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Sun Yirang

孙诒让(1848～1908)，清末经学家和古文字学家。字仲容，号籀庼。浙江瑞安人。道光二十八年八月十四日（9月11日）生，光绪三十四年五月二十二日(6月20日)卒。 同治六年(1867)举浙江补甲子科乡试。后官刑部主事。晚年曾任温州府中学堂、温州师范 学 堂 总理，又被公推为浙江省教育会会长。

资料一

孙诒让精研经、史，旁及诸子百家，是著名的朴学大师。其代表性著作《周礼正义》八十六卷，是他在1872～1899年间，以27年之功，数易其稿而成。该书取《尔雅》、《说文》以证训诂，取《仪礼》、《礼记》和《大戴礼》以明典制，复取汉唐以迄乾嘉学者旧说交相参证，其采集资料的广博，义例和条理的精密，都远远超过前人，是《周礼》研究的集大成作。《墨子闲诂》、《逸周书斠补》、《尚书骈枝》和《大戴礼斠补》等书，也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札迻》十卷，则为校订古籍之作。

孙氏1904年所作《契文举例》二卷，内容分为月日、贞卜、卜事、鬼神、卜人、官氏、方国、典礼、文字、杂例十类，是第一部考释甲骨文字的著作。当时他已认识到甲骨文应为商代书契，象形字多而形声字少，如加以研究可补商代史料之不足，并探寻古文字的流变。该书和1903年著成的《名原》，都是根据《铁云藏龟》所收录的资料，虽然颇多武断之处，但开创之功应予肯定。他是认识甲骨文字的第一人，不过只是认得一些单字，尚未能读通辞句。孙诒让对古文字学的最大贡献是对不同时代的铭文作偏旁分析，借以追寻古文字的发展规律。关于金文方面的著作有：《商周金文拾遗》（重订后改名《古籀拾遗》）三卷，上卷订正宋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十四条；中卷订正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三十条，下卷订正吴荣光《筠清馆金石文字》二十二条，书末附《宋政和礼器文字考》一篇。《古籀余论》三卷，订正吴式芬的《捃古录金文》105器，以及自己旧说的谬误。《籀述林》一书中，也有若干篇金文跋尾。他研究金文，不象吴大澂那样局限于形体，对训诂假借也很通达，使金文研究方法有显著的改进。

孙诒让对乡土文献和乡土文物也很留意，著有《温州古甓记》、《温州经籍志》，校补过《东瓯金石志》（戴咸弼撰），又曾参与重修《永嘉县志》。

资料二

孙诒让(1848~1908年)，字仲容，号籀膏(颐)，浙江瑞安人，清末著名经学家、文字学家、教育家和考据学大师，是"启后承前一巨儒"。他又是近代新教育的开创者之一，其治学严谨，论断精当，极受学界所推重。其为学不偏不觉，务求其实，务求其真，既广存旧说，又匡谬纠失;既充分尊重他人之善，又确审证据之来源。尤其是他对《周礼》的训释成果远在汉唐注疏之上，其中许多问题都得到比较合乎惰理的解决。孙冶让还是系统研究甲骨文的第一人。

孙诒让(1848-1908)字仲容，号籀膏(颐)，，浙江温州瑞安人。1848年9月29日出生在一个官僚地主家庭。父孙衣言,是清道光三十年进士,官至安庆知府、江宁布政使、太仆寺卿,一生嗜书成癖,尽量罗购,并建成玉海楼以藏之。 孙冶让从小受家庭熏陶和父亲的指点,加上自己勤奋好学,十三岁时就草成《广韵姓氏刊误》,十八岁又著《白虎通校补补学业日益精进。 1867年,年及弱冠的孙冶让第一次参加科举考试,其才能得到主考官张之洞的赏识,遂取为举人。此后,孙冶让八次赴礼部应试,皆未中试。

孙诒让是晚清朴学大师，著作有三十多种。章太炎赞誉他为"三百年绝等双"、"一代大宗"。郭沫若说他是"启后承前一巨儒"。他又是近代新教育的开创者之一，在理论和实践上成就卓著，是清末著名的教育家。在经学、诸子学、文字学、考据学、校勘学、以及地方献的整理等方面都有卓越的成就。

