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裕民
2023-02-02
更新时间:2023-02-02 18:57:09作者:百科
[拼音]:Makesi
[外文]:Karl Marx (1818~1883)
马克思由于对物质利益问题的接触,感觉到了经济关系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意义。他十分同情劳动群众极端困苦的物质状况,并决心为改变他们的这种状况而奋斗。但他在当时还接受黑格尔关于国家和法是人类理性表现的唯心主义学说,把国家和法看成是社会生活的基础。因此,在马克思的面前产生了一个疑难问题:依靠国家的作用能否改变当时的整个社会关系,使劳动群众摆脱困苦的物质生活状况。这涉及到国家和法同社会物质生活之间究竟是一个什么关系,是前者决定后者、还是后者决定前者的问题。
为了解决这个疑难问题,马克思退出《莱茵报》编辑部不久,在1843年5~10月进行了批判分析黑格尔法哲学的工作,写作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原文于1927年第一次发表)。马克思在后来谈到他所得出的结论时说:“法的关系正象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同前,第2卷,第82页)。至于对物质生活关系的解剖,则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因此,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使他发现了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原理,并使他认识到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的意义,推动他去研究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是在1843年10月迁居巴黎后开始的。当时法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建立起来,工人运动的发展水平也超过欧洲其他国家。这次迁居对马克思的思想发展有重大影响,他不久就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他发表在1844年2月出版的《德法年鉴》上的论文,第一次揭示了无产阶级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创造者的革命作用。
马克思在发现无产阶级的革命作用后,就更加迫切地感到需要研究政治经济学。因为无产阶级谋求自身和全人类解放的条件只有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中去寻找,而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解剖则需要求助于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在1843年10月末至1845年1月末系统地阅读了许多著名英法经济学家的著作,并写作了被称为《巴黎笔记》的摘要和札记。马克思在笔记中用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观点批判了维护私有制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并揭露了私有制使无产阶级陷于被奴役和贫困的境地。《巴黎笔记》还阐明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所固有的阶级局限性。
马克思写作《巴黎笔记》的目的是打算在这个基础上撰写一部批判当时的社会制度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著作,并把这部著作命名为《政治和国民经济学批判》。写于1844年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可能是为撰写这部著作而作的准备。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通过对工资、利润和地租这三种收入形式的分析,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lign="left.jpg" alt="图">
伟大的革命家、科学家、科学共产主义的奠基人。1818年5月5日出生于德国普鲁士莱茵省特里尔城一位律师的家庭,1883年3月14日逝世于英国伦敦。他与F.恩格斯共同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反映了无产阶级和被剥削被压迫群众的根本利益,是无产阶级和被剥削被压迫群众推翻资本主义、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思想武器。
在马克思的青年时代,德国封建制度还占相当优势,但正孕育着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马克思是作为一位热情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开始踏上政治斗争道路的。他在1835年进入波恩大学,翌年又转入柏林大学法律系。他当时致力于研究G.W.F.黑格尔(1770~183的对抗性质。他利用哲学中“异化”这个术语,提出了“异化劳动”的概念。马克思运用异化劳动概念来表达雇佣工人在私有制条件下的地位和状况,指出私有制使劳动产品、甚至劳动本身成为奴役工人的异己力量,从而造成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对立。他把工人阶级看成是消灭私有制和存在于异化中的一切奴役形式的社会力量,并指出经济领域中的革命变革是社会其他一切领域革命改造的基础。
马克思和恩格斯1844年8月在巴黎会见后就开始了亲密的合作,1845年2月出版了他们合作的第一部著作《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这部著作批判了以青年黑格尔派B.鲍威尔(1809~1882)等人为代表的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制定了辩证唯物主义,并发展了无产阶级革命作用的学说,论述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已接近于生产的社会关系的思想,也接近于劳动决定价值的理论。
