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tangdai fagui

唐代(618～907)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政治、经济、文化都高度发达的朝代，在法制方面也有光辉的成就。它所创立的法规，特别是唐律，是中国封建法制发展成熟的标志，在中国法制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发展

唐代法规创始于唐高祖李渊武德时期(618～626)。李渊于隋大业十三年(617)攻占隋都长安后，仿效汉高祖刘邦“约法三章”的故事，宣布废除隋法，与民约法十二条，规定杀人、劫盗、背军叛逆的处死刑，这是唐代创立法规的前奏。高祖即位后，下诏命纳言刘文静与当朝通识之士，参考隋开皇律令（见隋代法规），制定法律。武德元年(618)十一月，颁行新格五十三条。接着，又命尚书左仆射裴寂等人制定法律。武德七年，制定律十二卷，五百条，诏颁行天下。与律同时制定的，还有令三十一卷，式十四卷。由于唐王朝此时刚刚建立，还来不及大规模地创法立制，这个时期制定的法律，一般是取隋开皇时期的法律稍加修改而成。史称新律除了把新颁的五十三条格纳入律中，并对流刑作了若干修改外，其余均同于隋开皇律。

唐代法规得到较大的发展，是在太宗贞观时期(627～649)。唐太宗(见李世民)是一位重视法制的皇帝。他采纳了臣下提出的减轻刑罚的建议，命房玄龄等人修改法律。房玄龄与主管部门，经过十年的努力，于贞观十一年(637)修定出律十二卷，五百条；令三十卷，1546条（一说1590条）；又从武德以来发布的诏敕三千余件中，定留七百条，编为格十八卷；又定式二十卷，三十三篇。这次修定律令，也是以隋开皇律令为蓝本，但作了较大的更动。《旧唐书·刑法志》说，新律“比隋代旧律，减大辟者九十二条，减流入徒者七十一条……凡削烦去蠹，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经过这次大修改，唐代法规才与隋代相区别，成为具有自己特色的一代法规。

贞观以后，对唐代法规的发展作出较大贡献的，还有两个时期，一是高宗永徽时期(650～655)，一是玄宗开元时期(713～741)。永徽元年下诏修定法律，并于次年重新颁布律、令、格、式。永徽三年，又命长孙无忌等集合全国的律学人才，编写了一部解释法律的书，叫做律疏。今称《唐律疏议》。此书由于是官修的，官吏办案必须以它的解释为准，因此成了唐律的一个组成部分。玄宗开元时期曾3次修定法律，开元二十五年(737)重新颁布了律、令、格、式。此外，还制定了一部规定中央和地方官制的法典，叫做《唐六典》。

唐宣宗（846～859在位）时，左卫率府曹参军张戣将律文按性质分成一百二十一门，并把同性质的令、格、式分别附于各门律后，编成了一部《大中刑律统类》，得到皇帝的采用，下诏命刑部颁行。这种把律、令、格、式混合编在一起的刑统，改变了自秦、汉以来律的传统体例，至五代、宋代取代律而成为主要的法典。

唐代法规的形式

唐代法规的基本形式有律、令、格、式4种。对它们之间的区别，古籍中的解释不尽相同。《唐六典》说：“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设范立制，格以禁违止邪，式以轨物程式。”《新唐书·刑法志》说:“令者，尊卑贵贱之等数，国家之制度也。格者，百官有司之所常行之事也。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凡邦国之政，必从事于此三者，其有所违，及人之为恶而入于罪戾者，一断以律。”大体来说，律是刑事法规，相当于近代的刑法典；令是关于国家体制和基本制度的法规；格是国家机关各部门在日常工作中据以办事的行政法规；式是国家机关的公文程式。

唐律

有武德律、贞观律、永徽律与开元律的区别。现存唐律经考证，为开元二十五年所颁，但开元改律仅见于《旧唐书·刑法志》，甚至《旧唐书·玄宗本纪》亦略而不论，因此中国学者大都认为，开元律系根据当时的现行令式，对永徽律作了某些文字上的订正，并无多少实质性的修改，实为永徽律的再版。

唐律分十二篇，五百条（现存唐律五百零二条），其篇名为：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疏议对名例的解释是：“名者，五刑之罪名；例者，五刑之体例。”所谓名例，是关于刑罚的种类及其适用的一般原则的规定，相当于近代刑法典的总则部分。以下各篇是关于各种犯罪的规定，相当于近代刑法典的分则部分。名例律包含的内容有：五刑，十恶，八议，请、减、赎，官当，公、私罪的划分，自首，共犯，累犯加重，老幼废疾减免刑，故与过，并合论罪，类推，同居相隐，化外人犯罪等等。卫禁律是关于警卫宫廷和关津要塞方面的法律。职制律是关于惩治官吏违法失职的法律。户婚律是关于户籍、赋税以及婚姻家庭方面的法律。厩库律是关于牲畜和仓库管理方面的法律。擅兴律是关于惩治擅自发兵和兴造的法律。贼盗律是关于惩治反叛、大逆、杀人、劫盗等犯罪的法律。斗讼律是关于殴斗伤人和控告申诉方面的法律。诈伪律是关于惩治诈骗和伪造的法律。杂律是关于无法单独成篇的各种犯罪的法律。捕亡律是关于逮捕罪犯和逃丁的法律。断狱律是关于司法审判和监狱管理方面的法律。

