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daojia

春秋战国时期以老聃

(约公元前580～前500)和庄周(约公元前369～前286)为主要代表的一个学派。在法律思想上他们崇尚“道法自然”的自然法，认为“道”“似万物之宗”，是支配一切的主宰，要求统治者也应当象“道”一样，以自然为法，实行“无为”之治。他们反对一切违反自然的人定法，并把矛头指向当时儒家所维护的“礼”和法家所倡导的“法”。成书于战国初期的《老子》和战国中、后期的《庄子》是道家的代表作，分别体现了道家思想发展的两个阶段。

《老子》的法律哲学

《老子》是道家第一部经典，据近人考证不是春秋末期道家创始人老聃（即老子）手著，但包含并发展了老聃的思想。秦、汉以后，因其“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并以《道经》为上篇、《德经》为下篇，故称《道德经》。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大批西汉帛书，其中有两种《老子》写本，编排顺序与传统《老子》不同，不是道经在前而是德经在前，但与先秦《韩非子》中《解老》、《喻老》两篇所引《老子》的篇章一致。因此，先秦时代的《老子》究竟是《道德经》还是《德道经》，抑或二者并存，尚待进一步研究。这里仍以传统的《老子》为据。《老子》书中涉及具体法律观点的地方虽然不多，但法律哲学却比较丰富，是其以“道”为核心的整个哲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老子第一个提出了“道法自然”的观点。他认为统治者只有顺应自然，按照自然法则办事，才符合“道”的精神。“道”之所以能生养和主宰万物，并不是它对万物有所作为或横加干涉，而是让万物自然而然地生长变化。正因为它自然无为，所以它才具有化育万物的巨大威力。统治者要想保持自己的统治，也必须“惟道是从”，而不能背“道”而驰。

老子认为最理想的治国方法，就是“无为”。《老子》说：“为无为，则无不治”；“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这就是一般所说的“无为而治”，因此，他要求统治者“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一切听任自然法则的支配。他把这种自然法则名曰“天之道”或“天道”，认为“天之道”的基本特征是“损有余而补不足”，因而对立的双方一旦发生斗争，柔弱的一方必然战胜刚强的一方，即所谓“柔弱胜刚强”。统治者如果自恃刚强，对人民一味横征暴敛、强加制裁，自己的地位就会转化，走向“强梁者不得其死”的下场。所以统治者要想维持其统治，就应使自己经常处于柔弱的地位，“知其雄，守其雌”，并尽可能避免斗争，特别是不要主动去挑起斗争。这样就可以退为进，使“天下莫能与之争”。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老子认为统治者必须清静无为，“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切忌过分压榨人民。他一再告诫统治者“祸莫大于不知足”，不知足就会“金玉满堂，莫之能守”。他要求统治者在立法、定制时，必须“去甚、去奢、去泰”，并且指出最理想的法制就是不要去宰割人民。另一方面，统治者还必须设法防止人民起来斗争，办法就是采用愚民政策，窒息人民的反抗思想和麻痹人民的斗志。他说：“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为此，他主张“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进一步要求做到“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以便使“民复孝慈”、“盗贼无有”。所以他的“无为而治”的理想社会，也就必然是他自己所描绘的：“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种理想社会没有矛盾，没有斗争，军队、监狱、法律等也就失去作用。嗣后，《庄子》的法律虚无主义思想，就是从这里发展起来的。

老子崇尚“无为”，鄙薄“有为”的人定法，并对儒家所维护的“礼治”(见儒家)和法家所提倡的“法治”进行了抨击。他认为当时统治者的所作所为（“有为”）是奉行与“天之道”相反的“人之道”，不是损有余补不足，而是“损不足以奉有余”，只知加重对人民的压榨，这样必然招致人民的反抗。因此“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老子还痛斥那些不顾人民死活，一味横征暴敛以至“财货有余”的统治者，把他们比作“盗竽”（强盗头子）。

老子对统治者奉行“人之道”，力图用仁义道德、礼法刑政等维护他们的统治，进行了驳斥：

（1）他认为“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意即忠孝仁义之类道德规范的出现，都是大“道”废弃的产物，都是社会病态的反映。