1845年2月初马克思迁居到布鲁塞尔,并在那里继续研究政治经济学。他在布鲁塞尔时期又写作了大量阅读政治经济学的摘要和札记,被称为《布鲁塞尔笔记》,继续为写作《政治和国民经济学批判》一书作准备。但他认为在出版这部著作之前“先发表一部反对德国哲学和那一时期产生的德国社会主义的论战性著作,是很重要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 473页)。于是,他在1845年9月到1846年夏初又与恩格斯合作撰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对费尔巴哈、B.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一书。这部著作批判了黑格尔以后包括费尔巴哈哲学在内的德国哲学,全面地和系统地制定了唯物史观。唯物史观的创立,使马克思能够把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个合乎规律的自然历史过程,并用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思想来研究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在发现了唯物史观以后,就开始转向对政治经济学进行深入的、详尽的研究。
马克思的第一批成熟著作之一,是他在1847年7月出版的《哲学的贫困》一书。马克思在书中论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和政治经济学的一系列原理,第一次提出了“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方面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同前,第4卷,第143页)。由于社会的生产关系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生着变化,所以经济范畴也不是永恒的。这样,马克思就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制定了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肯定了D.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认为“李嘉图的价值论是对现代经济生活的科学解释”(同前,第 4卷,第93页)。马克思在当时虽然还象李嘉图一样只考察价值的量,而没有考察价值的质,但在事实上已揭示出价值是一个历史范畴、是以个人交换为基础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生产关系的表现。因此,马克思对劳动决定价值问题的看法已与李嘉图不同。由于马克思接受了劳动价值论,所以就认为利润和地租是工人所创造的价值的一部分。他在当时还没有看出工人出卖的商品是劳动力而不是劳动。但指出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是建立在劳动商品的基础上,而资本家购买劳动商品则是为了取得价值。这样,马克思在事实上揭露了资本与劳动之间关系的剥削性质。
马克思在40年代的另一本重要政治经济学著作,是1847年12月作为演说发表的《雇佣劳动与资本》。马克思在这本著作中第一次明确地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作为自己的考察对象,并第一次把这种考察与劳动价值论联系在一起,详尽地论述了由物化劳动构成的商品价值只有通过竞争,即只有通过由供求关系所引起的价格和价值的偏离才能实现。他事实上已指出价值规律只能作为“平均数规律来为自己开辟道路”(同前,第23卷,第120页)。
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一书中,着重论述了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本质。他揭示了资本不是以生产资料形式存在的物质,而是体现了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的关系。他在当时虽然还把工人出卖的商品理解为劳动,但区别了劳动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指出工人的劳动是一种“创造力量”,“这种力量不仅能补偿工人所消费的东西,并且还使积累起来的劳动具有比以前更大的价值”(同前,第6卷,第489页)。在这本书中,实际上已包含关于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的论述。马克思不仅分析了在技术水平不变、也分析了在技术水平不断提高情况下生产资本的积累对工人阶级状况的影响,证明了资本主义制度必然造成工人阶级的贫困处境。
1847年末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撰写了《共产党宣言》一书。这是共产主义运动纲领性的文献,对马克思主义各个组成部分都作了重要的发挥。《宣言》论述了资本主义的历史作用。指出它促进了生产率的空前增长,但也造成了社会矛盾的巨大发展,生产资料日益集中,财产积聚在少数人的手里,而广大工人群众的状况则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变坏。经济危机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矛盾的直接表现,危机表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显得过于狭窄,不足以容纳人类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
《宣言》揭示了资本主义既为社会主义创造了物质前提,也为自身生产出了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宣言》在事实上已经论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而这种论述则是后来《资本论》的“最终目的”(同前,第23卷,第11页)。但是,这种论述在《宣言》中还只是以唯物史观的一般原理为依据,只有到19世纪50~60年代马克思才把这种论述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进行深刻的、全面的、详尽的分析基础上。
马克思1849年8月迁居伦敦后,从1850年初开始继续进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工作。从1850年9月至1853年8月写作了 24本笔记,这些笔记被称为《伦敦笔记》。
