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Zhongguo shehui xingzhi wenti lunzhan

[外文]：polemic on the nature of Chinese society

20世纪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初期，中国学术界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和当代社会的社会性质问题的讨论。也称作中国社会史论战。前后历时六七年之久，它不仅是学术论争，而且是一场政治斗争。

1924～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之后，“中国应走什么道路？”“中国向何处去？”这样严峻的问题摆在全国人民面前。为了正确解答中国革命的性质、方向和任务的问题，就需要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阶段和当代社会的性质。各阶级、各党派的人们从各自的阶级派系的利益出发，站在不同的立场，积极参予了这场论争，提出并宣传各自的论点，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

1928年6～7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确认中国革命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并批判了认为中国革命当时阶段已转变到社会主义性质革命的错误论断，指出把现时中国革命说成“不断革命”，是不对的。“六大”这一科学论断，遭到了敌对的阶级或党派来自“左”的或右的方面的攻击和反对，也得到了进步的革命的理论家、历史学家的拥护和捍卫。论战实质上是围绕着“六大”决议而展开的。

论战从对于古代社会性质的讨论开始。当时流亡在日本的郭沫若（1892～1978）于1930年发表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批驳了“中国国情特殊”论者对共产主义学说的非难。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揭示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论证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学说的。同时，李达也积极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和主张，于1929年出版了《中国产业革命概观》一书，对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作了具体分析。他们的著作，遭到了论敌的猛烈攻击。

参加论战的各色人中，有新生命派，即由国民党官僚戴季陶（1890～1949）、陈果夫（1892～1951）、周佛海（1897～1948）等所创办的新生命书局，根据蒋介石（1887～1975）的“把共产党的一切理论方法和口号全部铲除”的反革命意图，出版《新生命》杂志，抛出许多反共文章。还有以汪精卫（1883～1944）为首的国民党改组派，于1928年由陈公博（1890～1946）等创办《革命评论》，宣传汪精卫的“分共”方针，发表了一些反共文章。还有胡适（1891～1962）、梁实秋等创办的新月书店，于1929年底出版《新月》杂志，提出了“中国现状”问题，发起讨论。还有以陈独秀（1880～1942）（当时仍留在共产党内）为首的少数人，他们信奉Л．Д．托洛茨基（1879～1940）的主张，撰写直接针对中共“六大”决议的文章。此外自1931～1933年由王礼锡主编的《读书杂志》亦号召各派对自古代社会到当代社会性质问题，开展全面的论战。这些派别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论点，归结起来不外是：

（1）中国没有存在过奴隶社会；

（2）封建社会的历史很短，到秦朝就已消亡；

（3）此后到清朝2000多年，是一个特殊的“商业资本主义”，或称前资本主义、专制主义社会；

（4）鸦片战争以后就是资本主义社会。

面对着各种反动的社会史论，中国共产党组织了反击。1929 年11月由中共理论工作者在上海创办《新思潮》杂志，1930年4月该杂志第5期《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专号》发表了王学文（郑景）、吴黎平、李一氓、潘东周、向省吾等人的文章，明确地提出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论点，集中地批判了新生命派，尤其是托派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点。同年6月，左翼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在上海成立，提出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驳斥反马克思主义思想、促进中国革命胜利的任务，创办了《社会科学战线》，投入论战。这时论敌的一些文章主要发表在《动力》杂志上，对《新思潮》进行攻击。

《读书杂志》是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主要阵地。该杂志自1931年第 1卷第4、5期起，编为《中国社会史论战》特辑，到1933年3月汇编成3卷4册。在该杂志发表文章、参加论战的有新生命派的陶希圣等，托派的任曙、严灵峰、李季、王宜昌、杜畏之等，神州国光社的王礼锡、胡秋原;中国共产党方面则有《新思潮》的成员，还有刘梦云、张闻天（1900～1976）、熊得山等；此外，也有其他革命知识分子和无党派的人士参加。

在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各派理论家中，以托派最为活跃，他们断章取义地引用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字句。他们的论点无非是说，帝国主义的侵入“绝对地”破坏了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直接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包括农村在内的封建势力，已是微不足道的残余，占支配地位的已是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因此“中国目前是个资本主义社会”。他们无视帝国主义在华投资和买办资本同民族资本之间的根本区别，混淆了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界限，把对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科学论断污蔑为没有根据的宣传。

许多进步学者，特别是新思潮派，严正地驳斥了托派及其附和者的谬论。他们理论结合事实，正确地指出，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是封建社会，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手工业作坊的出现，已有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帝国主义的商品和先进生产技术的移入，固然打击了封建的自然经济和城市行会制的手工业，但相反方面，帝国主义在农村中勾结和维护了封建生产关系，在城市中打击了民族工商业，使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能正常地建立起来，使中国成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经济形态，即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这些分析和论断有力地捍卫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

自从1931年“九一八”事件后，中国共产党发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已过了高潮时期。1933年神州国光社被国民党特务捣毁，《读书杂志》被迫停刊，论战在上海告一段落。

这次论战，对进步的理论工作者来说，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立场、方法对中国社会性质进行深入的探讨，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以后，在抗日战争期间，在重庆和延安的革命的史学工作者吸收了这次论战的一些初步成果，进一步编写了几本关于中国历史、中国现代革命史和中国革命问题的专著，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历史学的基础。

在当时白色恐怖严重的时代，国民党政府允许开展这次论战，其目的是配合军事“围剿”，对共产党进行文化“围剿”。但是，事物的发展出乎他们的意料，这次论战对促进广大读者研究中国革命的问题，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战略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参考书目

1. 高军编:《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编），人民出版社，北京，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