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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的记叙文学传统可以溯源到丰富的神话、传奇和民间传说，其中一直流传至今的最古老的典型是《三国史记》（1145）和《三国遣事》（1285）里的记载。金时习（1435-1493）用汉文写的《金龟新传》通常被认为是韩国小说的创始。这部书保存下来的只有第一册，包括五个故事。这些故事的特点在于背景是韩国背景，结局是悲剧，不同于以前的作品总是用中国背景和皆大欢喜的结局。

韩文白话体小说始于许筠（1569-1618）的名著《洪吉童传》。书中描写主人公如何成了一伙盗贼的首领，最后又如何在栗岛建立了一个无阶级的世外桃源。小说鼓吹废除阶级制度，肃清贪污，消灭贪官污吏的滥用职权。

金万重（1637-1692）的《九云梦》（1689）标志韩国长篇小说时代的开始。故事说的是一个佛教僧人梦见自己转世成为一个儒家名士并做了大官。《九云梦》运用成熟的象征主义笔法探讨了佛教与儒教之间在对待生活的态度上的紧张关系。这部小说的主题体现在书名上：《九云梦》。在如处云端的梦境里，现实的真实面貌给隐藏起来了。这意味着人的不完美境界。

《谢氏南征记》（1690）也是金万重所著，是讽刺蓄妾制度的小说，矛头针对肃宗对待仁显王后的行为。

17世纪时，强调实际经验知识和切合实际的生活的“实学”兴起。随之，文学表达体裁开始从诗走向散文。一种新的、以讽刺当时社会各种偏见为内容的比较现实主义的小说也开始出现。朴趾源（1737-1805）的辛辣讽刺“两班（贵族）生活的伪善面目的小说是这种新现实主义的代表。

《春香传》是朝鲜王朝时代最著名的小说。它最初是一个民间传说，由流动艺人逐渐发展成为“板声”（一种民间唱剧）的一个剧目。小说描写了贵族子弟李道令同一个“妓生”的女儿春香的恋爱故事。两个年青人秘密结婚后，李道令奉命陪他父亲去京都。道知事企图纳春香为妾，春香以自己已经结婚为由拒绝了。道台大怒，把她投入监狱并施加酷刑。春香坚贞不屈。与此同时，李道令扮成乞丐回来了。他事实上是暗行御使，依法惩办了恶知事，使春香重新得了幸福。小说讽刺了一群贪官，细微地刻划了社会问题，在一些次要人物身上集中表现了机智幽默，突出地描写了理想的忠诚，对一对年青男女相爱的情状写得可爱、有趣。

朝鲜王朝时代以历史小说最具特色。《壬辰录》（作者佚名）记载了一些抗击日本军阀丰臣秀吉的名将的功绩。一位匿名的宫中女官写的《癸丑日记》记载了仁穆大妃（1584-1632）在暴君光海君（1556-1622）宫中备受苦难的情况。惠庆宫洪氏（1735-1815）写的《恨中录》用日记形式叙述了宫廷生活，文笔雅丽。这位妃子叙述了她的丈夫思悼世子（1735-1762）如何英年早逝，她本人从此如何孤单寂寞生活凄凉，一些人又如何对她诽谤中伤令她受苦。

《仁显王后传》描述了肃宗朝代的宫内阴谋。仁显王后（1667-1701）无子，便为肃宗纳妃张禧嫔为国王生育后嗣。张禧嫔在生下一个儿子以后便频使奸计，终于把仁显王后逐出宫廷。接着，她大杀仁显的侍从。最后，肃宗后悔了，杀了张禧嫔，恢复了仁显王后的后位。

19世纪古典小说衰落。19世纪将近结束时，韩国进入了一个政治和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时期。1884年开放通商口岸和随后同一些大国签订的条约标志了“隐士王国”的结束和西方影响开始涌入，其来势确如潮水般汹涌。蔡万植（1902-1950）的短篇小说《平凡的生活》（1933）里有一个片段说明了这些变化的程度。那是在汉城的一个公共纪念碑前面。一对西方夫妇拿着相机走下汽车，开始做旅游者照例要做的事情。叙事人评论道：“要是大院君看到的话……他的嘴角不由得泛起笑意……大院君是韩国最后一位康吉诃德，因为他想用一只葫芦制止霹雳。”在韩国，大院君确实是一切反对西方影响无情推进的事物的象征。1876年以前，西方影响受到限制，仅有的接触是每年在派出朝觐使团时通过在北京的天主教传教士接触西方的艺术和科学，以及同已经在韩国实地开始工作的牧师之间的接触。1876年以后，西方影响势如潮涌，先锋是新教传教士，尤其是在教育领域工作的传教士。

