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Digengsi

[外文]：Charles Dickens (1812～1870)

英国小说家。

生平

狄更斯于1812年2月7日生于朴次茅斯的波特西地区。父亲是海军中的小职员，嗜酒好客，挥霍无度，经常入不敷出。他从小能演会唱，常被父亲带到酒店表演节目。10岁时，全家被迫迁入负债者监狱，11岁起就承担了繁重的家务。他在皮鞋油作坊当学徒时，由于包装熟练，曾被雇主放在橱窗里当众表演操作，作为广告任人围观，在他心上留下了永久的伤痕，从而产生了对不幸的儿童深厚的同情和坚决摆脱贫困的决心。他只上过几年学校，主要靠自学和深入生活获得广博的知识和文学素养。16岁时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当缮写员，走遍伦敦的大街小巷，广泛了解社会。后担任报社的采访记者，熟悉议会政治中的种种弊端。24岁时与报社出版人霍加斯的女儿凯瑟琳结婚，由于性格和趣味上的差别，给他的创作、特别是晚年的生活带来了不幸。他在采访之余开始文学创作。他常带着笔记本在伦敦偏僻的角落和乡村漫游，为日后的创作搜集了丰富的素材。他一生刻苦写作。晚年常常白天写作，晚上被邀请去朗诵自己的作品。繁重的劳动、家庭和社会上的烦恼，以及对改变现实的失望，损害了他的健康。1870年6月9日在写作小说《艾德温·德鲁德之谜》时去世。

创作

狄更斯生活在英国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时期。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大批小资产者贫困、破产，无产阶级遭到残酷的剥削而沦为赤贫。当时在英国发生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即宪章运动，给予狄更斯很大的影响，他的作品反映了宪章运动时代人民群众的情绪和要求，但他始终是个改良主义者。他同情劳苦人民，又害怕革命。他抨击资本主义制度，不断揭露它的罪恶，但他不主张推翻这一制度。他希望通过教育和感化来改造剥削者，并依靠他们的善心和施舍来消除社会矛盾。他以生动、幽默的笔触，真实、深刻地反映了生活。在他从事创作的34年中，他写了14部长篇小说（其中有一部未完成），许多中、短篇小说以及杂文、游记、戏剧等。

狄更斯的创作大致可分为 4个时期。

狄更斯开始文学创作时，先为伦敦的《晨报》等撰写特写，主要表现伦敦城乡的风俗人情和景物、对生活的爱和憎。1836年出版了《特写集》。1837年第一部长篇小说《匹克威克外传》开始在报上连载。作者通过匹克威克和他的“匹派”至友的游历，暴露当时英国现实生活的黑暗，描绘了作者心目中的“古老的、美好的英格兰”，反映了作者向往不受封建压迫和资产阶级剥削的思想与乐观主义情绪。作者还批判了英国的议会制度、法律、司法、监狱等，以轻松幽默的笔调描述绅士、车夫等各种人物，宣扬实施道德教育的理想。这部小说在结构上颇为松散、拖沓，但它把平民作为主人公是前所未有的。它是狄更斯的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第一个成果。

《奥列佛·特维斯特》(一译《奥列佛尔》，1838)是狄更斯第一部动人的社会小说。这时他虽然还没有认识到社会罪恶的根源，但通过孤儿奥列佛的遭遇揭开了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哀苦无告的生活画面。奥列佛在贫民习艺所不堪忍受屈辱与饥饿，逃往伦敦，反又陷入贼窟，最后被“有德行的”资本家挽救出来。但作者在这里也揭露了资产阶级伪装慈善的面目，显示出他当时创作思想的深度。

长篇小说《尼古拉斯·尼克尔贝》（1839）塑造了资产阶级掠夺者形象，揭露了小生产者在庞大的工业资本的排挤与压迫下的贫困与破产。作者通过教员尼古拉斯·尼克尔贝的经历，揭露了英国的教育制度的黑暗。当时所谓为穷人兴办的学校，成了牟利的场所，学生只能吃半饱，鞭笞成了主要的教育手段。小说中随处可以看到作者用愤懑的笔和仇恨的泪来痛斥资产阶级的虚伪与贪婪。