马克思在那个时期所研究的问题范围十分广泛,而研究工作所具有的理论水平也大大超过 19世纪 40年代。当时他对李嘉图的以货币数量论为基础的流通理论有了新的认识,指出这个理论是与现实相矛盾的。事实上,不是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决定商品价格,相反地是流通中的货币数量本身取决于用货币作为媒介来进行交换的商品价格总额。马克思还批判了李嘉图的地租理论,用历史事实批驳了李嘉图把地租的增长看成是由农产品价格上涨引起的错误观点。并指出李嘉图把级差地租的产生与所谓土地收益递减“规律”联系在一起也是错误的。但是,马克思在当时既还没有阐明货币的本质与商品价值取决于劳动时间这一规定之间的联系,也还没有制定自己的地租理论。他在当时主要还只是用历史和现实的实践经验来检验他之前的经济学家的理论。
在《伦敦笔记》中马克思第一次发现了李嘉图体系中的一个矛盾,即李嘉图无法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去说明利润如何从资本与劳动的交换中产生出来。马克思试图解决这个矛盾,但是,由于他在当时还没有把工人出卖给资本家的商品理解为劳动力,所以他只是证明以“余额”形式存在的利润不是来自于流通领域,而是来自于生产领域。事实上,《伦敦笔记》只反映着马克思整个工作的研究阶段,即“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同前,第23卷,第23页)。至于现实的运动如何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则是属于整个工作的下一个阶段的任务。
1854~1856年马克思为贫困所迫停止研究工作达两年之久。到1857年他才开始进入研究工作新的阶段,即对收集的材料进行系统的整理和概括。从这一年10月到翌年5月他撰写了一个草稿,定名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现被称为《资本论》的第一稿。
马克思大约在1857年8月下旬曾为自己的著作写了一个《导言》(未完成)。他在《导言》中根据唯物史观而把物质生产提到首位,确定了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论证了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是构成一个整体的各个环节及它们相互间的内在联系;并第一次详尽地阐述了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说明了历史考察和逻辑分析之间的相互关系。马克思在《导言》中还根据他的方法,拟定了他的政治经济学著作的写作计划。(见《〈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政治经济学批判》草稿的写作基本上是按照《导言》中的计划进行的。草稿分为三章,但马克思是从第二章《货币章》开始写作的,接着是第三章《资本章》,最后才写作了篇幅很短的第一章《价值》。草稿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马克思在草稿中形成了自己的经济学说,包括劳动价值论、货币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
马克思在草稿中阐述了他的价值理论和货币理论的一系列重要见解:
(1)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统一,商品的使用价值反映人与物的关系,而商品作为交换价值则是人与人之间社会生产关系的表现;
(2)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二重性;
(3)通过对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之间矛盾的分析,指出了形成价值的劳动所特有的社会性质,这样就不仅分析了价值的量,也分析了价值的质;
(4)由于商品的内在矛盾,必然导致货币的产生;
(5)论述了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本质与商品价值取决于劳动时间这一规定之间的联系,从而彻底否定了李嘉图的货币数量论;
(6)揭示了货币的基本职能,即作为价值尺度、流通手段和财富的物质代表。
马克思在草稿中奠定了他的经济学说的基石,即剩余价值理论,深刻地分析了资本主义剥削的隐蔽机制。在分析中,“资本一般”概念起着重要作用。马克思把“资本一般”解释为“每一种资本作为资本所共有的规定,或者说是使任何一定量的价值成为资本的那种规定”(同前,第46卷上册,第 444页)。因此,对“资本一般”的考察着重于分析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即资本的直接生产过程。草稿虽然也考察了资本的流通过程,但只在与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有联系的限度内考察。
马克思在论述“资本一般”时,阐明了一系列关于剩余价值本质的重要问题。他第一次揭示出工人出卖给资本家的商品是劳动力,解决了李嘉图的理论所不能解决的一个困难,即资本与劳动的交换如何同价值规律相符合;区分了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指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不变资本的增长快于可变资本;提出了剩余价值率的概念;考察了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之间的关系;分析了剩余价值的两种形式,即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以及两者之间的联系和相互关系。
草稿把剩余价值的纯粹形式和它的特殊形式区别开来,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两者混为一谈。草稿指出了利润率有下降趋势,并提出了关于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理论的一些基本要素。草稿在考察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分时,论述了由于机器大工业的发展而使科学日益成为直接生产力,脑力劳动在物质生产过程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马克思在草稿中还考察了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形态,阐明了资本主义的产生过程是以前的所有制形式解体的历史过程。只有当封建土地所有制转化为资本主义土地所有制时,大量的雇佣劳动者才可能产生出来。草稿还分析了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共同生产的一些特点,指出在未来社会里个人劳动直接就是社会劳动,每个生产者的劳动按照计划分配到社会生产各个部门。马克思把人的全面发展看成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远大目标,而人的全面发展则取决于生存时间的缩减和自由时间的扩大。因此,一切节约归根结柢是时间的节约。
