描绘于细枝末叶，近似工笔却有着漫画式的人物对白，酷似小品却有着大写意的人物勾勒，揭示人性本真而不作是非褒贬，梳理矛盾渊源而不作黑白鉴定。语言载体的节奏感与娱乐感被弱化、淡化、边缘化，文字释放的生活信息与原生态风情互动、互生，交相辉映。渐进式演义，解剖般展开，抒情消弭于沉重，赏心抑制于沉思，阅读的趣味被稀释，咀嚼的本能被刺激。不知不觉中仿佛步入隧洞的幽暗，兴趣与退缩并生，欲罢不能，便鼓足了勇气前行。读完了《带灯》，没有长长地抒一口气，却久久地陷入了莫名其妙的困惑，心口仿佛被噎着、堵着，不吐不快，却吐不出来。带灯！带灯！带灯是萤火吗？萤火是带灯吗？掩卷《带灯》，却不能掩卷惆怅！

《带灯》是贾平凹的。只有贾平凹能写出《带灯》，只有《带灯》能证明贾平凹就是贾平凹！不管他怎样刻意地寻求突破与变化，《带灯》摆脱不了贾平凹的惯性思维与智性语言，抹不去他特立独行、一以贯之的贾氏印记。人物对白风趣自然，却非原汁原味；情节演进跳跃舒缓，却利于细节回味。《带灯》虽然抛弃了戏剧化的小说叙事方略，却受制于贾平凹个性化的小说创作谋划，即使句式组合近似于刻意，冷色幽默与浅显讽喻却如影随形。贾平凹经营文字如同经纬纺织，只见走绣，不见针脚，巧夺天工如同蜂之筑巢、蚕之作茧，看似轻描淡写，却有信息积聚释放。上下语境，左右关联，一脉想通。我不知道是散文成就了贾平凹的小说优美，还是小说成就了贾平凹的散文空灵，反正贾平凹永远是贾平凹，我笔写我禅，理解不理解，悉听尊便。故此，《带灯》即使不署名，熟悉贾氏风格的人，读数行便知《带灯》手笔非贾平凹莫属。

《带灯》是文学的。如果阅读只停留在字面上，《带灯》会给人一系列的非文学、超文学错觉。有人以为《带灯》类乡村纪录片，或以为《带灯》的现实意义超越了小说的叙事文本。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错觉，可能是一些读者先入为主，或者带着另一种有色眼镜，或者是一厢情愿式的个人曲解。无论怎样解读《带灯》，都不能忘记《带灯》的小说家言本色，《带灯》是形变神不变，可能比《浮躁》《秦腔》甚至《废都》更小说，因而更文学。古往今来，通俗不是文学的唯一属性，雅俗共赏只是文学的形式兼顾，实际上越是文学的，越逼近禅，亲近混沌，接近模糊，拒绝脸谱化，远离戏剧渲染。人生如戏，照搬现实就有戏。当然，《带灯》不是照搬，是庖丁解牛，剖开了社会的一个横截面。《带灯》如同云横秦岭，远近高低，各是各的姿态、变化，不是风景，胜似风景；《带灯》如同万绿丛中一点红，红的是玫瑰花鲜艳，带刺，刺扎人但仍是玫瑰，不是荆棘。《带灯》不能浏览，浏览则窒息灵感反应，蒙蔽心智拓展，自己把自己推向误读的深渊；必须品读，品读则屏退错觉，驱除心魔，于文字欣赏中回味，于回味中感悟小说之妙。会心一笑，能呼吸人性的芳香；灵机一动，能体会语言的睿智；揪心般的隐痛，是因为心与字里行间的气场沟通，有了不由自主的共鸣。我说《带灯》是文学的，因为《带灯》聚集了文学所有的元素而羽化成魔幻般的萤火虫阵。