作为教育家，从1896年他创始办学，到1908年逝世的十年间,总共创办三百多所学校。在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后,旧有的教育体制被打破,新的教育体制尚未形成，此时的教育界成为思想自由的空间。以前从未涉足教育界的孙治让便抓住时代赐予的良机，毅然走上了教育救国的道路，并且撑起了浙南教育的一片蓝天。从1896年他创始办学到1908年逝世的十年间，总共创办三百多所学校。他在向西方学习过程中认识到"西国教员多为师范出身,故胸有成竹"，于是又开始创办初级师范学校，并筹建师范教育研究会，对师范教育作进一步的探索。从1906-1908年，他先后创办了三百多所师范学校，成为当时教育界的一大成就。

资料三

孙诒让（1848~1908），清代经学家、文字学家和教育家。字仲容，号籀庼，浙江瑞安人。曾任清政府学部咨议官、浙江学会议绅、浙江教育学会会长等职。同治六年乡试中举，此后八次参加礼部会试，均未中试，遂回瑞安玉海楼埋头学问。中日甲午战争后，受梁启超、黄少箕等人影响，积极参加变法维新运动。把阐扬周、孔六艺之教的主张和兴学以致富强的观点结合起来，以废除科举、兴学校为解决民族危机的主要手段。竭力主张“广兴教育以植自强之基”、“富强之源在于兴学”的教育救国论。率先在浙江瑞安创办新式学校，走上兴学育才之路。主要著作有《周礼正义》、《墨子间诂》、《契文举例》。教育著作有：《瑞安新开学计馆叙》、《记瑞平化学学堂缘起》、《周礼政要.广学》、《东瀛观学记叙》、《温州办学记》和《学务平议》等。《东瀛观学记叙》是1905年孙诒让为刘次饶《东瀛观学记》所撰的“叙”。孙诒让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中国教育应“博观精考，采异域之长”，表达了学习外国教育之长来改革中国旧教育的思想。他主张学习日本改革教育的做法，“办好师范，发展蒙学，切切实实地从发展国民普通教育做起。”孙诒让被聘为地方教育咨询官后，1907年写就了《学务平议》，针对清政府“兴学”中的问题，向学部提出了教育改革的具体建议，这些建议都是在他多年办学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写成的。孙诒让对中国近代教育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创办自然科学专门学校、发展地方教育和大力提倡女子教育等实践活动上。

首先，孙诒让的教育活动是从创办自然科学专门学校和地方教育发轫的。1895年，孙诒让与黄绍箕等九人发起创办瑞安算学书院（后改名学计馆），传授数学、物理、化学等现代科学知识。瑞安学计馆既为中国最早的算学专门学校之一，也是地方最早举办的职业学校之一。孙诒让撰写的《瑞安新开学计馆叙》和手订的《章程》、《学规》曾分别在上海《时务报》和《算学报》发表，对全国同类学校的发展有一定影响。孙诒让认为“泰西一切政教理法，无不以数学为根底”，欲学西学必先打下算学基础。孙诒让在《瑞安新开学计馆叙》中声言办馆目的是培养新式人才以适应时代需要，大处讲可“待国家之用”，小处说也可“以泽乡里”。“学计馆之开，专治算学，以为致用之本，盖古者小学六艺之一端。而造乎其微，则步天测地，制器治兵，厥用不穷。”在教学上，学计馆一方面开设中外算学、物理、化学、体操等近代课程，购置各种西学书籍、挂图和仪器设备；另一方面也十分注重对学生进行时事政治教育。经常讲授“中外交涉事务、各国记载及近时西人所著格致诸书，每日择简明切要者，讲习一、二条，以广见闻而裨实用。”由于当时正值瑞安县志局重新测绘全县地图，学计馆很多学生一毕业便被县志局聘任为测绘员。

1897年，孙诒让历赞项申甫、项湘藻兄弟在范大桥项氏宗祠（现瑞安城关二中）创办瑞安方言馆，设西文（英文）、东文（日文）两班，各招20名学生，讲授中西文及外国史地等。这也是浙江近代最早的外语学校。同年，孙诒让与友人鸠资于府城创办永嘉蚕学馆，这也是我国地方较早创办的蚕桑职业学校之一。后来杭州知府林迪臣筹办杭州蚕学馆时，曾致书索取温州蚕学馆章程作参考，后传至苏州、常州和南京一带。1901年永嘉蚕学馆更名为温州蚕桑学校。两所学校先后更名为温属乙种、甲种蚕业学校、温属联立中山蚕桑学校。

