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Quyang Xiudesi shizaoxiang

北魏至唐代的汉白玉石雕佛教造像。1953年在河北省曲阳县城西南修德寺塔基下发现，1954年又在宋代寺址下发掘出一批石造像，总数计2200余躯，内含纪年铭造像 247躯。自北魏神龟三年(520)迄唐天宝九年(750)，其间230年，历经北魏、东魏、北齐、隋、唐5代，而以东魏、北齐和隋代造像居多。多为小型单体像，一般残高约20～30厘米。还伴出有半成品和少量石料。修德寺石造像的发现和出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佛教考古的一个重要收获。石雕品现主要藏于故宫博物院和河北省博物馆。

修德寺纪年造像中，以隋大业年间造的最多，共48躯，其次是北齐天保年间的，共33躯。修德寺石造像的题材，经历了对释迦和弥勒菩萨信仰为主，过渡到重视阿弥陀佛和菩萨信仰的过程。无量寿佛和阿弥陀佛造像出现于北齐，至隋代超过了弥勒菩萨的数量。菩萨像在纪年造像中的比例，分别为北魏的35％、东魏的75％、北齐的82％和隋的93％。这种日益增长的趋向反映了下层群众的信仰要求和佛教的世俗化。造型上，也有由瘦削修长到方颐矮胖再到丰满挺秀的变化过程。佛衣由最初的褒衣博带，发展为轻薄透体、衣纹简疏的样式。造像的面容，北魏的慈祥严肃被唐代的平易亲近所取代。

题材主要是弥勒菩萨（7躯），其次是观世音菩萨（4躯）和释迦佛（2躯）。对弥勒菩萨的信仰受到重视。造像面形方圆，头部前倾，颈细长，神态严肃慈祥，具有北魏晚期的新作风。衣褶厚重，多作三角隐起或重叠式。光背作舟形举身光，中饰莲花、火焰纹。佛像多作施无畏印，佛衣下摆呈重叠弧形，披覆整个佛座上。菩萨像裙底作羊肠式回曲纹。 正光二年(521)赵雌造弥勒像和孝昌元年(525)来造观世音像，冠带外扬，裙裾两端呈锐角伸展，造型追求匀称的形式美。这些反映了北魏晚期佛教的兴盛，也为东魏造像的多样化创造了条件。

弥勒像锐减(1躯)，观世音像增加（13躯），还有释迦多宝并坐像（4躯）和思惟菩萨像(9躯)。东魏造像的变化始于兴和年间，至武定年间而定型。武定六年(548)邹仲和造坐佛像，袈裟变薄，衣褶用双钩阴线，披覆佛座的佛衣下摆呈现不规则的折叠回转纹。全像造型趋于简略，头部比例较小，表示了北魏造像向北齐造像的一种过渡形式。

新出现的题材，有无量寿佛和阿弥陀佛（各1躯），还有双尊像的形式，如双释迦像（1躯）、双思惟菩萨像（8躯）、双观世音像（8躯）、双菩萨像(19躯)等。菩萨像占此时期造像总数一半以上。北齐造像的样式上承东魏武定年间造像，到天统前后形成。造像肌肉凸张，面相丰满，衣纹简疏，多用阴线而不用双钩法。袈裟披覆佛座渐短。造型稍嫌滞重，佛衣更趋轻薄。

隋代造像中无量寿的译名完全被阿弥陀所取代，出现三尊像，菩萨像比例增加，其中双菩萨像34躯，而弥勒菩萨仅1躯。佛像造型尚精致，菩萨像多较粗糙，冠服简单，衣纹简化，形体笨滞。唐代造像题材变化不大，阿弥陀佛和双阿弥陀佛约占总数一半。但造像形式已变为丰腴舒展，形体轻柔多姿。

4世纪中叶，随着佛图澄在后赵的传教活动，今河北石家庄地区佛教已很盛行，成为当时北方佛教要地之一。悠久的文化传统，加之当地盛产汉白玉石料。这就给以定州为中心的佛教造像工艺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定县北齐永孝寺旧址和唐县、望都等地，相继出土几批汉白玉石造像，有明确纪年的大都在东魏以后，说明此后定州佛教造像臻入盛期，至隋唐而不衰。这就为研究这一时期北方造像的分期、类型和地区特点等问题，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新资料。

参考书目

1. 罗福颐：河北省曲阳县出土石像清理简报，《考古通讯》1955年3期。
2. 杨伯达：曲阳修德寺出土纪年造像的艺术风格与特征，《故宫博物院院刊》，1960年总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