马克思在即将完成他的草稿时,预计要一下子出版自己的全部著作是不可能的。因此,他拟定了分六个分册出版的计划。这六个分册是: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马克思认为,前三个分册是全部著作的主要部分,因为它们是考察资本主义社会分成三大阶级即资本家阶级、土地所有者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
在决定写作一系列分册后,马克思打算把第一分册第一篇分为三章,即商品、货币或简单流通、资本一般。马克思认为真正的战斗是从第三章开始的,但从政治上考虑一开始就出版这一章是不合适的。因此,当《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在1859年6月出版时,除《序言》外,只包括《商品》和《货币或简单流通》这两章。马克思在《序言》中对唯物史观作出了一个概括的、经典性的表述。在第一章和第二章中,马克思第一次详尽地和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关于商品和货币的理论。
马克思一直重视在对经济学范畴进行批判的同时,也对资产阶级经济学体系进行批判。因此,在第一分册各章后面附有理论史的论述,包括《关于商品分析的历史》、《关于货币计量单位的学说》和《关于流通手段和货币的学说》。后来马克思把第一分册的内容加以概括,编入《资本论》第一卷论述商品和货币的篇章中。因此,马克思把第一分册称为《资本论》的“初篇”(见《政治经济学批判》)。
《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出版后,马克思打算出版第二分册,即第三章《资本一般》。1861年夏季他拟定了一个第三章的写作提纲草稿,并从1861年8月到1863年7月又写作了一个篇幅浩大的手稿,共有23本、约 200个印张,现被称为《资本论》的第二稿。
(1)手稿第1~5本、第19本和20本的一部分论述了资本的生产过程,分为四章:《货币转化为资本》、《绝对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和绝对剩余价值》。这一部分手稿的论述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结构上也与后来的《资本论》第一卷基本上相一致。
(2)手稿第 6~15本、第18本和第20~23本的一部分,构成后来的《资本论》第四卷,即《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在这一部分手稿中,详细地批判分析了17世纪中叶以来的经济学说。他着重考察了W.配第及其直接继承人J.洛克(1632~1704)等,以及重农学派、A.斯密、李嘉图等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在对剩余价值问题研究上的成就和局限性,阐明了在他们那里“政治经济学规律最先以怎样的历史路标的形式被揭示出来并得到进一步发展”(同前,第26卷Ⅰ,第 367页)。马克思还考察了李嘉图以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庸俗化过程和李嘉图派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理论,认为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产生是与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发展,以及空想社会主义者利用李嘉图学说反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有密切联系。马克思在最后还考察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在其没落时期的代表G.拉姆赛(1800~1871)、A.-E.舍尔比利埃(1797~1869) 和R.琼斯(1790~1855),认为他们在某些问题上发展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但由于他们的阶级局限性而没有使这些观点获得进一步的阐述。
马克思原来打算把《剩余价值理论》作为《资本的生产过程》这一篇末尾的理论史附论。但是,马克思在写作《剩余价值理论》过程中远远超出了自己原先的设想,因为以前的经济学家都把剩余价值的纯粹形式和它的特殊形式即利润、利息和地租混为一谈。因此,马克思所研究批判的理论材料本身就要求扩大范围,即不仅需要分析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剩余价值理论,还需要研究他们的利润、地租等观点,并针对这些观点的错误而从正面阐述马克思自己的理论。因此,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手稿中论述了1857~1858年草稿中所没有论述过的许多重要理论问题。他除了在研究斯密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理论过程中制定了自己的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理论以外,还在批判斯密教条(见A.斯密)和考察魁奈经济表(见F.魁奈)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在分析李嘉图价值论的矛盾时,制定了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理论,解决了李嘉图体系中另一个困难,即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如何与价值规律相符合;在区别价值和生产价格的基础上,阐明了绝对地租的存在并不象李嘉图所设想那样是与价值规律相矛盾,并论证了级差地租的产生与农产品价格上涨、农业劳动生产率递减没有必然联系,从而全面地创立了自己的地租理论。马克思对上述一些问题的研究超越出了原来第三章《资本一般》所要考察的范围。因此,马克思在1862年底即将完成《剩余价值理论》主要部分的写作时决定改变自己整个著作的计划,即“将以《资本论》为标题单独出版,而《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个名称只作为副标题”(同前,第30卷,第 636页。)因此,原先第三章《资本一般》所包含的三部分即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以及资本和利润,就成为后来《资本论》理论部分一至三卷(开始称为册)的基础,而《剩余价值理论》则作为《资本论》的理论史部分,即第四卷。