《带灯》是现实的。文学是现实的载体，现实是文学的土壤。《带灯》的横空出世，是呼之欲出，而非无病呻吟。作家不是生活在空中楼阁，而是与现实同呼吸，共命运。蜜蜂酿蜜是蜜蜂的本事，作家创作是作家的宿命。贾平凹是泥土里滚爬摔打过的文学家，身隐都市却魂游乡村；乡村渐行渐远，却与他藕断丝连；他叹息着传统乡村的蜕变，也关注着当下乡村的命运。他如同一个江湖行走的游医，阅历丰富，见多识广，望闻问切是本能更是本事。他的《带灯》应该是望闻问切中的病历笔记。乡村在疼痛，作者也在疼痛。《带灯》给人的强烈感受是带灯的所见所闻与所为，如同作者亲历；带灯的所思所悟与困惑，如同作者呓语。作者写活了无助的带灯，也写活了无助的乡村；作者咏叹了孤独的带灯，也咏叹了孤独的人生。带灯是现实的良心，却受制于现实的摆布。带灯啊带灯，叫人如何不悲悯！

《带灯》是中国的。这不言而喻。带灯是个小人物，却肩负了一个大责任。谁能想象，在一个并不偏远的乡村，有一位弱女子充当着基层社会的润滑剂与基层矛盾的万金油。说她无职无权，她是镇政府综治办主任，村民对她不能不敬，她能舒缓村民的苦头，也能给予村民甜头；说她有职有权，她不过是镇政府的灭火器，领导指向哪里，她就得出现在哪里。不能说她没有能力，她的工作因为她而有声有色；不能说她不尽职责，她的脚踏实地使她起早贪黑。置身在权力与法纪、利益与是非纠葛、纠缠、纠结的漩涡之中，她清醒却束手束脚，她努力却捉襟见肘，她抗争却事与愿违。她的角色便是她的宿命，注定要做替罪羊、牺牲品。掩卷之后，不能不想：唉，中国有多少个带灯呢？《带灯》文学意义的延伸与超越可能在这里，《带灯》容易被误读的原因也可能在这里。

《带灯》给了当代中国文学与社会的一个双向反思的样板。

成语一厢情愿：指单方面的愿望或不考虑客观实际情况的主观意愿。同“一相情愿”。如：金·王若虚《滹南遗老集》：“晏殊以为柳胜韩，李淑又谓刘胜柳，所谓‘一厢情愿’。”又如：有人说：‘你这是一厢情愿，石敢同意去吗？’ ——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

成语轻描淡写：轻描淡写[qīng miáo dàn xiě]，意指指戏剧中着力不多的描绘或叙述。语或本明·祁彪佳《远山堂曲品·能品·弄珠楼》。後用“轻描淡写”形容言论或写作时，避开关键，将重点轻轻带过。[源] 明·祁彪佳《远山堂曲品·能品·弄珠楼》（据《中国古典戏曲论着集成·第六册》引）轻描淡染，不欲一境落於平实。但姓名之错认，创於《拜月》，遂多为不善曲者所袭。无功今之作手，何不别寻结构耶？[典故]“轻描淡写”原作“轻描淡染”。指着力不多的描绘或叙述。见於明代祁彪佳《弄珠楼》曲的评论。祁彪佳（西元1602～1645），明末浙江山阴人，字弘吉，号虎子，是明代的戏曲理论家、剧作家。清兵入关次年杭州陷落，他开始绝食，後自沉於池中殉国。其父是一位藏书家，藏书丰富，其中尤以戏剧作品蒐罗最多。祁彪佳通晓声律，善唱曲，也喜爱看戏，还以家藏的杂剧和传奇作品，撰写了杂剧剧评《远山堂剧品》和传奇剧评《远山堂曲品》，是研究明代戏剧的重要文献。祁彪佳在《远山堂曲品》中将自己所收的传奇剧目分为妙、雅、逸、艳、能、具六品，另有杂调一类，专收弋阳诸腔剧目。他在评论戏曲《弄珠楼》时，提到它的特色是着力不多的描绘和叙述手法，不让情境落於平实。後来“轻描淡写”这句成语可能就从这里演变而出，用来形容言论或写作时，避开关键，将重点轻轻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