这时，一种新的民族意识开始上升，初起时的第一个信号是将近世纪末的时候的“东学运动”。这是一场空前的反贪污和反不公正行为的群众起义。在1910兼并的前后几年，这种新的民族意识开始通过一分用韩文发表文章的名叫《新文学》的文学刊物表达出来。当时是危机年代，是希望和绝望交替出现的年代。现代化已经开始，伴随而来的是新的思想和新的疑虑。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小国权利宣言对不久前从日本上完学回国的韩国年轻知识分子而言成了一种战斗口号。

新文学是对汉文和中国文学传统的一种反动，它赞成按照欧洲方式发展韩语文学。现代小说在韩国是新的概念，在小说这个名目下出现的作品是介乎中国旧传奇小说与现代西方小说之间的小说。第一部新小说是李人植（1862-1916）写的《血泪》（1906）。这是一部按照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俗套写的传奇小说，而且仍然让梦在其中起很大作用。它在语言上尚未形成一种可以为人接受的现实主义风格，但是它是这类作品的第一部，而且它所表达的一些思想正是当代的战斗口号：要求择偶自由、重视教育、开明，认为现代化刻不容缓。

1908年，崔南善（1890-1957）创办了第一本准文学杂志《少年》。这本刊物和在1908到1928年之间出版的一系列其他杂志为年轻作家提供了发表看法的场地。同崔南善密切合作的是另一位民族情绪狂热的年轻人李光洙（1892-？）。李光洙用小说作为鼓吹他的思想的工具。他所著的《无情》（1917）是第一部现代小说。它讲的是一个传奇性的故事，情节里恋爱与包办婚姻错综复杂，特别强调到海外受教育的好处、为祖国作出牺牲的必要以及旧世界与新世界之间价值观念的对立。崔南善和李光洙的主要兴趣都不在文学。他们关心的是宣传民族主义和开明思想。年轻人天真地怀着改良派希望激动地响应这个事业的号召。兼并后的黑暗时期成了过去。人们又有了希望。

然而，1919年三一运动的失败动摇了前十年建立起来的一切希望，特别是在知识分子中间造成了一种悲观、幻灭的气氛，这种气氛限制了一个知识分子可能选择的道路。他可以采取完全逃避的态度，对现实一概不闻不问，也可以接受民族主义的“加强民族”的纲领，或者接受马克思主义道路。后者以新方向小组的成立为开始出现在文学界，一直发展到成立朝鲜无产者艺术家同盟。

三一运动的失败虽然留下了创伤。但是的确也产生了重要的积极效果，特别是日本政府在这之后采取了安抚政策。在这种政策下，韩国报纸和杂志被允许出版，团体可以成立，集会可以举行。然而，所有这些活动都有警察在背后严密监视。

从三一运动得到的教训之一是：独立不是仅仅靠感情鼓动就能赢得的。这一认识对“加强民族”派路线起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李光洙全力支持这个纲领。李光洙直到1919年为止一直是激进的理想主义者，鼓吹通过教育、现代化和民众示威获得独立。1919年以后他变成了现实主义者，从此时此地是否切实可行的角度考虑问题，把独立作为一个长远目标来对待。他号召进一步重视道德观和教育，并且以他所写的小说宣传他的主张。

这种思想灌输文学必然引起反应。这种反应以韩国第一家纯文学杂志《创造》（1919）的形式出现。一批正在日本留学的年轻人在虽然为人怪诞但是富有才华的金东仁（1900-1951）领导下为这家杂志写稿。这家杂志宣称文学的目的不是进行政治性宣传，而是描写真正的生活。它的口号是进口的：为艺术而艺术。

留学日本的韩国青年学生接触了一绝大部分是通过日译本?左拉、莫伯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王尔德的作品，这些作品向他们揭示了一些新的世界。他们追求的是真正的生活，而当时生活所展示的是一个相当严酷的前景。他们阅读的作品的消极、悲观方面看来对他们的影响最大。他们感到自己被各种各样历史的、社会的、经济的和生命规律的势力圈住了，而且认为这是命运。这种结果表现在他们的作品中，成为某种高度写实主义，它在最终结果上?即使不是在理论?接近于法国自然主义的决定论。

金东仁、玄镇健（1900-1943）、廉想涉（1897-1963）和另外一些人开始写他们所看到的韩国?一个黑暗、沮丧、肮脏的世界。金东仁是新一代人中间最突出的人物，是一位奥斯卡．王尔德式人物，甚至也身穿晨礼服、胸戴香石竹花、手持手杖。他所写的短篇小说里包罗了当时流行的所有带“主义”的字眼，从自然主义直到唯美主义。