(3)手稿第16、17、20本一部分和第23本一部分,以专题形式阐述了后来的《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的一些内容。马克思在这些手稿中论述再生产时,事实上已确定了社会资本简单再生产的实现条件,并指出在扩大再生产条件下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快于消费资料生产的增长。马克思在考察平均利润时,揭示了资本有机构成高低和资本周转速度如何影响平均利润率。马克思还分析了商业资本,认为商业资本不创造剩余价值,但参与利润的均衡化过程,从产业资本那里分配到一部分利润。
马克思在完成1861~1863年手稿后,从1863年8月到1865年底又写作了一个新的手稿,现在一般称为《资本论》的第三稿,认为这个手稿包含《资本论》三册(后称卷)的内容。
第一册《资本的生产过程》,分为六章:
(1)货币转化为资本;
(2)绝对剩余价值生产;
(3)相对剩余价值生产;
(4)关于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进一步研究;
(5)资本的积累过程;
(6)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后来保留下来的据说只有第六章,论述了作为资本产物的商品,资本主义生产是剩余价值的生产,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是特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等问题。
第二册《资本的流通过程》,分为三章:
(1)资本流通;
(2)资本周转;
(3)流通和再生产。它是《资本论》第二卷的第一稿。马克思在这一册草稿中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关于资本循环和资本周转的理论,详细地分析了社会总产品在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情况下的实现条件。
第三册《资本总过程的各种形式》,它是马克思留下来的《资本论》第三卷的唯一草稿。马克思在这个草稿中详细地考察了资本的各种具体形式,包括工业资本、商业资本、生息资本和农业资本,并分析了剩余价值的各种特殊形式。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各种收入形式都来源于物质生产领域中工人的劳动,批判了庸俗政治经济学中的“三位一体”公式。
《资本论》第一卷草稿经马克思加工和润色,于1867年9月在德国汉堡出版。《资本论》第一卷的问世,在政治经济学史上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即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产生的时代。
这时,马克思已制定出他的整个经济学说体系。当时虽然还没有出版《资本论》的其余各卷,但马克思已经创作了其余各卷较完整的手稿。马克思在已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和其余各卷的手稿中,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作出了最深刻、最全面、最详细的考察。
马克思在考察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时,是从分析商品这个最简单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细胞”开始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不是一种个别的和偶然的现象,而是一般的和普遍的现象。马克思证明了在商品中已包含资本主义一切矛盾的萌芽。他在研究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的矛盾时,发现了商品中包含的劳动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是创造商品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另一方面是创造商品价值的抽象劳动。劳动二重性的发现使马克思得以进一步科学地解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一切现象。他指出:价值不是物,而是被物的外壳所掩盖的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从而揭露了商品拜物教的秘密。他分析了价值形式,研究了价值形式从交换的最初萌芽到商品交换的发展形式,从而揭示了货币的真正本质。
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他论证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不是商品,劳动力才是商品。劳动力成为商品是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决定性前提。他考察了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阐明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最深刻的基础。
马克思还阐明了资本主义剥削怎样被伪装和掩蔽起来。他研究了工资的本质,指出工资是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转化形式,但劳动力价值或价格采取工资形式就模糊了资本家对工人剩余劳动的无偿占有,好象工人已取得全部劳动的报酬。
