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Zhongguo gudai huobi guanli

[外文]：monetary control in ancient China

中国自先秦至明清的货币管理思想及其实践。中国古代的货币管理基本上是对钱币（主要是铜钱）和纸币的管理。明以后白银成为主要货币，但明清统治者仍一直停留在原来的货币管理观念上，没有及时对白银进行货币意义上的管理，以致白银长期停留在称量货币阶段。直到光绪年间，在外国银元占领中国货币流通领域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才开始用机器自铸银元，并企图建立能赶上世界潮流的货币本位制度。

①由国家垄断铸币权和纸币发行权；

（2）有利于商品流通；

（3）获取财政利益。后两个原则有时可以兼顾，有时则会发生矛盾。在发生矛盾时，执政者往往首先考虑财政利益的获取，这是造成某些历史时期货币流通混乱的重要原因之一。

秦汉以后，多数时期的钱币铸造由国家垄断。西汉王朝刚建立时，高祖曾允许民间铸钱，结果越铸越小，有如榆树荚，号称“荚钱”。后来禁止私铸，至文帝五年（公元前175）再次实行自由铸钱政策。这一政策有利于豪强势力的发展，吴王刘濞、大夫邓通都因铸钱而暴富，前者还成为吴楚七国之乱的祸首。文帝自由铸造政策的失败，常被后世统治者视为前车之鉴。

国家垄断钱币铸造权后，要对钱币的铸造质量进行管理。汉武帝为了保证五铢钱的质量，于元鼎四年（前113）禁止郡国铸钱，集中由上林三官（辨铜、钟官、技巧三机构）铸造。三官钱质量稳定，有效地抑制了盗铸。这种钱被后世看作铸钱不惜铜爱（省）工的典范。以后历代也铸造过许多质量较好的钱，但不一定采取集中铸造的办法，因为这样会增加运输费用。清代除户部设宝泉局、工部设宝源局铸钱外，还在各省设局铸钱。钱币的重量、成色和式样由朝廷统一规定，也能对质量进行有效的管理。 中国古代钱币贬值屡有发生，大多是出于国家的财政需要。秦始皇统一币制，以铜钱为下币，名为“半两”，重如其文。而秦至汉武帝初年，半两钱经多次减重，其实际重量与名义重量严重背离。汉武帝改铸五铢钱后，以后七百年间成为主要钱币。有些五铢钱也进行了减重。唐以后钱币不再以重为名称，减重也不再表现为实际重量和币面文字的不符，而减重的实质则没有变化。除钱币减重外，中国古代还铸造不足值大钱或用铁、铅等低值币材铸钱。不足值大钱一般在当十以内，但也有高至当五十、当百、当千、当万的，这种形式比单纯的钱币减重其贬值率高出很多倍。王莽在居摄二年（公元7）铸造的错刀，在铜质钱币上错上黄金的“一刀”二字，每枚当五千钱，两枚就可收兑民间黄金一斤（约223克）。贬值越严重，物价上涨程度和民间的盗铸现象也越严重，故都难以长久维持。

为保证钱币质量，历代政府都以禁止盗铸和恶钱流通为钱币质量管理的重要措施。但是在封建社会中，盗铸和恶钱流通很难彻底禁绝，在吏治败坏或社会不稳定时期更难奏效。在进行钱币质量管理的同时，还要进行钱币的数量管理。一般地说在钱币正常流通的历史时期，政府都尽量多铸钱以满足流通的需要。但另一方面也受财政状况的制约，在铸钱有利可图时铸钱的积极性较高，在铸钱无利或亏损时则往往减铸或停铸。加上古代信用制度不发达，钱币数量不能完全按市场需要随时变动。

北宋时期自1023年产生了纸币，先为交子，后改为钱引，主要流通于四川。此外还有短期发行的纸币小钞。南宋的纸币有会子及多种地方性的纸币。金、元、明各代也发行纸币。从宋至明，中国的纸币流通已有 500余年的历史（不包括明后期大明宝钞在极狭小范围内的流通）。这些纸币除初期的民间交子、会子外，都由国家发行，属国家纸币性质。宋、金、元代纸币都有币值比较稳定的时期，明代的大明宝钞则一开始就贬值。历代纸币贬值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财政性的发行。无论纸币流通的成功或失败，都丰富了中国古代纸币管理的经验，这种经验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是中国所特有的。

