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学是研究新闻传播活动规律及其社会影响的一门科学，是社会科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它包括理论、应用和历史三个部分。

新闻传播活动之源可以追溯到人类社会活动之初，人类在社会生活和生产劳动中产生了相互间传递信息的需要，通过交流信息了解社会生活中发生的变化。当这种信息的交流越来越具有社会化特点的时候，新闻事业就产生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信息的交流，新闻事业对人类社会就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新闻传播活动从原始的口头传播到文字的手抄和印刷传播、无线电广播和电视广播，现在已成为人类生存发展必不可少的社会生活条件。

信息的文字传播几千年以前就有了。公元前 200年前后，中国封建王朝开始用各种传播媒介发布政令、文告。公元前59年，罗马议事厅外逐日公布元老院议事情况，后人称这种书写会议信息的涂了石膏的木板布告牌为“每日纪闻”。考古发现，公元前50年中国已开始造纸，公元105年中国人蔡伦已制成质量较好的纸。约在7世纪，中国人又发明了雕版印刷术，从而为原始报纸的产生准备了条件。中国唐代的“报状”、“进奏院状”，是官方颁发的以记载皇帝谕旨、臣僚奏章和朝廷政事为主要内容的官报，后人通称之为“邸报”。邸报是古代中国对世界文明的一个贡献。

近代报刊业的产生和发展是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的伴生物，新闻传播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开始显示出来。科学技术的进步使铅字活版印刷很快普及，从而有可能大量印刷报纸。最早的印刷报纸是意大利1566年出版的单张印刷出售的《威尼斯公报》。17世纪初，不定期报纸已在欧洲各国普遍发行。从那时起，越来越多的人专门从事新闻传播活动，逐渐形成了近代意义上的新闻事业。

19世纪30年代出现了世界上第 1家向订户供稿的通讯社──法国哈瓦斯通讯社。到20世纪前半期，新闻事业除文字印刷、电报播发外，又增加了新闻摄影、新闻纪录影片、广播和电视等传播工具，并且继续向电子化发展。1965年，美国发射世界上第1颗商用国际通信卫星，使一个地方发生的新闻，通过实况转播让世界各地的人都能亲眼目睹。随着现代化程度的提高，新闻事业已成为世界上影响最广泛、与千百万人的日常生活联系最紧密的社会事业之一。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86年的统计，世界各地区出版的日报达11273种， 日发行量超过5亿份；各种频率和频道的广播电台57506座。人们已无法想象，在当今世界，如果没有报刊、广播、电视，社会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有一些社会职业衰落或消失了，新闻传播事业却方兴未艾。

中国近代报刊的产生晚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 200多年。在19世纪中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过程中，西方传教士来华创办了最初的报刊。第1份中文近代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是英国传教士于1815年在马六甲创办的。1822年创办于澳门的葡萄牙文报纸《蜜蜂华报》是在中国境内出版的第 1份外文报纸。1833年创刊于广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是在中国境内出版的第 1份中文报刊。至19世纪70年代初，外国人在中国所办报刊处于全面垄断地位，直至19世纪末，其数量与中国人自办报刊相比，仍占有明显的优势。出版报刊成为他们进行文化渗透的一种手段。外国人在中国办报，是中国新闻史中的特殊现象。

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林则徐最早组织译报，利用外国报刊材料判断国际形势，以制定反侵略措施。这些译报材料后被编辑为“澳门月报”和“澳门新闻纸”。其中部分译稿呈送道光皇帝。

中国人自己办的报刊发端于19世纪70年代。香港的《循环日报》和上海的《汇报》是其重要代表。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形势迫在眉睫。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举起变法维新旗帜，迅速创办《中外纪闻》、《时务报》、《国闻报》、《湘报》等报刊，形成了中国人办报的第 1个高潮。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进入新闻界，以笔为武器撰写大量时政论文，宣传新观念、新知识，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进入20世纪，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为宣传革命主张，办起了《中国日报》、《民报》、《民立报》、《大江报》等报刊。不论是改良派还是革命派，在激烈的报刊论战中都写出了不少传诵一时的政论文。报刊以政论文为主要特色，众多政治家投身于报刊活动，使之与政治斗争紧密结合，这对中国新闻业产生了很大影响。1904年中国人自办的最早的通讯社──中兴通讯社在广州建立。

