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Wang Shifu

元代杂剧作家。名德信。大都（今北京市）人。生卒年不详。

王实甫生平事迹资料缺乏。钟嗣成《录鬼簿》将他列入“前辈已死名公才人”，周德清《中原音韵》在称赞关汉卿、郑光祖和白朴、马致远“一新制作”的同时，也称赞了《西厢记》的曲文，并说“诸公已矣，后学莫及”。由此可以推知，王实甫活动的年代可能与关汉卿等相去不远。他的主要创作活动当在元成宗元贞、大德年间。

《北宫词纪》所收署名王实甫的散曲〔商调·集贤宾〕《退隐》中写道：“想着那红尘黄阁昔年羞，到如今白发青衫此地游”，“人事远，老怀幽，志难酬，知机的王粲；梦无凭，见景的庄周”，“怕狼虎恶图谋，遇事休开口，逢人只点头，见香饵莫吞钩，高抄起经纶大手”，可知王实甫早年曾经为官，宦途不无坎坷，晚年退隐。曲中又有“且喜的身登中寿”，“百年期六分甘到手”，可以推断他至少活到60岁。这首散曲又见于《雍熙乐府》，未署名。因此，学术界对它的作者是谁有不同看法。

《中原音韵》曾把《西厢记》第1本第3折的曲文作为“定格”的范例标举。元末明初贾仲明的〔凌波仙〕吊曲说王实甫“作词章，风韵羡，士林中等辈伏低。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明初朱权《太和正音谱》誉王实甫词如“花间美人”，“铺叙委婉，深得骚人之趣”，“极有佳句”。可见，他的作品在元代和元明之际很为人所推重，《西厢记》其时已被称为杂剧之冠。

王实甫所作杂剧，名目可考者共13种。今存有《崔莺莺待月西厢记》、《吕蒙正风雪破窑记》和《四大王歌舞丽春堂》 3种。《韩采云丝竹芙蓉亭》和《苏小卿月夜贩茶船》都有佚曲。其余仅存名目而见于《录鬼簿》著录者有《东海郡于公高门》、《孝父母明达卖子》、《曹子建七步成章》、《才子佳人多月亭》、《赵光普进梅谏》、《诗酒丽春园》、《陆绩怀橘》、《双蕖怨》、《娇红记》9种。对王实甫曲目，学术界有不同看法，或认为《娇红记》非出王手，或认为《诗酒丽春园》亦非王作，还有人认为今存《破窑记》是关汉卿的作品，但都非定论。明清时代还有王实甫作《月明和尚度柳翠》和《襄阳府调狗掉刀》的著录和传闻，均不可靠。此外，自明代开始，出现《西厢记》是王实甫作关汉卿续或关作王续等说法，也都不可信。

王实甫还有少量散曲流传:有小令1首，套曲3种（其中有一残套），散见于《中原音韵》、《雍熙乐府》、《北宫词纪》和《九宫大成》等书中。其中，小令〔中吕·十二月过尧民歌〕《别情》较有特色，词采旖旎，情思委婉，与《西厢记》的曲词风格相近。

在王实甫现存的3种杂剧中，5本21折的《西厢记》不仅是他的代表作，而且是元代杂剧创作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

故事流变

《西厢记》故事直接来源于唐代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又名《会真记》）。此外，流传的西洛书生张浩与东邻女李莺莺踰墙相会，终成眷属的故事和蒲妓崔徽为裴敬中憔悴而死的传说，在题材和人物、情节上对《西厢记》也都有某种影响。

《莺莺传》写唐代贞元中书生张生与少女崔莺莺从恋爱、结合到离异的悲剧故事。作者元稹可能受到张《游仙窟》的影响，所谓“游仙”，本意写嫖妓宿娼；所谓“会真”，实质是写偷情艳遇。所以作者抱着欣赏文人风流韵事的态度，对张生始乱终弃的行为加以肯定。但崔莺莺的悲剧形象和悲剧命运赢得了人们的同情，一些文人诗作中不时提到“莺莺”和“待月西厢”事。