《老古玩店》(1841)描写资本主义社会中小资产者崩溃的悲惨命运。作者寄予深切同情的屈兰特老汉在伦敦的小胡同内开了一家古玩店，无人光顾。老汉把一切不幸归咎于“命运不济”。他要跟命运作斗争，企图在赌博中致富，结果反而把古玩店输给了高利贷者。他和小孙女耐儿都被逐出店门。二人后来流落到了偏僻的乡村，先后在苦难中死去。

这一时期，作者在揭露社会矛盾方面不断深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越来越深刻。但作品的基调仍是乐观主义的，反面人物大多被漫画化，而矛盾总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内部得到解决。

虽然狄更斯在早期的作品中已对资本主义采取了批判态度，但他认为英国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可以按照美国的榜样进行改良。1841年他去美国旅行， 对美国也感到失望。 他在《美国札记》(1842)中揭露了美国社会的阴暗面：国家机关贪污腐化，人民贫困，监狱中的囚犯受到惨无人道的对待，等等；而对黑人的奴役，更加引起了他的愤慨。

长篇小说《马丁·朱述尔维特》(1844)揭露了英美资产阶级的互相欺诈、贪婪、伪善以及“一切为了金元”的基本原则。书中的主要人物约纳斯·朱述尔维特是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他小时学的第一个字是“利润”，第二个字是“金钱”。他的父亲教唆他骗人，最后竟骗到父亲头上。他骂父亲是“老不死的利己主义者”，甚至要加以毒害。作者通过他的爷爷老马丁·朱述尔维特之口感叹地说：“背叛、欺骗、阴谋诡计、竞争、仇恨、卑鄙、虚伪、贪婪、卑躬屈膝、兄弟阋墙、父子反目、亲友相互践踏──这些就是在生活道路上的连台好戏。”

1844至1847年，狄更斯旅居意大利、瑞士和法国。这一段时间的作品有《圣诞故事集》，其中包括《圣诞欢歌》(1843)、《钟声》(1844)、《炉边蟋蟀》(1845)等。这几部作品更为明显地表现了作者调和社会矛盾的幻想和感伤失望的情绪。《圣诞欢歌》写一个吝啬的老商人史克罗奇在圣诞前夜让他的雇工们一直工作到最后一分钟。夜里有三个幽灵带他周游全市，让他看到穷苦人家的善意，硬心肠的人的下场。于是他皈依了圣诞精神，变为慷慨仁爱的人。此后 5年中，狄更斯几乎每年都以同样的精神写圣诞故事，劝人为善，普天同庆。作者在《钟声》中抨击了当时为资本主义辩护的马尔萨斯的学说、曼彻斯特学派的自由竞争原则和边沁的功利主义。

这是狄更斯创作的繁荣时期。由于英、法革命运动的失败，资产阶级的反动势力更加嚣张，狄更斯对社会的认识不断深化，作品反映的社会生活也更加广阔。他着力描写小人物的善良、温情和道德感化的力量。乐观主义精神已被沉重、苦闷的心情和强烈的愤懑所代替。这时主要的作品有《董贝父子》、《大卫科波菲尔》、 《荒凉山庄》、 《艰难时世》、《小杜丽》、《双城记》和《远大前程》等。这些作品的主题思想不断深化；艺术风格也有了与前不同的特色。作者善于运用典型的细节表现人物的特征；在着力描写小人物善良、温情和道德感化的力量的同时，对资产阶级的罪恶和惨无人道的社会制度作了具有强烈感染力的艺术概括。

