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季驯束水攻沙。元亡明兴。由于新旧朝代的交替，黄河一度失修。明初河患又严重起来，豫东、鲁西、冀南、苏北等许多地方被淹，会通河一再被毁。漕运对京师用粮和政局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保运便成为明朝治河的一条基本准则。

从保运出发，明朝前期，治河实行北堵南分的方针。北堵，就是在黄河下游的北岸，修建一条力求坚固的长堤，防止黄河北决和北迁。因为北决北迁，都会破坏会通河的航道，切断南北漕运。而南决和南迁，黄河可以循泗水、淮水入海，对漕运威胁较少。南分，就是让黄河分道南下，沿贾鲁旧道以及涡水、颍水等，循淮河东入黄海。他们认为河合势大，渲泄不畅，便会溃堤泛滥。河分势弱，流水通畅，不易溃决。明朝前期，主持治河的主要官吏徐有贞、白昂、刘大夏等，都执行这一方针。徐有贞还做了这样一个实验，比较一孔壶和五孔壶泄水的速度，用后者快于前者的事实，来证明分流排洪比独流排洪效果更好。并因此而取得了皇帝对这一治河方针的支持。

从短期看，北筑堤，南分流，确实有利于保漕和排洪，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黄河的问题不仅是水患问题，水患是个表象；由于河水多沙，泥沙堵塞河道是个根本问题。而分流必然流速缓慢，泥沙容易沉淀；从长远看，抬高河床的速度一定加快，必然导至更为严重的洪灾。明朝后期，这个问题充分暴露出来，黄河下游决口非常频繁，洪灾沙害空前严重。在这种情况下，于是有潘季驯等人另辟蹊径的新的治河方法。

这种治河新法，后人称为束水攻沙法。它最早由虞城(山西平陆县东)一位不知名的秀才提出，总理河道的万恭首先加以试用，潘季驯使之进一步完善，并广泛推行。他们认为，偌大一条黄河，水中含沙量很高，而且源源不断地随水东下，人力有限，排不胜排。而水力无穷，将它集中起来攻沙，有如“以汤沃雪”，便可迎刃而解。潘季驯主持治理黄河的时间很长，他以束水攻沙为核心，在工程上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主要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1)“塞旁决以挽正流”。虞城秀才认为，“水合则势猛，势猛则沙刷，沙刷则河深”。潘季驯完全同意这种看法。因此，他在治河时，虽然继续推行北堵的方针，但反对听凭河水分流南下，而代之以“塞旁决以挽正流”的方针。“塞旁决以挽正流”，就是将从决口旁出的河水堵住，使河水集中到干流中来。潘季驯曾先后四次主持治河工作，历时20年，他相继堵塞了数以百计的黄河决口，终于结束了长期以来黄河下游多股分流和洪水横溢的局面，使河水集中到贾鲁故道。这一工程不仅便于集水攻沙，更主要的是它立竿见影地使黄泛区人民从水灾的困扰中解脱出来。

(2)筑近堤以束水攻沙，筑遥堤防洪水泛滥。他们认为“筑堤束水，以水攻沙，水不奔溢于两旁，则必直刷乎河底”。因此，除堵决口外，以主要力量在黄河下游的河道两岸，紧逼水滨，建筑坚固的堤防。这两道南北大堤被称为近堤或缕堤，是束水攻沙的最主要工程。不过由于南北两堤逼水太近，即使建得非常坚固，如遇特大洪水，黄河也会溃堤泛滥，酿成洪灾。为了防范，他们又在南北缕堤之外，再各筑一道远堤，又称遥堤。这种近、远双重的河堤，普遍修建于黄河下游(接近海口的河段除外)，其中的某些险要河段，于近、远堤外，又建有月堤加固。后来，为了使漫出缕堤的洪水，不致沿着遥缕两堤奔流，左右破坏两堤堤防；为了让泥沙沉积于两堤之间，以加固堤防，并使清水回到大河之中，以加强攻沙力量，又于两堤之间修建了挡水的格堤。此外，还在长堤上建有溢流坝，以便进行有控制的排洪。潘氏的堤防工程比较完备，在攻沙、防洪等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

(3)蓄清刷浑。黄河、淮河会于清口(今江苏省清江市西南)，以下黄河与淮河合槽。淮河含沙量较少，水清，为了加强冲沙力量，潘氏又加高、加厚高家堰大堤，将淮水拦蓄于洪泽湖，提高洪泽湖水位，使清水可以顺利入河，借清水之力，冲刷浑浊的黄水。认为，这样清口以下的河道，便会更为通畅。这一工程效果不大，因为淮河水少，不敌黄河，清水很难顺利入河，而高家堰大堤过高，淹地太多，也会给淮南地区造成严重的威胁。

以束水攻沙为核心的潘氏治河，总的来说，成绩还是不少的，他治理了明前期以来的黄河下游水患，使黄河泥沙淤积的速度放慢，黄河决口和泛滥的频率减少。但黄河的情况非常复杂，不能只靠束水攻沙，治河必须从全局出发，因地制宜，采用多种方法，效果才能更为显著。更何况黄河水量变率极大，涨落悬殊，建立宽窄恰到好处，既可束水攻沙，又不泛滥成灾的大堤，几乎是不可能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黄河下游后来还是成为地上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