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Guanzi

托名于管仲的一部论文集，其中有关于管仲相齐桓公治齐国档案材料的辑录（《大匡》、《中匡》、《小匡》三篇）。西汉刘向（约公元前77～前 6）在校定群书时，原有《管子》书389篇及其他有关管子篇文175篇，经过除其重复，定著为86篇。其后散失10篇，今存76篇。这多篇论文的写作和资料的编辑，非出自一人，亦非成于一时。究竟各篇何人所作和作于何时，无记载可考，现在学者对各篇写成时代的论定，意见不一。有人认为《经言》等篇成书较早，约在春秋末年或战国初期;有人认为《轻重》各篇成书较晚，谓在西汉时代或新莽时代。多数学者认为此书各篇成于战国中后期。

《管子》包括哲理、阴阳五行、政法、军事、经济、文教、农业科学等方面的论述，有道家、法家、儒家等家思想。最初，《汉书·艺文志》把《管子》列为道家，自《隋书·经籍志》开始，把它改列为法家。就总体说，《管子》思想属于法家，但与商鞅、申不害、韩非比较亦各有特点。《管子》是齐法家，它的经济思想除与三晋法家思想有共同点而外，还含有儒家思想。《管子》不少篇中有言礼义、宗族伦理、富民之处。

《管子》一书专论经济问题的有20多篇，另外很多篇亦涉及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各个方面。它在中国古代经济论著中内容最为丰富和具有理论分析意义。这些经济论述反映了春秋战国时代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和生产力的发展，也反映了齐国自春秋以来作为东方的一个大国政治经济发展的特点。齐国工商业最先发达，使用铁制农具较早，土地关系的变革也较早。管仲相齐桓公40年，进行了重大的政治经济改革，齐国首先称霸。以后齐国一直以富强见称，在战国后期，齐国与秦国并称两大强国。《管子》一书在经济论述方面，不但对当时思想家主张的重本富国论有比较深入的分析，并且对于商品和货币流通以及消费问题，都有远超前人的论述，这显然与齐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有密切关系。

《管子》有一流传于后世的名言:“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牧民》），它认为物质生产是教化的根本。这是《管子》一书的基本思想，也是它的生产论的出发点。农业生产是古代世界最重要的生产部门，《管子》非常重视农业生产，认为富国的首要在于发展生产。这方面的论述，几乎见于它所有的经济篇文。如说“不务地利，则仓廪不盈”（《牧民》），“明王之务，在于强本事”（《五辅》），“夫富国多粟，生于农，故先王贵之”（《治国》），“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国蓄》）等等。《管子》的“务本”富国论与商鞅、韩非的“富国以农”（《韩非子·五蠹》）论基本上是相同的，然而却有其特点：

（1）《管子》主张的“强本事”，并不象商鞅、韩非那样的主张“禁末”。它对百工制造械器非常重视，篇文中有很多论述。《管子》认为工商是社会经济活动所不可少，它所反对的是玩好奇巧的“末产”。它提出“务本饬末”（《幼官》），这“饬末”与“禁末”显然是有所不同的。

（2）《管子》的富国论不是如商鞅、韩非那样地把富国与富民对立起来，而是把富国与富民统一起来。《治国》篇主要论述务本富国，第一句就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以后则说:“农事胜则入粟多，入粟多则国富”。《管子》的富国论与荀况的“上下俱富”（《荀子·富国》）的富国论颇为相同，而与商鞅、韩非的“民弱国强，国强民弱”（《商君书·弱民》）论显然有别。