1911年推翻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带来了报刊业发展的另一个高潮。1912年全国报刊总数达 495种，为1901年的 4倍。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成果，复辟帝制，曾对报刊业加以限制。但他垮台后，报刊业又复兴旺。当时军阀混战，政治紊乱，报刊时生时灭，却总是生生不已，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1919年的五四运动形成了中国新闻业的又一个发展高潮，成为一个新时期的开始。这个时期最重要的报刊是《新青年》杂志，它高举科学、民主的旗帜，对中国数千年的封建文化思想进行猛烈的抨击，吹响了新文化运动的号角。五四运动中，学生办报风起云涌，著名的有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周恩来主编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随着宣传新思潮报刊的不断发展，报刊上新旧思潮的激战也反复展开，结果是新思潮获得胜利，马克思主义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五四运动时期，报刊的改革也取得了重大成果，报刊成了论政的主要阵地，白话文得到普遍推行，副刊成了介绍新文化、新知识、新思想的园地，这成为中国报纸的一个重要特色。

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对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无产阶级新闻事业，许多领导人如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都亲自办过报。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的党、团报刊，如《向导》、《中国青年》、《热血日报》等，在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创建革命根据地后，30年代初又出版了《红色中华》、《红星报》(中国)等报纸。1931年11月红色中华通讯社(1937年改名为新华通讯社)成立，它打破了国民党对苏区的新闻封锁。北伐战争期间，国共两党合作出版了大批报刊，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宣传造成巨大声势。在此以后，在中国国民党统治区，中共创办了《红旗日报》等地下报刊，中国国民党则建立了自己庞大的新闻事业网络。《申报》、《新闻报》(中国)等商业报纸在艰难中续有发展，《大公报》、《立报》等也活跃一时。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共两党实现第2次合作。1938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了机关报《新华日报》，国共两党还一度合办了文化界统一战线的报纸《救亡日报》。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和各个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报刊数量猛增。至1944年10月，国民党统治区内出版的报纸达1100多种。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新闻事业同样有很大发展，《新中华报》、《新华日报》华北版、 《大众日报》、 《抗敌报》、《拂晓报》、《晋察冀日报》和《江淮日报》等报纸在动员人民坚持敌后抗战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1940年底，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开始播音。1941年，中共中央在延安创办了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延安)，这是革命根据地第1张每日出版的大型报纸。与此同时，为数众多的海外华侨所出版的报刊，其中有的由著名报人、作家胡愈之、王任叔、郁达夫等人主持，纷纷投入抗日宣传，有力地发挥了教育和动员当地华人的作用。

中国的广播业开办于20世纪20年代。最早的广播电台同现代中国早期的报刊、通讯社一样，是由外国人创办的。1926年10月，中国人自己办的第1座广播电台──哈尔滨无线广播电台开始播音。至1937年6月抗日战争爆发前，全国约有收音机20多万架，1947年达 100多万架。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条件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进行斗争，一直是中国进步新闻事业发展的主流。它所肩负的宏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举世罕见，所创建的多采多姿、可歌可泣的业迹，也是彪炳世界新闻史册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报刊一出现，就站在时代最前列，成为进步潮流的坚定代表者。它不仅在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区团结各种力量，开展复杂的宣传鼓动工作，还深入农村与千百万农民相结合，创造了在党领导的政权下办报的经验。它所具有的顽强的革命精神、丰富的斗争艺术、忠实于党的路线的品质、与人民群众密切相联系的作风和特有的业务经验，为无产阶级新闻事业树立了光辉榜样。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新闻事业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在解放中国大陆的战斗过程中，人民政府接管了原国民党党政军各系统所办的报纸、电台和通讯社，并在解放后的大、中城市创办了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以及群众团体的报纸，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人民的新闻事业。1950年，全国(不包括台湾省，下同)通过邮局发行的报纸有140种，每期发行总数230万份。新华社逐步建成为统一集中的国家通讯社。人民政府还大力发展人民广播事业，包括建立广播收音网。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新闻事业如何适应不断变化的新形势，一直受到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注。1950年4月19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阐明了在党领导全国政权的情况下，报纸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重大意义和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同年4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发布《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定》，强调报纸要适应全国逐步转入以生产建设为中心任务的情况，应当着重报道人民生产劳动的状况，宣传生产工作和财政经济管理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1954年7月17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对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后，报纸如何加强党性和思想性、密切与实际和群众的关系、正确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加强理论宣传、改进经济宣传、加强评论工作、改进新闻报道等问题，作了论述和指示。这些决定、决议对新闻工作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50年代，中国新闻事业发展迅速。到1960年，已有1274种报纸，每期发行总数2104.1万份。1957年，全国有广播电台61座，有线广播站1698座，广播已成为农村和边远地区的人们获取信息和文化知识的重要来源。1958年5月1日，中国第1座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后改名中央电视台)试播。