《董贝父子》（1848）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作品，也是狄更斯创作道路上的转折点。资本主义的黑暗统治使他对现存秩序的永久性发生了怀疑，通过道德教育可以使善战胜恶的信念在他身上也已经开始动摇。他在愤怒和忧伤交织的心情下写了《董贝父子》。作品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不可克服的矛盾和它遵循的利润高于一切的原则。过去作品中经常出现的“善良的”资产者已不复存在。作者塑造了英国资产阶级的典型形象。主人公董贝认为自己是统治全世界的社会力量的代表，地球是专为董贝父子公司在它上面进行贸易而制造的，太阳与月亮是为了给公司照明才存在的，他的妻子的全部效能是给公司养个继承人，她的死等于他丢失了一件小日用品。他教育儿子金钱可以买到一切。他的冷酷、骄傲、睥睨一切的态度体现了资产阶级金钱万能的法则。作者还描绘了资产阶级压抑人性的形象。董贝不准他的儿子与姐姐玩耍，剥夺他童年的欢乐。他又不准妻子与女儿接近。这些表明资产阶级除了现钱交易之外，不承认人与人之间还有任何其他关系。

《大卫·科波菲尔》(1850)是半自传体的小说，它的成就超过了狄更斯所有其他作品。它通过一个孤儿的不幸遭遇描绘了一幅广阔而五光十色的社会画面，揭露了资产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司法界的黑暗腐败和议会对人民的欺压。作品塑造了不同阶层的典型人物，特别是劳动者的形象，表现了作者对弱小者的深切同情。作者还企图通过大卫·科波菲尔的最后成功鼓舞人们保持对生活的信心，极力培养读者的人道主义观点。这部小说最后仍以一切圆满作为结局，表现了作者的一贯思想。

《荒凉山庄》(1853)是一部色调阴沉、寓意深刻的作品。作者一开头就以散文诗的笔法描写了11月间伦敦的大雾和泥泞的道路，象征贪污、腐败和坑害人民的英国司法机构。小说描写了一件争夺遗产的诉讼案，由于司法人员从中营私，竟拖延20年。仅诉讼费就把一对青年男女所应继承的遗产全部花光。这场官司的结果是有关的人死的死，疯的疯。这部小说揭发了贵族和资产阶级的道德败坏，嘲讽了英国资产阶级的议会政治、政府制度以及保守党和自由党争权夺利的斗争。

在《艰难时世》(1854)中，作者以漫画的手法描绘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现象，提出了劳资对立的社会问题。纱厂厂主庞得贝最喜欢他的工厂冒的烟，说那是世界上最健康的东西，因为那是他的幸福的源泉。他认为对人的爱是“愚蠢的幻想”；任何穷人若有同样聪明才智和事业心都会象他一样地平步青云。因此，工人本身应对自己的贫困负责。作者描写了工人凄惨的生活，表现了他们的觉悟不断提高的过程，也反映了宪章运动中拥护暴力和拥护道德力量的两派之间的斗争。而作者不赞成以革命手段解决劳资矛盾，而主张用爱来调和矛盾。而在阶级之间的冲突上，作者还是站在工人方面反对资产阶级。《艰难时世》是19世纪重要的社会小说。约翰·罗斯金认为它是狄更斯小说中最好的一部。

《小杜丽》（1857）是作者后期作品中重要的一部，它以象征性的手法描写了马歇尔西监狱，概括了整个英国社会的本质。小杜丽全家老小因无力偿还债务而先后被处终身监禁的情节，揭露了政府机关的官僚制度。作者塑造了朴实、善良、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小杜丽的形象，作为崇高的道德理想的化身，同时也对残酷无情的利己主义的化身的克伦南姆夫人、贪财成性的主教加斯贝、用漂亮的外衣掩盖肮脏的灵魂的银行家麦多尔以及盘剥有方的房东等人，作了淋漓尽致的描绘。英国剧作家伯纳·萧曾说，是《小杜丽》使他走向了社会主义。法国评论家安·莫洛亚说，《小杜丽》象是一座“交织着无数情节的浓密的森林”。