到了宋代，崔、张故事十分流行。秦观、毛滂的《调笑令》以一诗一词咏唱这个爱情故事，使它成为歌舞曲词。赵令畤创作了可说可唱、韵散相间的《商调蝶恋花词》。小说有《张公子遇崔莺莺》，见于南宋皇都风月主人的《绿窗新话》。此外，罗烨的《醉翁谈录》“小说开辟”中记有小说《莺莺传》。赵令畤的鼓子词和《绿窗新话》中的《张公子遇崔莺莺》，与元稹的原作不同，它们都删去了传奇小说文中张生诋莺莺为“尤物”、“妖孽”的部分，赞赏莺莺的真情，同情她的命运，并对张生的行为颇有微词。

金代章宗时人董解元曾将这个故事改编为长篇巨制《西厢记诸宫调》(又称《西厢弹词》或《弦索西厢》)。《西厢记诸宫调》有14宫调、193套组曲，它在主题思想和人物塑造上都与《莺莺传》有根本的差异。《西厢记诸宫调》摒弃了《莺莺传》的悲剧结局，以张生和莺莺双双私奔团圆作为结尾。《莺莺传》中矛盾的双方是张生和莺莺，导致莺莺悲剧命运的因素，是张生的薄倖。而《西厢记诸宫调》中的基本矛盾是争取婚姻自主的崔、张和以崔母为代表的封建势力，这就使作品具有明显的反抗封建礼教的思想。与此相联系，《西厢记诸宫调》中主要人物的性格有了很大的变化，从《莺莺传》到《西厢记诸宫调》，崔母从一个性格软弱的老婆婆，成为封建势力的维护者，崔、张婚姻的直接障碍。张生从一个思想感情上存在矛盾的负心汉，变成一个用情专一、敢于反抗封建礼教的多情种。而莺莺的形象则显现出鲜明的反抗性。《西厢记诸宫调》删去了莺莺所说的“始乱之，终弃之，固其宜矣”一类话，并写她和张生一同投奔了白马将军。《西厢记诸宫调》还创造了两个身世卑微的小人物──红娘和法聪，并赋予他们勇敢、机智的性格和济危解难的侠义肝胆。

虽然《西厢记诸宫调》在人物性格的塑造上还存在一些缺点，但从《莺莺传》到《西厢记诸宫调》完成了一个质的变化，从而为杂剧《西厢记》的创作奠定了反对封建礼教的主题。

思想内容和人物性格

《西厢记》和《西厢记诸宫调》相比，在思想内容上更趋深刻，它正面提出了“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主张，具有更鲜明的反对封建礼教和封建婚姻制度的主题。

首先，《西厢记》歌颂了以爱情为基础的结合，否定了封建社会传统的联姻方式。作为相国小姐的莺莺和书剑飘零的书生相爱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以门第、财产和权势为条件的择婚标准的违忤。莺莺和张生始终追求真挚的感情。他们最初是彼此对才貌的倾心，经过联吟、寺警、听琴、赖婚、逼试等一系列事件，他们的感情内容也随之更加丰富，这里占主导的正是一种真挚的心灵上相契合的感情。

其次，莺莺和张生实际上已把爱情置于功名利禄之上。张生为莺莺而“滞留蒲东”，不去赴考；为了爱情，他还几次险些丢了性命，直到被迫进京应试，得中之后，他也还是“梦魂儿不离了蒲东路”。莺莺在长亭送别时嘱咐张生“此一行得官不得官，疾便回来”，她并不看重功名，认为“但得一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即使张生高中的消息传来，她也不以为喜而反添症候。《西厢记》虽然也是以功成名就和有情人终成眷属作为团圆结尾，但全剧贯穿了重爱情、轻功名的思想，显示出王实甫思想的进步性。

与上述思想内容相联系的是《西厢记》中主要人物的性格都具有鲜明的特征。张生的志诚、忠厚和他对莺莺的一往情深，构成了他的主要性格特点。同时，作者又写了他的呆气和脆弱。他对老夫人的机诈权变几乎毫无准备，拙于应付；他对莺莺在爱情上表现的矜持、犹豫，常常产生误解，引出矛盾。所有这些，在“赖婚”、“赖简”等喜剧场面中，都有充分的表现。正由于他的脆弱和忠厚相连，呆气又与钟情并存，所以，他的这些“缺点”反而有助于突出他的志诚、憨厚的性格特点，他和他的感情也易于赢得观众的同情和好感。