60年代，由于国家发生严重的经济困难，之后又有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政治动乱，中国新闻事业遭受了劫难。60年代后期，大多数报刊停刊。各地报纸、广播和电视基本上没有自己采编的新闻，经常照发新华通讯社统一发布的文稿。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新闻事业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至1988年底，经登记公开发行的报纸有1628种，通过邮局发行的报纸每期发行总数 13789万份，另有大量报纸自办发行。此外，还有大批报纸登记内部发行。全国平均每 5人有 1份报纸，每千人有49份日报。通讯社也有了新的发展，至1988年底，新华社在国内有31个分社、在国外有98个分社和4个总分社，每天发中文新闻稿给国内中央一级报纸4～5万字，省市一级报纸3～4万字，地县一级报纸 1万字，并向国内各广播电台、电视台用专线播发新闻120～150条。同时，每日用中、英、法、俄、西班牙、阿拉伯 6种文字向国外播发新闻。新华社已发展成为世界 6大通讯社之一。专向各国华文报纸和电台供稿的中国新闻社所发的文稿，也受到海外用户的欢迎。广播、电视业发展的步伐更快。至1987年，全国已有广播电台 386座，广播发射台、转播台1016座，收音机、收录机 3.3亿架；电视台366座，电视发射台、转播台17570座，电视机超过1.16亿架。

截至1987年底，台湾省有报纸31种，日发行总量350多万份；有广播单位33家，其中包括3家电视公司。1988年1月1日台湾当局解除报禁后，不少新的报纸获准出版，到1988年底止，台湾省报纸已接近80种。香港地区出版有 500多种中、外文报纸和刊物，有两家广播电台和两家电视公司。澳门有中文日报6种，葡文报刊5种。

新闻学研究起源于德国。17世纪末，德国的一些大学里有人以报业为研究对象撰写学位论文。1845年，德国学者普尔兹出版了《德国新闻事业史》，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新闻史专著。将新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进行研究并产生较大影响的是在 20世纪的美国。 20世纪初，美国密苏里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先后开设了新闻学系，传授新闻学基础知识，培训新闻从业人员。新闻院系成为新闻学研究活跃的基地。在总体理论研究中，影响最大的是报刊的自由主义理论。它发端于17世纪末，开始盛行于19世纪。在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被垄断所取代、民主政治的矛盾日益显露之后，这一理论受到严重的挑战。至20世纪40年代，报刊的社会责任论应时而起。新闻业务工作是新闻学研究中更为广泛的领域，广为流行的是客观主义报道理论，在进入20世纪中叶后，相继出现解释性报道和新新闻主义理论。由于这些理论不能回答新闻工作现实中所提出的问题，在西方新闻学界内部不断兴起批判潮流。大约自20世纪20年代起，美国开始出现传播学的研究，这一研究已扩及全世界。传播学的研究范畴比新闻学宽，它吸收了新闻学的研究成果，同时它也给新闻学的研究带来重要影响。

新闻学首先是由外国传教士传来中国的。鸦片战争前后，他们在出版一批中、外文报刊的同时，也开始向中国读者零星介绍报纸的观念和知识。第 1篇新闻学的专文是《新闻纸略论》(1834)，它简略地叙述了报纸的起源、新闻自由和西方报刊出版的现状等问题。外国传教士的新闻论述，强调报刊在传播西方文化知识、推进中外人士联系的重要作用，反对清廷言论专制政策，其用意在为他们的报刊自由进入中国制造舆论。

1854年，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提出整套办报方案，主张通过报纸发挥“收民心公议”的作用。这是中国人最早发表的有关报纸的论述。自 19世纪 70年代起，随着中国人自办报纸的兴起，中国知识分子关于报纸作用、功能的探讨，日渐增多。王韬、郑观应、陈炽、何启、胡礼垣、陈虬等一批改良主义思想家，纷纷著文阐述报纸在牖新知、开风气、通民隐、达民情和发展工商业等方面的作用，要求把报纸作为推动国家富强的工具，同时对外报在华的垄断地位表示了强烈的不满。这些论述，和当时正在兴起的要求社会改革的思想潮流紧密结合。在维新运动的办报热潮中，梁启超等资产阶级改良派强调了报纸决定国家盛衰的重要意义，突出了报纸的“去塞求通”、联络同党、权衡国是的职能，显示出维新派运用报刊发动改良主义政治运动的意向。

