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裕民
2023-02-02
更新时间:2023-02-03 21:27:02作者:百科
[拼音]:Wenxin Diaolong
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最重要的文学理论批评著作。成书于齐和帝中兴元、二年间(501~502),全书共50篇,3.7万多字。 最后一篇《序志》为序言,《原道》、《徵圣》、《宗经》、《正纬》、《辩骚》为总论,《明诗》以下20篇论文体,《神思》至《总术》19篇论创作和风格,《时序》至《程器》 5篇论作家和批评。作者刘勰(约公元465~约532),字彦和,年轻时笃志好学,梁武帝时历任奉朝请、东宫通事舍人等职,晚年出家为僧。
刘勰“博通经纶”,“长于佛理”,熟谙印度因明之学,深受魏晋玄学影响,对前人的理论作出了严密系统的总结。
齐梁时代,“文”的范围宽泛,包括有韵之“文”和无韵之“笔”,几乎涵括经史于全部典籍。但齐勰着重研究诗赋等文学作品的创作和鉴赏规律。全书起始从哲学上探讨诗文起源问题,认为“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而天地之间,人“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又说“夫以无识之物,郁然而彩,有心之器,其无文欤?”把诗文的起源提到了自然之道的哲学高度,视为“与天地并生”的合规律的必然现象,反映了魏晋时期文学创作地位提高的倾向。
《文心雕龙》全书以孔子美学思想为基础,兼采道家,全面总结了齐梁以前的美学成果,细致地探索和论述了语言文学的审美本质及其创造、鉴赏的美学规律。它提出的“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隐之为体,义主文外”,“文外之重旨”,“使玩之者无穷,味之者不厌”等说法,虽不完全是刘勰的独创,但对文学语言的有限与无限、确定性与非确定性之间相互统一的审美特征,作了比前人更为具体的说明。刘勰还看到,诗文的内容不是一般经典的道与理,而是和理、志、气相联系的“情”,其形式不是一般的言,而是和“象”与“文”相结合的有“采”之言。两者的关系是:“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它们相辅相成,形成质文统一的完美的艺术。而这种统一在创作过程中是通过“神思”达到的。“神思”是刘勰继《文赋》之后,对形象思维的进一步探索。刘勰看到了它本质上是一种自由的想象活动,对之作了生动的描绘,说:“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在他看来,“神思”虽受理的支配,但不象抽象的逻辑思维那样受着概念的规定,而是“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与物、象、言相结合,始终在感性形象中运动,并伴随着主体情感的体验和自由抒发。书中说:“夫神思方远。万涂竟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认为语言文学既再现着客体的物貌,又抒发着主体的情与理、志与气。所以,刘勰侧重从“体性”来划分文学的风格,即所谓“才情异区,文体繁说”。刘勰对文学的形式也给予了极大的重视。从语言文学的角度总结了平衡、对称、变化统一等形式美的规律。
儒家中庸原则是贯穿《文心雕龙》全书的基调。刘勰提出的主要的美学范畴都是成对的,矛盾的双方虽有一方为主导,但他强调两面,而不偏执一端。文中提出“擘肌分理,唯务折衷”,在对道与文、情与采、真与奇、华与实、情与志、风与骨、隐与秀的论述中,无不遵守这一准则,体现了把各种艺术因素和谐统一起来的古典美学理想。刘勰特别强调同儒家思想相联系的阳刚之美,表现出企图对齐、梁柔靡文风进行矫正的倾向。他关于“风骨”的论述集中地体现了这一点,对后世发生了重要影响。
《文心雕龙》一书版本种类较多,影响较大者为清人黄叔琳的辑注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范文澜注本较为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