玄镇健可以说是那一代最优秀的短篇小说作家。他的作品的风格和技巧都类似莫泊桑和契诃夫。《走运的一天》（1922）?描写日本占领时期一个可怜的人力车夫的悲惨命运，笔法特别细腻?是他的风格的代表作。许多评论家认为廉想涉的《万岁前》（1923）和《三代》（1931）标志了韩国小说进入成熟期。这两部小说的出色之处在于现实地描写了殖民地的生活，描写了压迫之残酷、人民的落后。

从1923年起，新方向小组开始预示文学的主导势力将发生变化，将从纯文学改变为致力于传播社会主义原则的宣传文学。1925年朝鲜无产者艺术家同盟成立，吸收了新方向小组。纯文学被遣忘了，文学再次进入政治性宣传时期。文学世界成了马克思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之间的战场，成了没有任何真正的文学创造力的进行论战的角斗场。无产者同盟下的各小组一直占上风，直到30年代中期被日本警方所铲除。

在30年代的其余几年里，文学界没有真正占支配地位的势力。但是，在文学方面进行的试验不少，特别是李箱（1910-1938）的作品。李箱写了一系列以红灯区为背景的短篇小说，试图探测潜意识思想的深度。他所分析的是他自己的思想，可惜他逐步坠落，直到不能自拔。

在这个时期，蔡万植写出了独树一帜的《太平天下》（1937）。类似的作品是无论哪里的小说里都没有的。这部小说看上去几乎是一种新的体裁，对书内主人公性格描写之生动近似狄更斯，旁白插话近似菲尔丁，表述技术近似“板声”。书内把现实主义的婚姻描写得犹如古典作品里传奇故事。这部小记非常有趣，主人公尹老爷贪婪、虚荣、没有道德观念、好色、吝啬，可是家里上上下下不是败家子就是游手好闲和无能之辈，他计算他们，又被他们计算。在这来回计算中尹老爷给人的印象几乎像个不懂事孩子，使人不能一味恨他。蔡万植是通过这个又可恨又可亲的人物讽刺处于日本占领下的韩国人民的弱点。

在30年代，另一批作家?主要有金东里（1913-）、黄顺元（1915-）和李孝石（1907-1942）?开始写作一种完全是新类型的短篇小说。这时文学已整个呈现脱离过去的趋势，因为过去所代表的全都是与开明、现代化和民族主义相对立的东西。这些作家开始探索独特的韩国文学。他们用抒情散文的形式写他们过去所寻求的真正的韩国精神。

黄顺元是韩国居首位的短篇小说作家。他的笔法是正统的，通常以某种感情为中心。《鹤》（1953）是他的代表作。两个幼年时的朋友在战争中一个被俘，俘虏他的正好是那个朋友。故事描写了俘虏者微妙的感情变化?独暴、恼怒、羞愧、责任感、温情。最后，两个人事实上对换了地位：在心理上俘虏者成了被俘者，被俘者成了俘虏者。故事的结局是俘虏者放走了被俘者。主题是明显的：人性的感情战胜了现实的荒谬性。故事里人物的喜怒哀乐不是通过直接的叙述，而是通过一个眼神、一个姿势表达的。黄顺元的长篇小说也负盛名。他的取材总是别有意趣，例如《日和月》（1966）写的是在旧日韩国普遍遭到歧视的屠夫阶层，《移动的城堡》（1973）是一部研究萨满教的作品。

40年代，日本再次加强镇压。这是文学方面毫无成就的十年。1945年解放以后社会和政治十分混乱，到了1950年国家又陷入了战争的痛苦。

50年代涌现了又一代作家，是一些经历了内战的恐怖、现在想在战后社会的残酷和腐败中间寻求有意义的东西的年轻作家。战前就已传入的存在主义变成了某种流行思潮，对这个时期的文?_着显著影响。在一切秩序都已分崩离析的社会中寻求有意义的东西的新一代作家中间，张龙鹤（1921-）和孙昌锡（1922-）是代表人物。张龙鹤的《约翰诗集》（1955）里的拘禁营地是剥夺最基本的个人权利的战后社会的象征。这种认为一切个人愿望都遭到扼杀的社会概念是充塞在孙昌锡作品中的各色古怪人物的背景，这些人没有道德意识，淹没有错综复杂的禁忌和畸形心理之中。

核心是对自由的追求。战后的知识分子企求发现或者重新发现自我，发现个人的自我价值。实际上他们是为自己确定了一个理想的目标。崔仁勋（1936-）的《广场》是表达这种对自由的追求的代表作品。故事直接触及战争的后果以及许多知识分子战俘必定面临的困难选择：在停战以后是选择南韩？北韩？还是某个中立国家？