莺莺的性格深沉而内向，她的一往情深与张生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从佛殿相遇到月下联吟，她已经爱上了张生，但她的生活环境和她的许多思想负担，使她不愿轻易泄露内心的秘密。崔母赖婚以后，她开始勇敢起来，但又有“赖简”的曲折，直到“佳期”以后，她才不再掩抑已经被唤起的爱情。这一切都使她在争取婚姻自主的斗争中，表现出虽是一往情深，却又欲前又却，曲折的内心情绪。

红娘身份卑微，在崔、张婚姻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却至关重要。她支持崔、张恋爱婚姻，反对封建家长干预。她伶俐机敏的性格，决定了她的行动方式：对志诚、憨厚的张生是坦率的，热心地为他出谋划策；她对心细如发的小姐十分小心，仔细揣摩她的心理，要作“撮合山”，又要不露痕迹；对老夫人，她敢于抗争，有勇有谋，在“拷红　”一场中，她的思想性格得到了最充分有力的表现。

老夫人竭力维护门阀利益和封建礼教，在她身上，更多地体现了封建统治阶级冷酷无情、专横跋扈、背信弃义的特征。比起《莺莺传》和《西厢记诸宫调》来，《西厢记》中的老夫人是个成功的封建家长的典型形象。

火头僧人惠明的豪爽和叛逆性格也是别具特色的。他不理会佛门的斋戒、杀戒，鄙视佛门中的庸僧。在孙飞虎兵围寺院，要抢走莺莺时，他一人挺身而出，冲出重围，前去搬兵，实际上也就帮助成全了崔张婚姻。这个豪侠勇武的僧人形象，丰富了《西厢记》所描写的人物群象。

《西厢记》的思想内容所达到的高度和人物形象所取得的成就，在戏曲中都是前所未有的。

《西厢记》的艺术特色

《西厢记》情节曲折，波澜迭起，悬念丛生，引人入胜。全剧接连不断的起伏跌宕，常给人山重水复、柳暗花明之感。

《西厢记》的戏剧冲突有两条线索：

（1）以老夫人为一方，莺莺、张生、红娘为另一方的矛盾。这是维护封建礼教和封建婚姻制度的势力与反对封建礼教，反对门阀观念，追求爱情和婚姻自由的叛逆者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的双方是对立的。

（2）莺莺、红娘、张生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主要是由于他们之间存在的不同个性和一些猜疑、误会造成的。这两组矛盾交叉发展，互相影响，使《西厢记》常常出现强烈的戏剧效果。

《西厢记》的作者不仅善于正面刻画人物，而且长于侧面描写，使人物性格呈现出丰富的色彩和立体浑成的效果。例如第 3本，原是描写莺莺和张生二人的相思，却全是从红娘的角度进行侧面描写。这一本的第 1折写红娘去书斋探病，却意在描绘张生的“凄凉情绪”；第2 折写红娘回到绣房，从旁观察莺莺的“愁肠百结”;第3折写张生跳墙前来相会，是从红娘的眼里看二人的动静；第 4折写红娘书斋探望病重的张生，又一次通过红娘的眼睛描绘张生“鬓似愁潘，腰如病沈”，刻骨铭心的相思情状。这种描写方法，避免了只是靠当事人抒情描述人物的心情和事态发展的单调写法，使描写更加充分。

《西厢记》的心理描写，不仅在曲词中，而且在人物的对话、动作中，也往往有着丰富的潜台词，间接地表现人物的内心活动。例如第3本第2折“闹简”一场，红娘受张生所托带回了写着情诗的简帖，红娘知道“小姐有许多假处”，所以把简帖放到妆盒上，站到一边去观察动静。莺莺开始“开拆封皮孜孜看，颠来倒去不害心烦”，猛又想起红娘还在一旁，于是变了面皮斥责红娘，意在掩饰自己的真实感情。红娘明明知道简帖的内容却不能说破，回答道：“小姐使将我去，他着我将来，我不识字，知他写着什么。”并说要去“出首”。红娘的回答向小姐说明：自己并不知道简帖的内容，也不曾向夫人报告，但又故意说要“出首”，试探莺莺。果然，莺莺放心了，“揪住”红娘，不让她去“出首”，并打听张生的情况。之后，莺莺又要让红娘传书信，却又冠冕堂皇地说：“红娘，不看你面时，我将与老夫人看，看他有何面目见夫人。”红娘虽无回答，却有背躬：“你哄着谁哩，你把这个饿鬼弄的他七死八活，却要怎么？”这段对话有时意在言外，有时言在此而意在彼，揭示出丰富的心理内容。