《双城记》(1859)在狄更斯的作品中占有特殊地位，它更能反映作者思想的发展；在概括时代精神方面，它具有更大的深度和广度。作者当时对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极为关注，眼见人民起义即将到来，他为之忧心忡忡。他既反对封建贵族阶级的统治，也厌恶资产阶级新贵的恶德败行。小说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通过一个因揭发贵族罪行被监禁18年的医生曼奈特的经历和一个农民的小孩死在贵族的马车之下的情节，反映了封建贵族对人民的迫害，预示革命必然到来。作者也生动地描绘了人民在大革命中攻陷巴士底狱、惩治压迫者的场面。但作者又用宽恕的精神、自我牺牲的理想与革命暴力作对比。如贵族查理·达尼由于对本阶级不满，放弃了爵位和领地来到英国。在人民起义攻陷巴士底狱后，达尼被逮捕判处绞刑。卡尔登出于对达尼的妻子的爱慕，为了使她幸福，决心代替达尼受刑。作者把革命单纯看作一种报复行为，而多少有些忽视它的社会改革内容和历史意义。

《远大前程》(1861)是一部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的小说。主人公匹普是个孤儿，由姐姐抚养，受雇于地主郝薇香家，与地主的养女艾丝黛拉相爱，一心想成为上等人。他无意中搭救的一个逃犯在国外发财致富，为报答救命之恩，送他去伦敦接受上等教育，并让他继承一笔遗产。正当匹普满怀希望之际，艾丝黛拉却另嫁他人。同时由于逃犯就擒，遗产被充公，匹普只好前往海外谋生。后回国与艾丝黛拉相逢时，得悉她的丈夫已死，饱经忧患的一对情人终于结为伴侣，离开了象征着吞噬一切的地主郝薇香的颓败的旧宅。

这一时期狄更斯的艺术风格也有所丰富与发展，他的作品中幽默和讽刺逐渐减少，感伤、压抑的情绪和紧张的戏剧情节却占了上风。

狄更斯晚年的处境非常不幸。由于辛勤的写作而损伤了健康，与妻子的不和使他的心情十分沮丧；同时他又感到了资本主义危机的深重，因此，以近乎绝望的心情写完最后一部小说《我们共同的朋友》（1865）。他把英国社会比做一个巨大的垃圾堆。亨利·詹姆斯曾说《我们共同的朋友》是狄更斯作品中最失败的一部，“它缺乏鼓舞人心的人和事”。从这句话可以看出作者笔下的资本主义社会已陷于无法解脱的矛盾之中而走向毁灭了。

长篇小说《艾德温·德鲁德之谜》是狄更斯得了轻度中风之后才着手写的，未及完稿，作者即已去世。这是一部戏剧性很强的侦探小说，结构严谨，充满悬念。

狄更斯的文学成就

狄更斯经常被说成是伟大的幽默家，但更重要的是他是文学上伟大的革新家。他描写为数众多的中、下层社会的小人物，这在文学作品中可以说是空前的。他以高度的艺术概括，生动的细节描写，妙趣横生的幽默和细致入微的心理分析，塑造了许多令人难忘的形象，真实地反映了英国19世纪初叶的社会面貌，具有巨大的感染力和认识价值，并形成了他的独特风格。他反映生活广泛、多样，开掘深而有力。他不采用说教或概念化的方式表现他的倾向性，而往往以生动的艺术形象激发读者的愤慨、憎恨、同情和热爱。他笔下的人物大多有鲜明的个性。他善于运用艺术夸张的手法突出人物形象的某些特征，用他们习惯的动作、姿势和用语等揭示他们的内心生活和思想面貌。他还善于从生活中汲取生动的人民的语言，以人物特有的语言表现人物的特点和性格。

狄更斯的创作具有浓重的浪漫主义气息，他所描写的事物似乎也都是有某种能与人物的感情、气质相契合的“灵性”，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

狄更斯的文学成就对世界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他的作品很早就被介绍到中国。1908年林纾与魏易同译了《块肉余生述》（即《大卫·科波菲尔》）、《贼史》(即《奥列佛·特维斯特》)和《孝女耐儿传》（即《老古玩店》）。此后，又陆续翻译出版了狄更斯的多种重要作品，都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狄更斯在创作中表现的人道主义与社会批判精神以及艺术技巧，对中国现代小说创作有很大的影响。

参考书目

1. John Forster， The Life of Charles Dickens， 1928.
2. Edgar Johnson， Charles Dickens: His Tragedy and Triumph， New York， 1952.
3. George　H. Ford and Lauriant Lane （ed.）， The Dickens Critics， 1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