维持纸币币值最可靠的办法是兑现。官交子在流通初期是可以兑现的。当时规定交子分界发行，每界的最高发行额为1256340贯，备本钱36万缗供兑现用。按此规定，交子的准备率是28％强。表明中国早在11世纪就已懂得兑现纸币不需要十足准备。宋徽宗大观年间（1107～1110）周行已指出，发行交子“常以二分之实，可分三分之用”（《浮沚集》卷一《上皇帝书》），即发行交子只要有三分之二的准备金，这一比例比实际执行的要高得多，已经是留有余地的说法。

南宋发行会子，宋孝宗也曾用兑现的办法使贬值的会子币值回升。在他的认真管理下，淳熙二年(1175)出现了“商旅往来，贸易竞用会子”的情况，还出现了“楮币重于黄金”的说法(《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五四)。虽然纸币不可能真的重于黄金，但也反映了管理会子的成功。

元初的纸币中统元宝交钞是可以兑金银的。政府在各路设立平准行用库，贮备金银，供兑现之用。当时的执政者“讲究扶持， 日夜战竞(兢)， 如捧破釜，唯恐失队(坠)”，所以“行之十七八年，钞法无少低昂”（《吴文正公集》卷四三，《刘忠宪公行状》）。也就是说，从中统元年(1260)算起，中统钞维持了十七八年的币值稳定，主要办法是可以兑换金银。后来准备金移作他用，发行又无限制，中统钞就贬值了。

除兑现外，则要限制纸币的发行数量。兑现本身就是减少纸币数量的一种办法。如果不能兑现，则控制纸币发行数量也能保证纸币的正常流通。宋孝宗曾提出“大凡行用会子，少则重，多则轻”（《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六○）这一控制纸币流通数量的意义。

南宋称提高纸币币值的政策为“称提”或“称提之策”。称提一词北宋即有使用，并不专指纸币，但南宋多数是指纸币。南宋的称提之策本来是指纸币贬值后所采取的补救措施，清初黄宗羲则将它作为成功的纸币管理经验来总结。他说：“然宋之所以得行者，每造一界，备本钱三十六万缗，而又佐之以盐酒等项。盖民间欲得钞，则以钱入库；欲得钱，则以钞入库；欲得盐酒，则以钞入诸务；故钞之在手，与见钱无异。其必限之以界者，一则官之本钱，当使与所造之钞相准，非界则增造无艺；一则每界造钞若干，下界收钞若干，诈伪易辨，非界则收造无数。宋之称提钞法如此”（《明夷待访录·财计二》）。这是黄宗羲心目中纸币管理的理想模式。

中国古代回笼纸币的办法，除兑现外，计有以下几种：

（1）出售商品。南宋政府曾用茶、盐、香、矾、酒、绢等商品回笼纸币。金朝曾于章宗承安三年(1198)设立回易务，许民间用银、钞购买绵、绢等物。金、明还用盐收钞。明永乐二年(1404)实行户口食盐法，按人头配盐收钞，成人每月配盐一斤，纳钞一贯；未成年人减半。

（2）出售官告、度牒等有价证券。如南宋宁宗嘉定二年(1209)用金、度牒、官告、乳香等回笼纸币，其中度牒七千道，每道价一千贯。

（3）增税。可用纸币向政府纳税，是纸币得以流通的必要条件。如南宋曾规定货币赋税以钱币、纸币各半缴纳，即所谓“钱会中半”。增税收纸币则完全是为了回笼纸币。明朝主要采取这一办法，税项名目繁多。

（4）用纸币赎罪和退赃。如明宣德三年（1428）规定：用银交易的，买卖双方都要罚钞，每银一钱罚钞一千贯；官吏贪赃，受货物的按物价的十倍罚钞，受银的每两罚钞一万贯。

此外，为了减少纸币流通量，宋、金、元历代都实行过以一新纸币折若干旧纸币的办法缩小票面价值。更严重的则是宣布旧纸币作废，宋、金都曾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