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Zhongguo shehuizhuyi jingji jianshe

[外文]：socialist economic construction in China

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实行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建国30多年来，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过了一个十分曲折的历程，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发生过不少失误。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没收了官僚资本主义企业并把它们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国营企业，统一了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稳定了物价，国民经济得到了迅速恢复。同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开始兴建了一些重大工程，如成渝铁路、天兰铁路、淮河水利工程、荆江分洪工程等，为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创造了条件（见国民经济恢复时期）。

1952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按照这个总路线，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了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单个企业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一系列的逐步过渡的政策。对个体农业，开展了合作化运动，从组织互助组，发展到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又发展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到1956年，全国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见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有计划地展开了经济建设。从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依靠自己的努力，加上苏联和其他国家的支援成功地开展了以“ 156项”为中心的工业建设。五年中实际施工的大中型项目共921个，期末建成投产的595个。一批为国家工业化所必需而过去又非常薄弱的基础工业逐步地建立起来，经济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从1953年到1957年， 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8％，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4.5％，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五年内全民所有制部门职工的平均实际工资增长了30.3％，农民的收入增长了近30％（见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三年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由于各项工作坚持从实际出发，循序前进，既有明确的目标，步子又很稳妥，因而经济建设进行得比较顺利，重要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较为协调，经济效果比较好。

1956年4月，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初步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同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

1958年，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1958）。当时，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的国情认识不足，特别是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人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取得的胜利面前，骄傲自满，急于求成，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就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随之而来。在农业生产合作社还没有巩固的情况下，搞起了人民公社，出现了“一平二调”平均分配和无偿调拨。生产上提出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到处放高产“卫星”，这些虚假高产典型又被作为依据，反过来提出更高的不切实际的指标要求。在工业上提出，1958年钢产量要翻一番，要用几年时间在主要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工业发达国家。1958年底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中共中央曾经努力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但是1959年8月庐山会议后期，又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这个期间，经济建设的正常秩序遭到严重破坏，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出现严重失调，生产连续下降，财政连年赤字，市场供应紧张，人民生活发生很大困难。到1962年，工农业总产值退回到1957年的水平。

1961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1961）”的方针，这是国民经济的第一次调整，是一个重大的转折。1962年初中共中央召开了有7000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扭转了急躁冒进情绪。由于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经过全国人民的艰苦努力，国民经济得到了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1963年到1965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5.7％，国民经济重新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好局面。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刚刚恢复过来重新走上轨道的国民经济又陷于混乱，遭到建国以来时间最长、破坏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当时，错误地批判“唯生产力论”，使大批工厂停工停产，大批建设工程停顿，整个生产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1967和1968两年生产速度连续下降。1969年以后，由于广大干部和工人、农民的努力，生产建设保持了一定的增长速度。当时“文化大革命”还在继续，“左”的错误得不到清理，国民经济的正常秩序没有得到恢复，生产建设的发展忽高忽低，损失浪费很大。1972年周恩来（1898～1976）正确地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要抓生产，特别是抓产品产量，使经济工作有了转机，1973年工业总产值增长了 9.5％。1974年江青反革命集团提出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刚刚稳定的形势又乱了起来，这一年工业总产值仅增长0.3％。1975年邓小平重新出来主持工作，提出了整顿的口号，抓了铁路、钢铁等方面的整顿工作，效果显著，经济形势有了明显好转。但是，不久又掀起了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国因而再度陷于混乱。1976年10月中共中央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给国家经济建设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国民经济各方面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人民生活水平下降。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人心大振，生产建设恢复得很快。但由于对“文化大革命”给国家经济造成的困难估计不足，对比例失调的严重情况认识不清，又对长期以来经济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缺乏认真的总结。1978年提出了要加快速度、组织新的跃进的口号，制订的十年经济发展规划搞大了，一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又来了。1978年的 基本建设投资从上年的382亿元猛增到501亿元。国内的和引进的项目一起上，基建摊子一下子铺开了。这就使“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严重比例失调和经济困难更加剧了。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提出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要求，制订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并且提出逐步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任务。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转折，从此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逐步走上了正确轨道。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在1979年4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又确定了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1979）”的方针，坚决纠正了前两年经济工作中的失误。其后，在1980年12月又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对经济建设中的“左”的指导思想进行了认真的清理，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进一步调整。在中共中央一系列正确方针指导下，调整和改革工作顺利展开。在调整工作中着重解决了农业和工业、重工业和轻工业、消费和积累的比例失调问题。在农业上，提高了农产品的价格，推行各种形式的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力发展农村副业和多种经营，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生产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在工业上，调整了重工业的服务方向，使轻工业得到迅速发展，日用消费品大量增加。在积累和消费的关系上，压缩了过大的基本建设规模，提高了消费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从而使人民生活得到明显改善。在这期间，大部分企业得到了整顿，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取得了进展。

