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Ruan ji

中国三国时期魏国思想家。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尉氏）人。曾为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志气宏放，任性不羁，尤好老庄，善弹琴。与嵇康齐名，为“竹林七贤”之一。魏正始年间，任尚书郎，旋以病免。后召为曹爽参军，又以病辞。司马氏执魏政后，历任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从事中郎。高贵乡公即位，封关内侯，徙散骑常侍。阮籍不满司马氏图谋代魏，杀戮异己，遂不与世事。他发言玄远，在政治斗争中，常以醉酒的办法摆脱困境。他不拘礼节，尝以白眼对待礼俗之士。魏景元四年(263)冬卒，时年54岁。阮籍的著作最早的版本有明嘉靖年间陈德文、范钦刻 2卷本《阮嗣宗集》，现在流行的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的《阮籍集》校点本。

在自然观方面，阮籍认为，天地是自然而然，自己生成的；万物是由天地所生；自然界的天地日月，风雨山川等等，从不同的方面看，虽然形态各异，但从相同的方面看，则是“一气之盛衰”，是“自然一体”的，“重阴雷电，非异出也；天地日月，非殊物也”，最后都统一于气。他以“道”为世界的本原，说:“道者法自然而为化。侯王能守之，万物将自化。《易》谓之太极，《春秋》谓之元，《老子》谓之道。”在论证自然界运动变化时，阮籍认为，“男女同位，山泽通气，雷风不相射，水火不相薄”，自然界与万物相互联系，和谐一致，“变化而不伤”。在论证音乐和自然的关系时，他认为，和谐是天地万物之性，圣人作乐，是“顺天地之体，成万物之性”，因此音乐的和谐是自然界和谐的体现。关于人体和自然的关系，阮籍认为，人的形体和精神都是自然界的产物。他说：“人生天地之中，体自然之形。身者，阴阳之精气也；性者，五行之正性也；情者，游魂之变欲也；神者，天地之所以驭者也”（《达庄论》）。他认为理想的人格至人应是“恬于生而静于死”，即对生死全不在意，“与阴阳化而不易，从天地变而不移”，完全顺随自然，与自然同体。他错误地认为，“生死为一贯，是非为一条”，主张不去分辨是非、生死。

关于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阮籍的看法在他不同的著作中表现出不同倾向。《乐论》强调礼乐的教化作用，认为礼乐对维护“尊卑有分，上下有等”的等级制度有重要作用，“礼逾其制，则尊卑乖，乐失其序，则亲疏乱”。《通老论》和《通易论》认为，“明天人之理，达于自然之分，通于治化之体”，名教和自然没有矛盾。又说“圣人以建天下之位，定尊卑之制，序阴阳之适，别刚柔之节”，就是顺应了自然。而他的《达庄论》和《大人先生传》则认为名教和自然不能调和。他从天地万物“自然一体”的思想出发，指责儒家学说是制定名分、分别彼此的“分处之教”，违背了自然。他认为古代的“自然”社会没有君臣、名教，没有等级贵贱，人们“各从其命，以度相守”，“盖无君而庶物言，无臣而万事理”；君臣、名教产生之后，社会上的一切丑恶现象就与之俱生，“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坐制礼法，束缚下民。欺愚游拙，藏智自神”。他谴责统治者“竭天下万物之至，以奉声色无穷之欲”，对人民强取豪夺；讽刺虚伪的礼法之士，是寄生在裤中的虱子，他们借以“诈伪以要名”的礼法则是“天下残贼、乱危、死亡之术！”

对阮籍的哲学思想，学术界有不同看法。一种观点认为，阮籍自然观的基本倾向是唯物主义的。另一种观点认为，阮籍基本上是承袭了庄子的唯心主义天道观，他讲的“道”和老子、庄子讲的一样，是精神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