1899年，孙诒让与瑞安金晦、平阳杨镜澄、吴箴等人集资千金，创办瑞平化学学堂，均为浙江开风气之先。在孙诒让看来，算学是学西学基础，化学是致富灵丹妙药，“泰西之学，由艺以通于道，而化学尤为专家盛业，究极微妙，弥纶大用。”只要懂得了化学，农工商各业可以做到“一艺百获”、“其益无穷”。同年，孙诒让还为瑞安天算学社的成立撰序鼓励。

1901年，清政府发布“变法”上谕，孙诒让很受鼓舞，尽十昼夜之力，草成《变法条议》四十条（次年改名《周礼政要》），并把学计馆和方言馆合并为瑞安普通学堂，黄绍箕在京遥领总理，孙诒让以副总理主持校务，并兼任总教习，又在县城四隅开办四所初等小学堂。1902年孙诒让将温州城府中山书院改办为温州府中学堂，开浙南地区中学教育之先声。

1903年，孙诒让发起成立师范教育研究会，重视师资培训。组织师资读书社，帮助教师学习教育理论，提高教学水平。后又开设暑期音乐、博物、理化讲习班多期，为温州、处州两府培养一批合格教师。1905年孙诒让被推举为地方学务处总理，主持温、处两府十六县教育事宜。孙诒让在任内积极筹集教育资金，选派优秀学生出洋留学，倡办女子学校，创办处州初级师范学堂、温州师范学堂。领导各县成立劝学所，发动社会各界筹资赞助办学，使温处两地十六县各类新式学堂总数达三百余所，使浙南地方教育得到很大发展，对浙江近代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

其次，孙诒让主张“女学与男学兼营并进”。明确提出“男女平等，咸得入学”。“国民分子，男女皆然，不应男修学而女失业”。提倡“仿美、日学制，略为变通，女子十二岁以下，可以与男生共学”。这种男女同校思想，在当时是很进步的。1902年冬，孙诒让与从弟孙诒蜮及妹夫宋恕发起成立“瑞安劝解妇女缠足会”，并为大会起草会章九条。规定“凡幼女尚未缠足，而能向本会声称从此不再缠足者，经查明确实，赠送布料鞋面一双，并将其家长及幼女姓名列榜公示，以资鼓励”。“会员家庭妇女先行放足，以示提倡”等。此外，孙诒让还与萧侃共同创办女学蒙塾。该女塾是浙南第一所女子学堂，也是浙江近代最早的女学之一。孙诒让带头将自己女儿送至女学读书，以开风气。这些举措对封建传统“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思想进行了强烈冲击。据统计，1903~1908年间，孙诒让在温、处两地策划和创办20所各类新式女子学堂。截止1908年，浙江全省共有46所女子学堂，温、处两府就有20所之多，几近一半。孙诒让还认识到培养女教师的重要性。他曾说“吾国女子无学，教育之不能普及亦其一端。今各省女学虽开办之多，然女教员甚少，办理未能完备，以致观望甚多”。此外，孙诒让还十分重视普及教育阶段的男女平等。孙诒让认为“普及教育，兼重女学。盖女子应有普通之知识，乃能相夫教学，破迷信，助营业，有以自立于天地之间。”总之，孙诒让同情女性、尊重女性，倡导妇女教育，这在当时清末新式教育中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

第三，重视社会教育。孙诒让曾设立温州通俗教育社，参与兴办瑞安天算学社、劝解妇女缠足会、阅报社，提倡白话文、普通话和学习英文。1902年，孙诒让发起组织“瑞安演说会”，会址设于旧县学明伦堂。规定每月初一、十五定期集会，召集城郊各学堂师生及绅商、农工各界到会听讲。内容涉及科学知识、农工商实业、中外历史、中外时事、县政改革、地方新闻等专题。每专题至少有一名会员演讲。“每次演讲，坛无隙地，亦无中断，中外时事尽输各界脑筋，收效极大。”此种教育形式虽在瑞安进行，但也是地方意义上的民众教育及广泛意义的成人教育，对开通当地风气有相当大的影响。

据资料统计，孙诒让从1896年开始创办学校，到1908年逝世，在13年时间里，温、处两府兴办各类学校309所，其中官办学校只有30所，主要是中学堂、师范学堂，其余279所均为孙诒让本人或号令私人捐建或集资兴办。孙诒让逝世后，温州各界曾建“籀公祠”，以纪念他为发展地方教育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资料四

孙诒让(1848～1908)，中国清末经学家、校勘训诂学家、古文字学家。字仲容，号籀庼，浙江瑞安人。道光二十八年八月十四日(1848年9月11日)生。同治六年(1867)乡试中举。光绪前期报捐刑部主事，签分后不久就称病归乡，专心著述。晚年有感于民智闭塞，国势衰微，颇致力于地方教育事业。光绪三十四年五月二十二日(1908年6月20日)逝世。