唐令

也有武德令、贞观令、永徽令与开元令的区别，均佚，已无法详考。现仅知贞观令有二十七篇，分三十卷，其篇名为：官品、三师三公台省职员、寺监职员、卫府职员、东宫王府职员、州县镇戍岳渎关津职员、内外命妇职员、祠、户、选举、封爵、禄、考课、宫卫、军防、衣服、仪制、卤簿、乐、公式、田、赋役、仓库、厩牧、关市、医疾、捕亡、假宁、狱官、营缮、丧葬、杂。日人仁井田陞有辑本《唐令拾遗》。

唐格

唐代自贞观以后，勤于编格。历史上几乎每个朝代，都要把前朝和本朝的诏敕汇集起来，加以整理，去掉前后重复、抵触以及无关紧要的内容，而将有保留价值的规定分门别类地编在一起，叫做格。唐格很多，除了前面提到的贞观格外，还有高宗(649～683在位)时长孙无忌等编的永徽留本司行格十八卷、散颁格七卷，武后（684～704在位）时裴居道编的垂拱新格二卷、垂拱留司格六卷，中宗（705～709在位）时韦安石编的神龙散颁格七卷，睿宗（710～712在位）时岑羲等编的太极格十卷，玄宗（712～755在位）时卢怀慎等编的开元前格十卷，宋璟等编的开元后格十卷，李林甫等编的开元新格十卷，文宗（826～840在位）时狄兼謩编的开成详定格十卷等。上引各格均佚，其内容已无法考察。现在只知道唐格有二十四篇，以尚书省二十四曹司为其篇目名称。分为两种，一种是关于尚书省诸曹的日常工作，留在本司的，叫做留司格；一种是颁行天下的，叫做散颁格。

唐式

见于史籍的，有武德式十四卷，贞观式三十三卷，永徽式十四卷，垂拱式二十卷，删垂拱式二十卷，开元式二十卷，均佚。唐式有三十三篇，以尚书省二十四司加上秘书、太常、司农、光禄、太仆、少府、监门、宿卫、计帐等官署为其篇目名称。

唐代法规除律、令、格、式外，还有典、敕、例等形式。

典

作为一种法规的名称，始见于《周礼》：“天官大冢宰掌建邦之六典。”这里六典，指六官之典，即关于官制的法规。唐代的典也是这个意思。唐玄宗开元时期编纂的《唐六典》，是关于唐王朝中央和地方官制的法规大全。此书虽未正式颁行，但因它是排比现行令式编成的，在唐代仍被人视为一种法规，与律令格式相辅而行。

敕

或称诏敕，是皇帝的行政命令，其内容相当庞杂。大部分诏敕与法规无关，但有一部分诏敕包含有法律性的规范，应当算做是一种法规。在唐代，律令是根本大法，格式是从诏敕中选编出来的具有永久性的法规，因此律令的地位最高，格式次之，诏敕又次之。但在实际执行中，有诏敕不依格式，有格式不依律令，因而诏敕的效力反出于律令格式之上。

例

是过去办案的成例，唐代允许在法律无明文规定时比照成例办案，因此例也是一种法规。不过唐代不象后来那样重视例，特别是反对用例来破坏法律的明文规定。唐玄宗开元十四年九月三日下了一道敕：“如闻用例破敕及令式，深非道理，自今以后，不得更然。”

唐代法规的特点

主要是：

（1）维护皇权，确认皇帝总揽一切、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公开承认尊卑良贱的差别，维持封建的等级压迫制度。

（2）从地主阶级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在对农民的刑事镇压上比较注意掌握分寸；对地主阶级分子攫取法外特权的行为也有所限制。

（3）以儒家的封建伦常道德观为指导思想，比较重视礼与法的相互配合，一方面以法的强制力为后盾来推行礼的规范，另一方面又以礼为精神支柱来加强法的镇压作用。

（4）把律、令、格、式、典、敕、例多种法律形式结合起来，组成一个完备的法律体系，用来调整封建社会各方面的社会关系。

对后世和国外的影响

唐代法规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唐律。唐以后历代封建王朝都把唐律当做创法立制的楷模。五代各朝沿用唐律。宋代将唐律连同疏议纳入《宋刑统》，当做自己的律典。金泰和律基本上同于唐律。元《至元新格》(见元代法规)二十篇，同于唐律的九篇，其他十恶、八议、官当之制，也都沿袭唐律。明初制定法律时，丞相李善长建言：“历代之律，皆以汉九章为宗，至唐始集其成。今制宜遵唐旧”，明太祖采纳了他的意见。最初的大明律，篇目体例都沿袭唐律，其后虽改为以六部名律，体例有所变更，但在内容方面沿用唐律的地方仍然很多。清律沿袭明律，也受唐律的巨大影响。

唐律对国外也有很大影响。朝鲜、日本、越南诸国的古代法律，大半从摹仿唐律而来。朝鲜的《高丽律》，日本的《大宝律令》、《近江令》，越南的李太尊明道元年《刑法》和陈太尊建中六年《国朝刑律》，都与中国唐律基本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