《西厢记》的曲词华美，并有诗的意境。作者常常结合剧情，在景物描绘中，构成抒情意味极浓的意境。第1本第3折“玉宇无尘，银河泻影，月色横空，花阴满庭”，寥寥16个字，就勾画出张生等待莺莺烧夜香时静谧而落寞的环境。第4本第1折，张生等莺莺来幽会时，作者描写：“彩云何在，月明如水浸楼台。僧归禅室，鸦噪庭槐。风弄竹声则道金珮响，月移花影疑是玉人来。”用彩云、月光、僧人、乌鸦的动态，传达出张生焦躁不安的心情。特别是第4本第3折长亭送别，“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用人们在秋天常见的景物，构成萧瑟而凄冷的氛围，与主人公的离愁别绪相互融合，创造了浓郁的抒情气氛，历来被称道为“神来之笔”。

《西厢记》的影响及其版本

《西厢记》问世以后，广泛流传。元末无名氏的《冯玉兰》杂剧的曲文中，已把王实甫创造的武艺高强的“惠明僧”作为典故来举。到了明代，《西厢记》几乎已经家喻户晓。明代的著名戏曲家和评论家如徐渭、李贽和汤显祖等都对它作了很高的评价。李贽认为《西厢记》和秦汉文、六朝诗、唐代近体诗等都属“古今至文”，并在艺术上赞誉它是“化工”之作。这是划时代的杰出见解。明代的著名画家仇英和唐寅等都曾为《西厢记》绘制插图或仕女画。李日华和陆采等改编《西厢记》，使之适合弋阳腔、昆山腔和海盐腔演唱，世称“南西厢”。这些改编本虽然逊色于原著，但在西厢故事的流传上仍有它们的功绩。

在《西厢记》流行过程中，也受到封建卫道者们的诋毁乃至查禁。清代初年的著名文学批评家金圣叹(见金人瑞)继承了李贽“古今至文”的观点，痛斥了视《西厢记》为“淫书”的谬论。金圣叹认为《西厢记》是可以与《离骚》、《庄子》、《史记》、《水浒传》以及杜诗并传不朽的作品，他赞扬了崔、张的“至情”，赞扬了红娘的义举，从思想内容上对《西厢记》加以肯定。金圣叹也高度评价了《西厢记》在曲词、科白、关目安排等方面取得的艺术成就。尤其他认为《西厢记》应当止于“惊梦”的观点，其艺术见解是可取的。但他认为全剧应当归于人生如梦，反映出他虚无主义的观点。“五四”以后，郭沫若从革命、反抗精神的角度肯定了《西厢记》是“有永恒而且普遍的生命”的伟大艺术品。

《西厢记》现存明、清刊本不下100种。明刊本《西厢记》至今尚存近40种。这些刊本大部分都有评点、注释或考证，还有不少本子附有精美的插图。

从体例上划分，现存明刊《西厢记》基本上可以分为分本分折和分出的两大类。属于沿袭元代杂剧一般体例的分本分折一类中，以刊于北方的弘治十一年(1498)金台岳家刻本《奇妙全相注释西厢记》为最早。此本每折有题目、正名，剧前刊有多种附录，各折都有释义。1978年发现的《西厢记》残叶为元末或明初刊刻，也属分本分折一类，与弘治本为同一系统。受到传奇体例较大影响的分出一类中，以刊于南方的万历八年(1580)所刻徐士范序本《重刻元本题评音释西厢记》为最早。剧后有附录多种及释义大全、字音大全。

明刊本中流传较广的是王骥德《新校注古本西厢记》、凌濛初校《即空观鉴定西厢记》和毛晋校《西厢记定本》。

明刊本《西厢记》虽在体例、曲文上有各不相同的细微区别，但是，故事的轮廓，主要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都没有根本的差异。