孙诒让治学的范围很广，其主要成就集中在古籍整理和古文字研究这两方面。前一方面的代表作有《周礼正义》(1905)、《墨子间诂》(1894，定本1910)和《札迻》(1894)等书。后一方面的著作主要有《古籀拾遗》、《古籀馀论》、《契文举例》和《名原》。文集《籀庼述林》(1916)也收了一些这方面的文章，如《籀文车字说》（卷三）、《毛公鼎释文》、《克鼎释文》(卷七)等。

《古籀拾遗》 3卷是订正宋代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清代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和吴荣光《筠清馆金文》这 3种金文著录书中的考释错误的，光绪十四年(1888)刊行。《古籀馀论》 2卷是订正清吴式芬《捃古录金文》中的考释错误的，成书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刊行于1929年。孙氏在小学和古文献方面有很深的功底。他研究金文， 分析字形比较审慎， 并善于利用古籍中的有关资料，成绩超过前人。《契文举例》 2卷是孙氏在光绪三十年(1904)读了刘鹗《铁云藏龟》(1903)后所写的，1917年由罗振玉据稿本影印出版。这是写得最早的一部研究甲骨文的专著，书中不免有很多错误，但是仍有一些值得重视的意见。

《名原》 2卷写成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刊行于民国初年。孙氏在此书中从文字学的角度总结了自己研究甲骨、金文的成果，在分析偏旁和说明字形的繁简变化等方面花了较大力量，对汉字的原始情况及演变原因也作了一些探索。近人多认为孙氏的著作代表了清代古文字学的最高水平。

参考书目

1. 朱芳圃：《孙诒让年谱》（中国史学丛书），商务印书馆，1934。

资料五

孙诒让的《墨子闲诂》是公认清末墨学研究的重要作品，梁启超曾说「自此书出，然后《墨子》人人可读，现代墨学復活，全由此书导之，古今注《墨子》者固莫能过此书，而仲容一生着述亦此书为第一也」，任公自己对墨学研究的兴趣也显然受到孙诒让的启发与鼓励，因此从这本书可以了解到当时墨学兴起的一些重要因素。《墨子闲诂》作于光绪19年（1893）前的十余年间（约1877-93），当时西力冲击已成不可抗拒之势，所以该书虽为延续汉学传统而来的校勘之作，但这时对《墨子》的兴趣已受西学影响。这一点可以从俞樾为《墨子闲诂》所撰写的序文之中看出端倪，俞氏一方面赞美孙诒让在考证上的成就，指出孙氏「凡诸家之说，是者从之，非者正之，阙略者补之……旁行之文，尽还旧观，讹夺之处，咸秩无紊，盖自有墨子以来，未有此书也」；另一方面他又说：墨子惟兼爱，是以尚同，惟尚同，是以非攻，惟非攻是以讲求备御之法，近世西学中，光学、重学，或言皆出于墨子，然则其备梯、备突、备穴诸法，或即泰西机器之权舆乎！嗟乎，今天下一大战国也，以孟子反本一言为主，而以墨子之书辅之，傥足以安内而攘外乎，勿谓仲容之为此书，穷年兀兀，徒敝精神于无用也。

在文字方面，孙诒让的《墨子闲诂》一书，基本上将传抄讹误、脱漏错乱的地方加以疏理，使《墨子》一书可以解读；然而主要讨论逻辑的部分（〈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则要到梁启超、胡适之后，才整理出一些眉目。　　孙诒让（1848-1908）字仲容，号籀，同治六年（1867）20岁中举人，官刑部主事，然而其后来仕途不顺。由于饱学多才，清朝高官包括张之洞多有举荐，但他均推辞不就，而一心回家读书，兴实业办教育。是我国清代著名经学大师和大教育家，与黄以周、俞曲园合称“清末三先生”。有“晚清经学后殿”、“朴学大师”之称。与俞樾、黄以周合称清末三先生。他学问体大思精，著有《周礼正义》、《墨子间诂》、《契文举例》、《温州经籍志》等三十多部。先生的人品和功业，深受世人的敬仰。康有为说他：礼学至博，独步学海；梁启超赞他：先生学术，光芒万丈；李学勤称他：周礼义疏，可称渊博；章太炎誉他；贻让六艺，三百年绝等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