两只海鸥尾随着驶离韩国的“泰戈尔号”。船上载着一批在韩战结束后不愿去南韩或北韩而是选择了去一个中立国的韩国战俘。对李明准说来，这两只海鸥象征两段失去的爱情，一位是南韩的姑娘，一位是北韩姑娘。

明准回忆起战前在汉城当大学生主修哲学的那时日，那时他年青，好内省，对政治、社会无知，但是总想了解生活。他寻觅那个象征着空间、光明、意义和理解的广场。他遇到了第一位姑娘允爱。正当同她的关系若即若离的时候，他被警方抓去盘询，因为他的父亲是北韩共产党内的一位活跃的高级人物。他在受盘问过程中遭到痛打，感到幻灭和寒心的他抓住一个偶然的机会偷偷逃到北韩。他在北韩遇到了父亲，也接触了共产党，又是除了幻来和寒心之外什么也没有找到。

明准遇到了他生活中的第二位姑娘银惠。她是舞蹈演员，有着爱好自由的心灵，并未受到政治立场多少感染。银惠爱明准，但是不赞成他的知识分子的忧郁感。她成了明准的依靠。明准要求她拒绝一次去莫斯科演出的机会，她答应了，可是最后食言了。明准怀着被最后背叛的心情再次击走。

战争开始后，在共产党占领汉城期间明准作为情报军官回到了这个城市。他又遇到了允爱，但这时她已经嫁给了他的老朋友泰植。泰植同占领当局发生了麻烦，允爱求明准救朋友一命。明准羞辱了允爱，但是在最后一刻心软了，没有使她遭受强奸的最大污辱。他终于安排了允爱和泰植双双在重上战场后，明准遇到了这时已是护士的银惠。他俩在前线残酷的生活现实中抓住命运给予他们的任何机会享受人的温情，直到银惠终于被杀。明准又一次陷于绝望。他已经没有任何可留恋的，无论是南韩还是北韩。他被俘了，在让他在南韩、北韩或者一个中立国中间选择一个生活之处时，他选择了去中立国。但是，在船到达目的地之前，他跃入了海洋。他选拔了最后的幻灭。

《广场》反映了50年代在欧洲文学中占主要地位的存在主义思想。这本书当年是名列前茅的畅销书，但是够有意思的是在近年民主化危机时期的畅销书里它又榜上有名了。就这本书对精神压力学沉重的韩国年轻知识分子的描写而言，别的小说无出其右。《广场》兼有加缪和海明威的最突出的长处。但是，这本书晦涩难懂，一些离题的哲学议论令人生厌，而且主题十分灰暗、悲观。书内人物似乎不大能跳出自我，除了自己有限的经历之外想象不出任何别的世界。主人公李明准的自我中心是赤裸裸的，他对人生意义的追求完全是个人的、自私的。看到他同样也表现出残忍凶狠的时候，对韩国不熟悉的读者会觉得简直不可能同情他的困境。

60年代中和70年代初，另一代新的作家开始在文坛露头角。他们是韩战期间或是尚在幼年，或是少不更事，对战争的恐怖已无明显印象的一代。因此，就文学的题材而言，战争及其后果开始失去主要地位。金承钰（1941-）的《汉城：1964年冬》是一部出色的讽刺小说，描写了一个所有秩序已经瓦解、人与人的关系已经毫无意义的社会。它在形式上是一种很新的试验，对人的感情的冷漠和人的存在的荒谬性作了令人可怕的悲喜剧式的描写。故事没有什么值得一谈的情节，只不过是叙事人金氏（一个大学研究生）同他们在路边酒摊上偶然相遇的中年人安氏之间的一场交谈。这场交谈往好里说也是些老一套的废话，有时还荒谬之极，但是故事十分成功地造成了一种效果，在这个时期，一种对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新的觉醒出现，从而引起了对腐败和滥用权力的不安。黄皙英（1943-）笔下的人物多半社会底层，他们发现自己同一个不公正的社会是矛盾的，可是又面临着不可避免的失败。引起了相当多批评的《张吉山》（1975）描写了一位传奇的叛逆英雄悲剧，在描写的过程中向人展现了18世纪的各方面风貌。《陌生地方》（1971）描写了一个填海造田工地上的管事和监工对劳动者的残酷剥削。《去三浦的路》（1975）是英皙英最优秀的短篇之一。这篇小说写得很含蓄，几乎全部通过对话来表达，没有《陌生地方》的那种坦露的对社会的看法，但是弦外之音读者可以自己去品味。两个在路上相遇的工人进了村里的一家酒铺。老板娘对他们说起店里的酒女白花欠下了债不还逃走了。白花显然是个受剥削者。老板娘对这两个男子说，要是为她打听到白花的下落，她有酬劳。两个男子在铺满雪的路上走着遇到了白花。原来她是个单纯、敏感的姑娘，并非人们原先可能猜测的是个老于此道的妓女。她因为忍受不了酒铺生活的屈辱才逃走了。从根本上说她仍是个前途没有任何真正的希望的受剥削的人。