清刊《西厢记》现存也有40余种，主要是金圣叹批改本《第六才子书》的各种版本。但金圣叹的批本有两个缺点：

（1）他常常对《西厢记》进行臆改，模糊了《西厢记》的本来面目。

（2）他的批评过于细琐，流于割截破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版有王季思校注的《西相记》(1954)和吴晓铃校注的《西厢记》(1954)。

王实甫现存杂剧还有《吕蒙正风雪破窑记》和《四大王歌舞丽春堂》两种。《破窑记》写刘员外的女儿刘月娥抛球招赘，打中了穷书生吕蒙正，刘员外嫌贫爱富，企图毁婚，刘月娥执意不从，于是夫妻被赶往寒窑度日。后来，刘员外又设计激发吕蒙正进京应试，刘月娥待时守分，苦等10年，终于盼到吕蒙正衣锦荣归。

这是个“变泰发迹”型的故事。吕蒙正虽然实有其人，且是宋代的一位宰相，但剧中故事却属虚构，或据民间传说而来。王实甫笔下的女主角刘月娥的性格较有特点，她奉父命抛球择婿时，祈祷“绣球儿，你寻一个心慈善，性温良，有志气，好文章。这一生事都在你这绣球儿上，夫妻相待，贫和富有何妨”，虽有依靠“天意”的意思，但她重人品，重才学，实际上抛弃了门第观念。当她和父亲决裂，前往寒窑安身时，她说：“我也不恋鸳衾象床，绣帏罗帐，则住那破窑风月射漏星堂。”并说“您孩儿心顺处便是天堂”。她心甘情愿与吕蒙正去作贫贱夫妻。吕蒙正得官回来，故意骗她说“不曾得官”，她说：“但得个身安乐还家重完聚，问什么官不官便待怎的。”王实甫所写刘月娥的这种不计门第贫贱，不重功名利禄，看重家庭的团聚、夫妻之间感情契合的思想性格，与《西厢记》中进步的婚姻观念是相一致的。

宋代以来，吕蒙正故事在民间颇为流行。《破窑记》中穿插描写的“搠笔题诗”、“斋后击钟”正是带有民间传说色彩的故事。吕蒙正穷愁潦倒到靠搠笔为生，赶斋度日，还遭冷遇的羞辱，被一些人骂作“穷酸饿醋”，作者在作具体描写时，显然也反映了元代儒生沦落生活的若干方面。

《破窑记》语言以本色为主，前人称赞为“白描俊语”，用来刻画主人公刘月娥朴实无华的温厚性格，显得协调一致，表现了王实甫驾驭多种风格语言的能力。

《丽春堂》写金代武将右丞相乐善与右副统军使李圭因赌双陆引出争端，被贬济南府，过着闲散而寂寞的日子。后来因为“草寇”作乱，乐善又被宣取回朝，官复原职，李圭也来负荆请罪，二人释却前怨。其中第3折所表现的乐善对升沉无定的感叹，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悲哀，写来颇为真实而有感染力。第4折越调套曲中，多用女真曲调，当时是新奇的声调，明人称之为“十三换头”，这也是这个剧本的一个特色。

《韩采云丝竹芙蓉亭》和《苏小卿月夜贩茶船》也属丽情故事。它们各有一套曲存于《盛世新声》、《词林摘艳》和《雍熙乐府》中。《芙蓉亭》是写崔伯英和韩采云的爱情故事。今存〔仙吕·点绛唇〕套曲，当为全剧的第1折。描写韩采云私自到书房与崔伯英相会，以心理描写细腻委婉见长，语言风格秀美，与《西厢记》相类似。

《贩茶船》写书生双渐和妓女苏小卿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这个故事在元代非常盛行，元人散曲中经常咏到它，很多剧作的曲词中也常提及，作为恋爱故事的譬喻。纪君祥也写有这一题材的杂剧，已不传，现在只能从明人梅禹金《青泥莲花记》中知道这个故事的梗概。今存王实甫《贩茶船》的〔中吕·粉蝶儿〕套曲，可能是全剧的第 2折，写苏小卿对双渐的思念以及收到负心的书信以后，失望、怨恨的心情，语言风格以本色为主。

参考书目

1. 王季思:《西厢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1954。

参考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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