（2）他认为“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因为“礼”是维护贵族“有为”的工具，不但起不了齐民的作用，反而是忠信浅薄的表现和祸乱的开端。

（3）他认为“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特别反对法家的重刑理论和“法治”。“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这时，即使施之以严刑峻法，也无济于事。原因在于“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

老子反对过重的剥削和压迫，要求清静无为的主张，于战国中、后期曾与法家的某些观点相结合，形成了黄老学派，并在汉初和唐初起过安定社会的良好作用。但老子从埋怨当时的当权者不懂得维护自己的统治的角度出发，提倡复古倒退，以至发展到一般地否定法律、道德的作用，则是当时没落贵族思想感情的流露。

《庄子》的法律虚无主义

战国中期的庄周与老子一脉相通，世称老庄。他们的关系类似儒家的孔丘和孟轲。明焦竑说：“夫老之有庄，犹孔之有孟也”（《庄子翼·序言》）。现存《庄子》33篇，其中内篇7，一般认为是庄周自作；外篇15、杂篇11，出于后学，但基本思想大体一致（少数掺有儒家思想的章节除外）。庄子法律思想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为法律虚无主义。

庄子为了“明老子之术”，进一步从消极方面发展了老子的思想。他也把“道”看成是天地万物的本源。“有情有信，无为无形”；“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又说：“物物者非物”，强调脱离物质、高于物质的“道”的精神性。从“道”出发，他也认为必须“无为而治”，“君子不得已而临莅天下，莫若无为”。他激烈反对其他各家的“有为”政治，批评墨家“兼爱”、“节用”、“节葬”等主张是“乱之上也，治之下也”;批评儒、法以及名家，认为“赏罚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礼法度数，刑（形）名比详，治之末也”。但《庄子》中的“无为”比《老子》中的更绝对。庄子认为只有未经人工改造的自然事物才有价值，而社会文化的发展都是对自然的破坏。因此，他的理想已不满足于老子的“小国寡民”，而要求回到人与物无别的“浑沌”时代，也就是他所说的“同与群兽居”、“族与万物并”、“无知无欲”、“无人之情”的“至德之世”。为此，庄子主张取消一切制度、规范和文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安宁。所以他说:“绝圣弃智，大盗乃止；擿玉毁珠，小盗不起；焚符破玺，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争。殚残天下之圣法，而民始可与议论。”这里所要取消的包括道德、法律、制度、度量衡等所有规范以及一切物质和精神文明，实质上就是对整个人类文化的否定。庄子是古代历史虚无主义因而也是法律虚无主义的始作俑者。

庄子认为人对于人世间的生死、存亡、穷达、富贵、毁誉等等，自己根本无法掌握，只能“安时而处顺”，“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从而陷入了宿命论。但他又极端不满现实，愤世嫉俗，不愿受仁义道德、礼法刑政的羁绊，只好从精神上追求自我解脱。其办法就是象“道”一样，超然物外，把人生看成一场大梦，物我两忘。他认为这样就可与“道”同体，获得不受任何约束和限制的绝对自由。为了超然物外，他把《老子》中所包含的对立面可以无条件转化错误发展为相对主义，完全否定事物的质的规定性和事物之间的差别，也不承认有判断是非、功罪等的客观标准，“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既然如此，也就没有什么可以作为判断人们言行是非的客观规范。这也是他否定法律、道德的另一重要理由。

由于庄子愤世嫉俗，他从相对主义出发，也对当时的仁义道德和法律制度进行了揭露，如他说：“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他甚至认为法律、道德对这些窃国者起不了制裁的作用，反而会成为被他们利用的工具。他说：“为之斗斛以量之，则并与斗斛而窃之；为之权衡以称之，则并与权衡而窃之；为之符玺以信之，则并与符玺而窃之；为之仁义以矫之，则并与仁义而窃之。”所以，他要求把仁义道德和法律制度等等，通通予以取消。

《庄子》中所反映的主要是没落贵族的悲观绝望和不与统治者合作的情绪，因而容易引起后世不当权的封建士大夫和失意政客的共鸣。庄子对当时礼法刑政的评价，虽有助于加深对剥削阶级法制的认识，但他所鼓吹的法律虚无主义思想，却对法律思想的发展带来有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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