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changqingti

唐代诗人白居易、元稹所开创的以《长恨歌》、《琵琶行》、《连昌宫词》为代表的七言长篇叙事歌行体。唐穆宗长庆四年(824)，元稹为白居易编集，题作《白氏长庆集》；元稹自己的集子，后亦题名《元氏长庆集》。“长庆体”系由此得名。

“长庆体”之称，最早见于南宋后期诗人戴复古的词作和刘克庄的《后村诗话》，戴复古有《望江南》词四首，基三云：“诗律变成长庆体，歌词渐有稼轩风。”刘克庄《后村诗话》在比较杜甫的《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与白居易的《琵琶行》时说：“此篇与《琵琶行》，一如战士轩昂赴敌场，一如儿女恩怨相尔汝。杜有建安、黄初气骨，白未脱长庆体尔。”戴复古以“长庆体”对“稼轩风”，所指还比较宽泛，刘克庄则已明确地以“长庆体”指称《琵琶行》一类诗歌。但与戴复古、刘克庄同时的严羽在《沧浪诗话·诗体》中却只开列了“元白体”、“元和体”而无“长庆体”，说明“长庆体”之称在宋代尚未普遍流行。

“长庆体”作为一种确定的诗体名称广为流行，是在清初以后。诗人吴伟业大量采用这种体制进行创作，写下了《圆圆曲》、《永和宫词》等名篇，后人从而效之，此体遂大行于世。袁枚《随园诗话》卷四引同时人《读梅村诗》云:“百首淋浪长庆体，一生惭愧义熙民”。即指吴伟业仿效元白的七言长篇叙事歌行。林昌彝《射鹰楼诗话》云：“七言古学长庆体，而出以博丽，本朝首推梅村。”可见吴伟业学“长庆体”而又有所发展变化，因而后来又被称为“梅村体”。“梅村体”实际上是“长庆体”的一种变格。

“长庆体”的特点，大致有三方面：从内容上看，多叙写时事。往往选取具有典型性的人物或事件，通过儿女之情和悲欢离合来反映具有时代和社会意义的主题。例如《长恨歌》和《琵琶行》，一写宫闱帝妃的爱情悲剧，一写民间歌女的悲凉身世，即为“长庆体”常用的两种题材。从形式上看，为七言歌行。虽属古体，却又多用律句，间用对偶，只是不象近体那样有严格的格律要求；同时又数句一转韵，平仄韵间隔使用，以求得音调的协调圆转和抑扬变化。所以也有人称之为“七古新调”（朱自清《唐诗三百首指导大概》）。从表现手法和语言风格上看，以铺叙为主，往往敷写淋漓，并注意叙事与抒情相结合；语言则要求丰富多采、婉丽缠绵。袁枚《仿元遗山论诗》其二云：“生逢天宝离乱年，妙咏香山长庆篇。就使吴儿心木石，也应一读一缠绵。”即道出了“长庆体”语言方面的特点。

前人对“长庆体”也有一些不同的说法。例如，纪昀在《瀛奎律髓刊误》中批白居易七律《杭州》诗称“此所谓长庆体也”，《四库全书总目》称范成大五古《西江有单鹊行》、《河豚叹》“兼杂长庆之体”，是将七律、五古也视为“长庆体”。这与后来通行的“长庆体”概念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