1982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伟大任务，提出了从1981年到20世纪末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使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进程取得重大进展，使全国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的宏伟目标。同年11月底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实事求是的发展国民经济第六个五年计划（见中国第六个五年计划）。到1985年，第六个五年计划已全面完成。1986年3月底召开的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七个五年计划（见中国第七个五年计划）。中国经济走上了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健康轨道。1987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论证了中国社会仍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即：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这条路线和根据这条路线进一步提出的经济建设、经济体制改革等基本方针，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改革规划了基本蓝图。

从30多年经济发展的情况可以看出，尽管经济发展中出现过多次曲折、反复，但是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国家的物质技术基础大大增强了。主要表现在：

（1）农业生产条件发生了显著改变，生产水平大幅度提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中国农村几乎没有农业机械、化肥和电力，现在农用拖拉机、排灌机械的拥有量和化肥、农药的施用量都大大增加。1985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37911万吨，比1952年增长1.3倍；棉花产量达到414.7万吨，比1952年增长2.2倍。在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里，基本上解决了吃饭穿衣问题，这是一个伟大的成就。

（2）在工业建设中，集中必要的人力、物力、财力，建设了一大批骨干项目，增强了工业、运输业的能力，发展了石油化工、电子等新兴行业，兴建了一批新的工业基地，形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1985年中国已经拥有46万个工业企业。1985年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总额1681亿元，比1952年增长16倍。1985年布产量达到 146.7亿米，电视机产量达到1667.6万部，原煤产量达到 8.7亿吨，原油产量达到1.25亿吨，发电量达到4107亿度，钢产量达到4679万吨，这些产量都分别比1952年增长几倍或几十倍。

（3）建立了一支相当数量的科技干部队伍，科学技术事业有了很大发展。核技术、人造卫星和运载火箭、“银河”巨型亿次电子计算机等方面的成功，表现出中国科学技术在某些方面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4）城乡商业和对外贸易都有了很大增长。1985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到4305亿元，比1952年增长14.5倍。国家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696.1亿美元，比1952年增长35倍。随着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1985年农民平均每人纯收入达到 398元，全国职工平均货币工资达到1148元。

（5）文化、教育、卫生、体育事业有很大发展。1985年高等学校在校学生 170.3万人，各类中等学校在校学生4863.1万人，小学在校学生13370万人。全国共有广播电台213座，各类电影放映单位18.3万个，艺术表演团体3317个。全国医院病床达到222.9万张，专业卫生技术人员达341.1万人。群众性体育活动广泛开展，不少运动项目达到了世界水平。城乡人民的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比建国初期大大提高。

在30多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干部和群众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日益深刻，经验日益丰富，贯彻执行正确方针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大大加强了。从建国以来经济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得到的启示是：

（1）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只有社会生产力取得比较充分的发展，科学技术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社会主义制度才能获得巩固的物质技术基础。因此，除非发生大规模外敌入侵，必须下定决心，以最大的毅力，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各项工作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而不能离开这个中心。必须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检验一切政策和改革得失成败的主要标准。

（2）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坚持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借鉴外国的经验，但对任何国家都不能照抄照搬。

（3）社会主义生产和经济管理体制必须适应于生产力的状况，有利于生产的发展。要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以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为主体，合理配置多种经济成份，而不能搞单一的全民所有制。要赋予企业以应有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增强企业的活力，使它们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而不能对企业统得过多，管得过死。国家要适应有计划地发展商品经济的要求，通过计划的综合平衡和各种经济杠杆以及必要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的运用，加强对宏观经济的控制和管理，以既保证各个企业生产经营的多样性和灵活性，又保持整个经济的统一性和协调性。

（4）国民经济是一个整体，有它固有的发展规律，必须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办事，努力做到各经济部门按比例地协调发展。不能孤立地突出某一个部门的发展，忽视各部门之间的相互协调，忽视各种生产条件的相互衔接，忽视财政、信贷和物资平衡。不论生产和建设都要坚持量力而行、稳步前进的原则，都要把提高经济效益放在首要地位，不能超越国力可能和脱离社会需要去急于求成，片面追求过高的速度。

（5）中国人口多、底子薄，“一要吃饭，二要建设”，必须统筹兼顾、全面安排。既要使经济建设具有一定的规模，又要使人民生活能得到适当的改善。这就必须时刻注意防止建设规模过大，挤了人民生活。同时，也不能超越生产增长的可能，提出改善生活的过高要求，以防止消费资金增长过快，影响必要的重点建设（见社会主义的积累与消费关系）。

（6）充分认识科学技术和教育在社会生产中的巨大作用，把智力开发放到重要的战略地位，使经济建设切实转到依靠科学技术进步的轨道上。科学技术工作要面向经济建设，更好地为解决国民经济中具有重大经济效益的关键技术问题服务。

（7）把厉行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长期坚持下去，严格地有效地控制人口的增长。

（8）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充分利用本国的资源，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同时，要坚持对外开放的政策，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扩大对外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引进先进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尽可能地多利用一些可以利用的外国资金进行建设，以加快现代化的进程，增强自力更生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