1980年光州民主化运动后，当代社会的畸形现象更加成为文学界注意的焦点。一种认为困扰着社会的各种问题迫切需要解决的情绪上升，特别是国家处于分裂状态的这个伤口。近年来涌现了“分治”文学。它始于崔仁勋的《广场》，但是重点有相当大的不同。李文烈（1948-）的《英雄时代》（1984）描写了一位自愿选择了共产主义生活方式的英雄，强调在选择上的个人责任感。赵钟来（1942-）的《太白山》（1986）认为分治是地主与佃农之间的阶级斗争所固有的不可避免的演变进程的一部分。

80年代还出现了一股“民众小说”和“劳动者小说”的潮流，瞄准的焦点是一切与工业化有关联的社会问题，认为劳动阶级是社会改革与国家未来发展的枢纽。劳动者在导致1987年6月第六共和国的建立的几次大事件所起的作用，为劳动者文学的产生提供了有力的推动力。

不久前《朝鲜月刊》对107位作家进行了调查，请他们对当代小说作品作出评价。李文烈被推选为最优秀的小说家，黄皙英第二。朴景利（1927-）的不朽之作《土地》（1970）当选为当代最杰出的小说。

李文烈写了一系列重要的长篇和中短篇小说，如《人的儿子》（1979）、《英雄时代》（1984）、《我们的畸形英雄》（1987）、《堕落的东西也有翅膀》（1989）。这些作品全是畅销书。

《我们的畸形英雄》是对滥用权力的讽刺，用一所小学作为背景剖析了人的潜在专制倾向。六年级班长严石大对全班同学实行铁腕统治。他又恶又阴险，把全班整治得对他惟命是从，卑躬屈膝，拍马奉承。他揍他们，拿走他们的钱，在考试时利用他们作弊，向他们收“税”，向他们出售好差使，总而言之要他们把当国王似的。

一个从汉城转学来的学生不服气严石大的专制统治，单枪匹马同他斗了很久，最后还是投降了。但是，他投降的时候发现了石大败坏的统治的一个新的方面。他开始尝到特殊恩宠和权力的甜头。这个汉城孩子勉强当了严石大的副官。

班上换了一位新教师，他立即对石大产生了怀疑。经过调查，他发现石大在考试时次次作弊，便当着全班的面把他狠揍一顿，并且羞辱了他。见自己的国王成了满脸眼泪鼻涕的可怜虫，过去如此忠心耿耿支持他的孩子们像蛇一样全朝他咬去，唯一的例外是那个汉城孩子。

石大下台后，班内开始了恢复民主程序的漫长过程。孩子一个接一个给选上负责岗位，又同样快地一个个给罢免。有些人轻举妄动，有些人无所事事。经过许多痛苦和困难，终于所有人都恢复了尊严。

评论界相当一致的看法是朴景利的《土地》是当代最重要的长篇巨著。《土地》如一部浩翰的编年史，以日本殖民化时期以前、期间和以后旧世界的价值观念与正在崛起的新世界的价值观念之间的全方位文化冲突为背景，描写了一个传统的地主家族的兴衰变迁。朴景利以卓越的历史感展现了一个细致入微、完全可信的世界。书内自始至终以女主人公崔氏为中心，围绕着她展开活动的众多的人物全部栩栩如生。

朴景利在50年代初登文坛，很快就以短篇小说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如《无信仰的一代》（1956）获得了当年《现代文学》的优秀奖。这篇短篇小说用犀利的文笔分析了战后社会对同胞讲信义的根子所在。《土地》的第一卷在1970年发表后她便名闻全国，其后随着每一卷的出版和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的上映，她更加名声大振。

韩国有许多富有才华的小说家，供发表小说的出版园地如许多报刊杂志和栏目也种类繁多。各日报辟有小说连载栏目，这可能会降低评论标准，但是投稿者有可能立即出名并获得较多的稿酬。此外，每年供争夺的高额文学奖金的名目多得很，发展活跃的小说市场的条件是现成的。韩国小说还必须经过奋斗才能建立起自己独特的地位，现在恐怕尚未到摘取斗争的丰硕果实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