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Xuanxuejia zhengzhi sixiang

[外文]：political thought of Xuan-Xue philosopher

玄学是中国魏晋时期以注释儒道经典、清谈玄理为特色的一个学派，是儒学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嵇康、向秀、裴、郭象等。他们借以阐发思想的《老子》、《庄子》、《周易》合称为“三玄”。玄学之“玄”，来源于《老子》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王弼说：“玄者，冥也，默然无有也”（《老子注》）。玄即玄妙、虚无。但玄学并非玄妙、虚无之学，而是借用道家的“玄”和“道”，通过对本末、有无、众寡等世界观问题的探讨，论证了封建统治的合理性和儒家思想的永恒性。

玄学的产生在学术上源于两汉经学束缚的减弱。东汉以后，儒学失势，经学考据和谶纬神学遭到世人厌恶，出现了清议、清谈风气。清议是对人物的评品，清谈的内容主要是老庄的自然无为和养性全真。马融注《老子》，开始了对道家思想的研讨。魏晋时期，社会混乱，政治险恶，攻伐不止，杀戮不已，人人自危，且门阀士族生活腐败，这是玄学产生并盛行的社会政治根源。一些封建士大夫致力于《老子》、《庄子》、《周易》、《论语》等儒道经典的注释、研究和谈论，宣传自然无为，崇尚达生任性，以道释儒，儒道结合，内儒外道，于是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玄风”，以谈玄论道来逃避现实政治。自曹魏年间的“正始之音”开始，很多名士口出玄言，不务政事，晋元帝司马睿甚至“餐服玄风”，到南北朝时有的皇帝还“尽玄言之趣”，置玄学馆，玄学风行一时。东晋以后玄学在理论上并无新的发展，出现了玄学与佛学契合的现象。

玄学家的政治思想要点有：

（1）无为而治。何晏、王弼都是“贵无”论者。他们认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不存者也”（《晋书·王衍传》）。从这种以无为本的观点出发，他们主张无为而治。何晏认为，天地以自然为本，圣人以自然为用，自然者道也，道者无也，所以圣人应当无为。王弼指出：“善治政者，无形，无名，无事无政可举，闷闷然，卒至于大治”(《老子注》)。这是先秦《老子》无为而治思想的复述，但其哲学根据更为完备，其政治作用更加消极。

（2）名教本于自然。这里的“自然”即“无”、即“道”、或人之自然本性，名教泛指封建伦理纲常、仁义道德。何晏、王弼将自然与名教的关系，比作母与子、本与末、体与用的关系，认为名教本于自然，要以自然为本，名教为末。但又指出：“守母以存其子，崇本以举其末”（《老子注》），实际上比较重视名教的存在和功用。嵇康反对假名教，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观点，他基于对现实的不满而主张“任自然”。向秀则调和名教与自然的关系。裴、郭象认为，“名教即自然”，顺应自然是为了推行名教，只有按照名教的原则办事，才能符合自然，名教是天然合理的。玄学家的论证，总的来说是要调和儒与道、名教与自然的关系，为封建统治思想寻找依据。

（3）以寡治众。何晏、王弼从一和多、寡和众的哲学思辨中，为专制皇权寻找理论依据。王弼说：“夫少者，多之所贵也；寡者，众之所宗也”。又说：“众不能治众，治众者，至寡者也”(《周易略例·明彖》)。认为少数人统治多数人是符合自然之理的。以君御民，就是执一统众之道。向秀、郭象认为，“千人聚，不如一人为主，不乱则散。故多贤不可以无君，无贤不可以无君，此天人之道，必至之宜”(《庄子·人间世注》)。这里清楚地表明了玄学家维护君主专制统治的立场。

玄学务虚不务实，形成了空谈玄理、不务实际的不良社会风气，适应了门阀士族统治时期腐败政治的需要。但在学术上，玄学家一反两汉以来经学家离经辨句的繁琐作风，抛弃了其中的阴阳灾异和迷信成分，建立起唯心主义的本体论，开创了学术研究的新风气，其思维方式对后世有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