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Zai Zhongguo Gongchandang Di-qi jie Zhongyang Weiyuanhui Di er Ci Quanti Huiyi Shang de Baogao

[外文]：Report to the Secon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Seven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毛泽东1949年3月5日所作，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解放后面临的各项重大任务以及完成这些任务的方针和政策，其中有关经济方面的方针、政策占有重要地位。

1949年初，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已在全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怎样促使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随着革命胜利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等问题，都是急待明确和解决的。在历史转变的这一关键时刻，中共中央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作了这篇报告。（见彩图）

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了城市。但不能丢掉乡村，只顾城市，必须城乡兼顾，使城市和乡村的工作，工人和农民，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必须学会在城市向敌人进行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的斗争。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团结城市人口中的大多数，以便战胜敌人，着手建设事业，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在发展工业的问题上，毛泽东指出首先应当发展国营企业，但也要帮助私营企业的发展，那种认为私营企业无关紧要的思想，是错误的。

毛泽东指出，从接管城市开始，眼睛就要面向城市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要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学习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银行和其他工作。其他工作都要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个中心，为这个中心服务。

毛泽东指出，在经济建设工作中，中国共产党所采取的政策，是从中国当时实际的社会经济状况出发。当时，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10％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90％左右，这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中国的结果，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也是中国革命胜利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从这一点出发，来制定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的战略、策略和政策。这就是说，中国已有大约10％左右的现代性的工业经济，由于这一点，中国已经有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谁要是忽视或轻视这一点，谁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同时，中国还有大约90％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谁要是忽视或轻视这一点，谁就要犯“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毛泽东指出，中国现代性工业的产值虽只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10％左右，但是它极为集中。其中一部分最大的和最主要的资本集中在帝国主义者及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手中，没收这些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使国家掌握经济命脉，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份。这一部分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占了现代工业中的第二位。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也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限制，并由于中国经济还相当落后，在革命胜利以后的一定时期内，还要让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它将在活动范围、税收政策、市场价格和劳动条件方面受到限制。要从各方面、按照各地各业和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对资本主义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占国民经济总产值90％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必须组织生产的、消费的和信用的合作社。单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社经济，就不可能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地走向集体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权。

毛泽东指出，恢复和发展人民共和国的国民经济，使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没有对外贸易统制是不可能的。中国革命的胜利，还没有解决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问题，只有待经济上获得了广大的发展，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才算最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在全国取得了革命胜利，并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个基本矛盾，一个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另一个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对内节制资本和对外统制贸易，是国家在经济斗争中的两个基本政策。

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所阐述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对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以及对社会主义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