在这前后，任职外商报馆的中国编撰人员也发表了不少探讨报纸工作的文章。为适应商业报纸争取读者、扩大销数的需要，他们着重阐述报纸应该反映庶民意见，兼录闾里见闻和新奇之事，要使市民广泛爱读等原则。西方的“报纸兴趣性”观念开始在报界传播。在19世纪80年代初期，后来广为流传的新闻用语“有闻必录”被提了出来。

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新闻事业在政治斗争和社会生活中的影响日益扩大，报刊数量的激增，对于新闻学的研究也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新闻学开始被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进行全面探讨了。在20世纪初，出现了第1批攻读新闻学的留学生，外国新闻学著作被陆续翻译出版，第1本译成中文的新闻学著作是1903年出版的日本松本君平的《新闻学》。研究的领域则由报纸的性质、作用、功能等宏观问题，向新闻采访、新闻写作、新闻体裁、编辑和广告等业务工作方面扩展。西方的客观报道学说和新闻写作方面的新闻导语、“倒金字塔” (新闻结构 )、新闻要素等知识，也陆续被介绍到中国来。关于报纸作用的观念也发生了重要变化，过去把报纸当成是皇帝通民隐、达下情的工具的思想统治着大批知识分子的头脑，现在则把“监督政府”、“向导国民”看作是报纸的天职了。

1918年10月，出现了中国第1个新闻学研究团体──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不久，北京、上海等地的大学纷纷设立新闻系，成立新闻学会，这对中国的新闻学研究是一重大推动。中国人自撰的新闻学著作相继出版，有代表性的是徐宝璜的《新闻学》、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和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中国人的新闻学论著，其基本理论和思想虽多来自西方，但根据本国情况和作者自己的经验作了新的阐发。新闻自由、新闻价值和客观报道诸学说，一时成为流行的研究论题。《中国报学史》是我国出版的第 1部系统叙述中国报刊历史的专著，戈公振成为中国新闻事业史这门学科的奠基人。

中国共产党从建党时起，一直十分重视运用报刊进行革命斗争。早期由于紧张的革命活动，中共党报工作者还来不及开展新闻学研究，但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形成了初步的无产阶级的党报观念，即确认中国共产党报刊是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舆论工具，是指导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手段，党报宣传应当遵循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等等。同时，还批判了报纸是“公共舆论机关”和抽象的新闻自由等思想观点。

抗日战争前10年，是新闻学研究颇为活跃的时期，所出版的各类新闻学著作约有一百数十种之多。这期间，新闻学研究出现了重大分化。在国民党统治区，自由主义新闻理论是多数新闻学者所奉行的原则，中国国民党报人则致力于建立自己的党报学说，创设所谓三民主义新闻理论，并提出“新闻一元主义”，以适应新闻统制政策的需要。1931年，中国左翼新闻工作者在上海成立“中国新闻学研究会”，宣称致力于以社会主义为根据的科学的新闻理论之阐扬，并创办了新闻学刊物《集纳批判》。这是中国进步新闻工作者为建立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所作的最早尝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共党报工作者也曾以列宁的办报思想为指导，对无产阶级党报原则进行了探讨。