马克思考察了资本的积累过程,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随着资本的积聚和集中,必然使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加深和激化,而这些矛盾的基础则是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马克思在考察资本积累对工人阶级状况的影响时,发现了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他指出,这个规律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鸿沟加深,使两个阶级之间阶级斗争尖锐化。
马克思把资本理解为一种阶级关系,也理解为一种运动。因此,他考察了资本的循环和周转,并分析了社会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过程。他把社会总产品按价值分为三部分,即 c+v+m,按实物形式分为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里社会总产品在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情况下的实现条件。他指出,资本主义条件下两个部类之间的比例关系必然不断地被各种矛盾所破坏,周期性经济危机成为不可避免的现象。
马克思对剩余价值的各种形式作出了科学的分析。他考察了剩余价值怎样转化为利润形式,然后又怎样具有利息和地租形式。马克思在他的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理论中,解释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价值如何转化为与之相偏离的生产价格,揭示了资本家阶级在剥削工人方面利益一致的客观基础。马克思还制定了级差地租理论,并科学地论证了绝对地租的存在,从而阐明土地所有者阶级和资本家阶级共同剥削工人的实质和形式。
马克思经济学说的主要内容是论述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但是,马克思在事实上也是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他还在19世纪50年代就希望把对资本主义以前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作为一项独立的工作,因此在多部手稿和《资本论》中曾经分析了资本主义以前各个社会经济形态的基本性质和特点。他指出,奴隶制和封建制生产关系虽然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一样建立在劳动者与其劳动条件相分离的基础上,但这些生产关系是以人身依附,即以直接的统治和服从作为特征的。因此,它们不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那样被假象所掩盖。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以后的社会经济形态的生产、分配和交换等问题,也作出过许多科学预见。他对未来社会生产者的劳动的直接社会性质、对社会生产有计划的发展、对科学技术在生产过程中的应用、对剩余劳动的利用、对积累、对个人消费品的分配原则等问题,也都有深刻的分析。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集中主要精力探索《资本论》第二卷中的问题。他在1870~1881年间先后又撰写了第二卷《资本的流通过程》的 7个手稿。其中1870年所写的手稿同以前所写的第一稿一样是属于全卷性的,并注明“第二个修订稿必须作为基础”(同前,第24卷,第7页),而其余六个手稿则是属于篇或章节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又为《资本论》第三卷补写了两个较大的手稿。其中一个标题为《利润率》,研究了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的关系、资本周转对利润率的影响,以及年剩余价值率和一般利润率等问题。第二个手稿考察了影响利润率的各种因素,包括生产费用、预付总资本、资本有机构成。
但是,由于马克思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坏,以致使他不能亲手完成《资本论》第一卷以后各卷的出版工作。马克思逝世后,第二卷和第三卷的手稿经过恩格斯整理和编辑,在1885年和1894年分别出版。但恩格斯没有来得及把《资本论》第四卷,即《剩余价值理论》手稿整理出版。《剩余价值理论》后来由K.考茨基加以编辑,作为一部独立的经济学说史著作,分成三卷于1905~1910年第一次公开问世。
马克思在他的晚年生活中,十分注意研究资本主义以前和以后的社会经济形态。他在1880~1881年曾对L.H.摩尔根(1818~1881)的《古代社会》一书作了详细的摘要和评论,指出摩尔根的实际材料证实了他与恩格斯所制定的唯物史观,以及他们关于原始社会的共产主义性质的结论,并打算写作一本以此作为题材的专门著作。但是,马克思的这一计划未能实现。后来恩格斯在写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时,曾依据了马克思的这些笔记。
马克思在1871年发表的《法兰西内战》一书中。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论述了剥夺剥夺者后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途径。马克思在驳斥统治阶级的代表为反对公有制而鼓吹合作制生产时又指出:“如果合作制生产不是作为一句空话或一种骗局,如果它要排除资本主义制度,如果联合起来的合作社按照总的计划组织全国生产,从而控制全国生产,制止资本主义生产下不可避免的经常的无政府状态和周期的痉挛现象,那末,请问诸位先生,这不就是共产主义,‘可能的’共产主义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9页)。
马克思在 1875年4~5月间还写作了《哥达纲领批判》,在此书中,分析了共产主义社会的性质。他第一次论述了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两个阶段,并描述了这两个阶段的基本特征。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个阶段在政治上的特征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而在经济上的特征则是生产资料公有和按劳分配。马克思还探讨了从共产主义低级阶段到高级阶段过渡的基本条件,论述了只有到共产主义社会第二个阶段国家才会消亡,才会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