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Zhongguo gudai fengong sixiang

中国古代思想家关于职业、劳动等社会分工与生产过程内部分工的观点和主张。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劳动与职业的分工日益细致。据《考工记》记载，春秋时期木工分为七类，金工分为六类，皮工分为五类，染工分为五类，玉工分为五类，陶工分为两类。战国时期手工业分工门类就更多。分工的扩大促进了城市的发展与工商业的繁荣，使手工业逐渐脱离农业向城市集中，自由工商业者不断涌现，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也日渐明显，出现了“士”的阶层。社会分工迅速发展的客观存在，在先秦思想家的头脑中得到了生动的反映。先秦诸子除道家与早期农家反对分工外，其余均赞成分工。

春秋时期，已有“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左传·襄公九年》），“君子勤礼，而小人尽力”（《成公十三年》）的说法。齐相管仲将职业分工划为士农工商四种，主张让他们分业定居。他认为，同业聚居一处，“相语以事，相示以巧”，“相语以利，相示以赖”，有利于提高劳动效益，促进生产与流通。同时，人们从小生活在一定的职业环境中，日夕熏陶，“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便能实现“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国语·齐语》）的职业世袭，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

关于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分工的思想，在儒家得到具体的发展。孔丘将“谋道”与“谋食”区分开来，认为生产劳动是一般平民百姓的贱业，读书人只须专心研习治国之“道”，便不必耽心受贫。即“君子谋道不谋食”（《论语·卫灵公》）。孟轲将这种观点进一步理论化，概括为“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此天下之通义也”（《孟子·滕文公上》）。这一思想为历来的剥削阶级所利用，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

但孟轲也对劳动分工的必要性与利益作了透辟的论述。他指出，社会上任何一个人的需要，都是由“百工之所为备”。如果没有必要的分工，各人都得自行生产各种物品以满足自身的需要，那就会“率天下而路”，使天下人疲于奔命而不能自给，而通过分工和交换，“通功易事，以羡补不足”（《滕文公上》），人们的各种需要就比较容易得到满足。

荀况对分工的必要性阐发得更加明确、具体。他认为，任何人都不可能兼长各种技能；一个人如同社会隔绝，就会无法生活下去。因此，生活在社会上，并不需要“能遍能人之所能”、“能遍知人之所知”（《荀子·儒效》），而应当致力于一种工作，精通一项技能，“习其事而固”（《君道》），这样才能取得成效。他指出分工能提高产品质量。他还说：“君子以德，小人以力。力者德之役也”（《富国》），认为脑力劳动具有组织体力劳动以从事财富生产的属性，将孟轲劳心劳力的观点进一步深化。

墨家对分工的认识尤其值得重视。墨翟认为，尽管各地区出产不同，人们的职业也不相同，但人总是“量其力所能至而从事焉”（《墨子·公孟》），社会分工是势所必至、理所当然的。他以筑墙为喻，提出了生产过程内部分工的见解：“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欣者欣，然后墙成”（《耕柱》）。这种观点在中国古代是罕见的。墨翟还把这种观点应用到脑力劳动上去，认为王公大人的“听狱治政”，卿大夫的“内治官府，外收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非乐上》），也同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分工一样是职业上的分工。

法家对分工问题涉及不多。慎到（约前 395～约前315）对专业分工的优越性有所认识，指出分工使“不兼事则事省，事省则易胜”（《慎子·威德》）。他还用分工观念去解释君臣的等级划分，这是对君权神授天命观的否定。

秦汉以后，分工思想又有所发展。晋代傅玄主张定四民人数，士工商超过实际需要的都“归之于农”（《晋书·傅玄传》）；唐代韩愈（768～824）提出君出令、臣行君之令、民事其上的社会分工观。同时，他还把农工商的分工从相生相养的角度作了说明，指出：“粟，稼而生者也。若布与帛，必蚕绩而后成者也。其他所以养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后完也。吾皆赖之，然人不可遍为，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韩昌黎集·圬者王承福传》）。

宋代以后，商品经济发展较快，各行各业，在唐代统称二百二十行，到宋代，就发展成为三百六十行了。特别是明代中期以后，社会分工又有所扩大，进一步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与城镇的繁荣，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由于封建统治者推行崇本抑末政策，一般士大夫又受宋明理学的影响，不言利欲，不习生产技艺，不熟悉社会经济生活，致使社会分工的扩大仅在很少的思想家的著作中得到反映。明代陆楫指出，分工扩大导致商品经济活跃，富人的消费欲望增长，“彼以粱肉奢，则耕者，庖者分其利；彼以纨绮奢，则鬻者，织者分其利，正孟子所谓通功易事，羡补不足者也”（《兼葭堂杂著摘抄》）。他认为分工扩大能使百姓生计增多，明代顾公燮也持同样的观点：“即以吾苏而论，洋货、皮货、?缎、衣饰、金玉、珠宝、参药诸铺，戏园、游船、酒肆、茶店，如山如林，不知几千万人。有千万人之奢华，即有千万人之生理”，“此天地间损益流通，不可转移之局也”（《消夏闲记摘抄》）。关于职业分工，明代姚旅将百姓区分为“二十四民”（《露书》）。清代王源则将正当职业分为士、农、军、商、工、役、仆，前五者为“良民”，后两者为“贱民”。

古代的分工思想大多是从生产使用价值的角度来论述的，很少从交换价值的角度进行考虑。同时，很少有人注意到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这是古代分工思想的历史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