自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至1949年9月，国民党统治区出版的新闻学著作超过百种，其思想理论体系仍是前一阶段研究倾向的继续。在周恩来领导下，1938年由范长江等人在武汉成立的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在新闻学研究方面也作出了贡献。当时由于国际联系的加强，评介西方新闻事业的译著一时增多。美国新闻自由研究委员会的《一个自由与负责的报纸》一书于1947年出版，次年中国报刊发表专文介绍，从此西方的“报刊的社会责任论”在中国开始传播。1949年南京国民党政府迁往台北，台湾省出版的新闻学著作，50年代较少，60年代以来累计出版 500多种，其中大众传播学著作占较大比重。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闻学研究，在1942年延安整风中有重大发展。这次整风在新闻理论战线上的一个突出收获，就是清算了“左”的和右的思想影响，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与新闻学研究工作的生动结合。自1942年2月起，延安《解放日报》(延安)发表了一系列社论和文章，其中包括胡乔木的《报纸是人民的教科书》、陆定一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和博古的《党报记者要注意些什么问题》等文。这些文章论述了无产阶级政党报纸的党性原则，强调党报要忠实于党的路线和政策，要反映人民的活动和意见、与人民大众保持密切的联系，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阐明了新闻本源是事实，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是第二性的科学新闻观;文章还批判了“无冕之王”、“有闻必录”、“技术第一、新闻第二”等资产阶级新闻观点。通过这次整风，马克思主义的新闻理论获得全面发展，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党报学说由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48年毛泽东作了《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随后刘少奇作了《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这些谈话总结了延安整风以来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经验。在这两个纲领性文献的指引下，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得到新的发展，为迎接党在新时期的新闻事业进行了准备。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处于执政党的地位，国家很快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如何在新形势下坚持和发展延安整风以来所形成的党报学说，是新闻学研究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党的新闻事业如何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如何发挥经济建设宣传的作用，如何加强新闻的指导性、思想性，如何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联系等问题又被提出来，并取得一些研究成果。但研究工作未能充分展开。当时积极进行的一项工作，就是学习苏联新闻工作的理论与经验，一批苏联新闻学著作被翻译出版，大学新闻系广泛采用苏联教材，中央级新闻单位相继派代表团到苏联访问学习。所有这些，对丰富中国新闻学研究的思想内容，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也出现了照抄照搬的教条主义倾向。毛泽东于1956年4月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接着刘少奇于同年5、6月间对部分新闻工作人员发表了重要讲话。这个报告和讲话，对克服新闻实践和研究工作中的教条主义、片面性、公式化等缺点，都具有指导意义。

1956年4月，中共中央为促进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而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后，新闻学的研究日趋活跃。这时的研究工作，主要是环绕在新形势下党如何办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展开的。1956年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广播事业局积极进行了新闻改革。当时的新闻学研究工作和广泛进行的新闻改革，起了相互推进的作用。

由于贯彻全党办报的方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新闻学研究有了更大规模的开展，不仅有专业的新闻工作者参加，还有成千上万的积极分子、通讯员以及中央和地方党政领导人、党的宣传工作者参加。许多新闻单位还出版了定期或不定期的新闻专业刊物，新闻理论战线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1957年发生了扩大化的反右派斗争，特别是其后连续10年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的新闻事业受到了严重摧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 17 年的新闻工作成就和理论研究成果被全部否定，还提出了新闻媒介是所谓“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的工具”等谬论，影响恶劣。

1978年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新闻事业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各地和许多新闻单位相继成立了新闻学术团体和新闻研究机构，高等院校设立的新闻院、系和专业逾50个，新闻学的研究十分活跃。新闻学研究在清除林彪、“四人帮”反动新闻观点和纠正“左”的错误的同时，对新时期一些重大的新闻理论问题，如新闻事业的性质与作用、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与人民性、新闻真实性、新闻指导性、新闻传播与宣传的关系、新闻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对待西方传播学的态度等，展开了广泛的讨论。中国新闻史的研究获得大面积的丰收。仅10年间，出版的新闻学著作达数百种，发表的文章数以万计，发行的新闻期刊遍及全国，与中国的台湾、香港等地区和世界各国的新闻学术交流日趋频繁，这是中国历史上新闻学研究最为兴旺的时期。可是，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新闻学研究也出现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提出了人民性高于党性等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否定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鼓吹资产阶级的新闻自由。1989年春夏之交动乱和暴乱期间的错误新闻导向，正是这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集中表现。中共第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新闻界已在冷静反思，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进一步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

我国新闻界在总结1989年春夏之交的动乱和暴乱中的经验教训时，体会最深的是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必须毫不动摇地遵循中国共产党数十年来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所制定的关于中国新闻工作的一些基本原则。这就是：必须坚持党性原则，反映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提出“人民性”高于党性，其实质就是要否定和摆脱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必须坚持发挥充当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的作用，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全面、准确地宣传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必须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反映社会生活的主流，鼓舞人民锐意进取，形成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舆论环境；必须坚持只要在国际上还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根本对立，在国内一定范围内还存在阶级斗争，新闻自由就不能不带有阶级性，并不存在绝对的毫无限制的“新闻自由”的观点；必须坚持真实性的原则，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深入调查研究，真实、准确地反映生活；必须坚持舆论阵地牢牢掌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手里，因为领导权究竟掌握在什么人手里，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关系到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成败。这些基本原则的正确性已为实际生活所充分证明。

中国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是在一个生产力比较不发达的大国中建立和发展的，它的历史还不长。它的新闻学是在不断认真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中得到丰富和发展的。随着中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前进，新闻学研究工作的一个更加充实、更加健康发展的新时期即将到来。

(萨空了先生生前曾参与撰写本文最初阶段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