在务本富国论思想指导下，《管子》进一步论述了发展农业生产力的两个要素：劳动力与土地。对这两个生产要素的关系，《管子》论述非常精辟。《八观》篇说，“谷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动，天下之所生，生于用力”。《管子》很重视爱惜民力和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牧民》篇说，“量民力，则事无不成”。《版法》篇说，“用力不可以苦”，“用力苦则劳”。《乘马》篇并联系租税与生产经营问题论述劳动力的使用说，如果租税合理和劳动者能够自己安排劳动时间，劳动者就会“夜寝早起，父子兄弟不忘其功，为而不倦，民不惮劳苦”。这可以说是古代关于改善生产关系以提高生产积极性的卓越论述，在中国先秦经济思想中是仅见的。关于土地这一要素对于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各篇也有很多论述，如《霸言》篇说，“夫无土而欲富者，忧”，“地大而不为，命（名）曰土满”。后一句说的是有了土地，还必须有人利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该书的《地员》篇，详论土壤肥瘠、地势高下、水泉深浅与物产的关系，细分土地为上中下三大类，粟稷果木等物产九十种，这是中国古代农业科学的卓越著作，也说明此书已从重视土地这一生产要素而深入到研究土地利用问题了。

《管子》对农业生产中的土地关系问题是很重视的。它在《乘马》篇中比较集中地对这一问题作了理论上的阐述。它首先提出“地者，政之本也”这一封建制度的基本问题，认为对土地征税如果不得其宜，财货就不能增多，国事就难以治理。这是它的“正地”说。为了“正地”，它又提出“地均”说，即因土地有高下、肥瘠、荒熟等的不同，而应按出产情形把不同土地折合成耕地面积。这一立论，可以看作是对于管仲“相地而衰征”租税政策理论所作的说明。从这里，它进一步指出了“均地分力”的重要性，即合理的土地划分和租税制度，以及分散经营，使生产者能分得其劳动成果，可以激发生产者的积极性，促进农业的发展。这是《管子》对封建制度下劳动者与土地关系所作的分析，其中所述租税及“分货”等，也就是有关产品分配的论述。

《管子》重视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它对于流通的论述，较任何古代思想家为多。《管子》前期作品，如《乘马》、《问》、《侈靡》等篇都有关于市场的论述。关于商人活动和所用货币，《乘马》篇亦有记述。及至《轻重》各篇，则以流通过程为主要研究对象，对于黄金和刀布铸币作为一般流通手段，货币与货物价值，价格的决定因素，货币、谷物、“万物”彼此间的比价关系，诸侯国间的商品流通、货币与价格政策等问题，皆有论述。这些论述，构成了它的“轻重理论”的主要内容。《管子》的流通理论，除阐述和发展了管仲的“通轻重之权”的政纲而外，也与春秋时单穆公“量资币、权轻重”、范蠡“积著之理”、战国初期李悝“平籴”诸说有渊源关系。但《管子》还由流通理论提出了更具有特点的政策目标：一是控制封建国家的经济命脉，如盐、铁、粮食、货币。《海王》篇所论述的，就是由封建国家掌管盐和铁的流通。《国蓄》等篇提出由封建国家收储或投放粮食与货币以控制粮食等物的价格与流通。另一目标是通过国家对经济命脉的控制，以打击富商大贾操纵市场的活动。这两个政策目标，对于加强封建国家财力和巩固其统治地位，都有重要的作用。因此《管子·轻重》各篇所提出的理论和政策，对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的影响特别大。

在消费论方面，《管子》与先秦诸子有相同处，但也提出了非常可贵的新的论点。它说“侈则伤货”，“货尽而后知不足，是不知量也”（《乘马》），这可以说是一般的黜奢论。可是《管子》另有《侈靡》篇，论述奢侈消费有增加就业的作用，“富者靡之，贫者为之”。特别是在荒灾之年，封建统治阶级用修宫室台榭等增加消费的办法，可以使“失本”之民，衣食有所取给。这一分析，表明了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表明了经济活动的相互关系，是《管子》经济思想的另一可贵贡献。关于俭，《八观》篇说，“审度量，节衣服，俭财用，禁侈泰，为国之急也”，这与一般的崇俭论也无不同。但《管子》也有反俭说，如《乘马》篇说，“俭则伤事”，“事已而后知货之有余，是不知节也。不知量，不知节，不可谓之有道”。可见《管子》的消费论，不是强调少消费，而是主张视产品多寡以决定消费的度数，这是“节”的含义。在这一点上，《管子》也是有其创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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