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Liaodai muzang

自辽太祖阿保机称帝(907)至天祚帝保大五年(1125)辽亡为止，在辽的疆域内发现的契丹族和汉族的墓葬。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辽宁省、北京市和河北、山西二省的北部一带。辽墓的考古调查始于20世纪初，辽庆陵契丹文哀册的发现，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曾挖掘庆陵。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发掘辽墓逾 300座。辽墓从各个方面反映了辽代的社会生活和风俗习尚，是研究历史的重要资料。

辽代的帝陵

辽代10个皇帝的陵墓，按其分布的地域可分5区：

（1）太祖祖陵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境内。

（2）太宗怀陵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右旗境内，穆宗祔葬于怀陵。

（3）显陵在今辽宁省北镇医巫闾山中，为世宗父东丹人皇王陵，世宗亦葬显陵西山。

（4）景宗乾陵在今辽宁省北镇西南，天祚帝于金皇统五年(1145)祔葬于乾陵旁。

（5）圣宗永庆陵、兴宗永兴陵和道宗永福陵，合称庆陵，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右旗白塔子北面的大兴安岭中。辽代帝陵多依山为陵，陵前建享殿。以圣宗永庆陵为例，享殿平面正方形，前有月台，殿两侧出回廊，绕成院落，回廊前正中辟门，门前两侧设双阁。地宫为砖筑，有前、中、后3室，前、中两室的左右各建一圆形小耳室。两室的仿木建筑部分和室顶绘彩画。自墓道至中室的壁上绘有彩色壁画，中室四壁画春夏秋冬四幅山水图，表示四时捺缽的所在，这是辽陵中所特有的壁画。辽代帝陵皆置奉陵邑和守陵户。祖陵的祖州、怀陵的怀州、显陵的显州、乾陵的乾州、庆陵的庆州等都是奉陵邑，其中祖、怀、庆三州的城址至今尚存。

辽墓的类别、分布和分期

已发现的辽墓可分为两类，一是契丹贵族墓，二是汉族官吏和地主墓。前者多分布在辽代的上京道和中京道内，东京道的西北部分也有发现，而且多聚族而葬；后者则多集中在辽代的南京、西京和东京附近。辽墓可分为3期，早期自穆宗应历八年（958）至圣宗太平十一年（1031），中期为兴宗重熙时期（1032～1055），晚期自道宗清宁元年(1055)至辽亡(1125)。

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契丹人纪年墓，是赤峰的应历九年辽驸马赠卫国王墓。有前后两室及左右后3个小室，平面都呈方形。后室四壁围柏木板，置带木栏杆的棺床，床上有衣物和丝织被褥，床外悬紫地绣金花的帷幔。随葬有大批精美的金银器、玛瑙器、瓷器和铁器等。瓷器以白瓷为主。出土了 8组完备的马具和大批的盔甲，以及刀、剑、矛、镞等武器。辽墓中所特有的鸡冠壶尚保存着原始形态（见辽驸马墓）。比该墓稍晚一些的契丹贵族墓，筑有前后两室的有朝阳发现的统和四年(986)耶律延宁墓、法库叶茂台辽墓、北票水泉沟1号辽墓;单室的有北票扣卜营子1号辽墓、建平硃碌科辽墓、朝阳前窗户村辽墓；还有在双室墓的前室或单室墓的甬道的两侧建左右耳室的。不论是双室、单室和耳室，平面都作方形或圆形。主室内多装柏木护墙板。葬具多用石棺，棺上刻四神图像，法库叶茂台辽墓石棺外，并罩以歇山式顶木屋外椁。随葬品以陶瓷器、铁器等生活用具以及马具和各种武器为主。陶瓷器中以刻有“官”字款的白瓷器和酱色、绿色釉的陶器为多，还有少数景德镇影青瓷器和耀州窑青釉瓷器。鸡冠壶的形态，已从单孔平底变为双孔加圈足。法库叶茂台辽墓还出土了20余件漆器，从漆器上的汉文铭记得知是汉族工匠所制。这个时期的契丹贵族墓的墓室中多不见壁画，有的仅在石棺的内壁上画放牧毡帐等图画。至于法库叶茂台辽墓中所悬挂的两幅绢画，则是少见的例子(见法库辽壁画墓)。

早期辽墓中的汉人墓葬，以在北京发现的应历八年赵德钧墓为最早，有前、中、后3室及左右6个耳室，平面均为圆形，壁上有仿木建筑砖结构，画疱厨、伎乐等壁画。另外还有北京的统和十三年韩佚墓、辽宁喀左县的统和二十三年王悦墓、沈阳的开泰四年(1015)李进墓、河北迁安的开泰六年韩相墓。韩佚墓的壁画最具时代特点，在圆形的墓室四壁影作出八柱，柱间绘壁画，北壁正中绘花鸟屏风及侍女，东西两壁各绘3幅侍女图；穹窿式墓顶上分成8格，格内皆绘云鹤，下绘十二生肖像。壁画的题材和布局尚保存着唐墓的遗风，特别与山西的唐代壁画墓颇多相似之处。韩佚墓中出土的白瓷和青瓷都很精致，白瓷属定窑，青瓷为越窑，其中划花人物注子和鹦鹉纹注碗，胎质细密，釉色莹润，最为精美。陶质的三足炉、鏊子、釜锅等为明器。墓门上的仿木建筑斗栱为单抄单下昂五铺作，相当复杂。时代稍晚一些的韩相墓，墓室内虽用砖砌出灯檠和歇山式门楼等仿木建筑，但在随葬品中却模仿契丹习俗，置绿釉鸡冠壶和铁马镫，这是一个较特殊的例子。

这一期仅23年，是早晚期之间的过渡阶段，实际上应属早期的范畴。重熙时期的契丹贵族墓，大型双室墓有平泉八王沟重熙十四年秦晋国大长公主墓；单室墓有阜新重熙七年晋国夫人肖氏墓、义县清河门 1号和 4号墓、平泉大东沟辽墓、建平张家营子辽墓等。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都与早期的大致相同。墓室内仿木建筑和壁画增多。随葬品中出现了黄釉瓷器。鸡冠壶的形态变为提梁式加圈足，从便于马上携带的皮囊式演变为适于室内使用的提梁式，反映了契丹人正在逐渐接受汉人的生活习俗（见彩图）。重熙时期的汉人墓，有北京重熙二十二年王泽墓，壁画虽然残缺，但墓壁上已砌出雕砖桌椅，说明壁画及墓内装饰开始出现新的题材。

辽道宗清宁以后，契丹贵族墓中大型双室墓发现较少，单室墓占绝大多数。墓室平面开始出现八角或六角形的，清宁三年义县清河门2号墓墓室平面为不等边八角形，大康六年(1080)以后的库伦1号墓后室平面亦为八角形，耳室平面为六角形。墓门上都有比较复杂的仿木建筑结构。义县清河门 2号墓和赤峰大卧铺辽墓还出现了外用石板堆砌、内用柏木板围成椁室的作法。墓室内皆置棺床，有的用木棺，有的则将尸体直接陈于棺床上。流行戴铜面具和穿铜丝网络或戴铜丝手套，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察右前旗豪欠营子辽墓中出土的女尸及其所穿戴的铜丝网络和铜面具，保存最为完整。

晚期契丹贵族墓壁画的布局，多在墓道两壁画出行仪仗，墓门两侧绘门神，天井和墓室四壁画男女仆侍。有些墓中的壁画分上下段，如库伦1号墓的天井壁画，即分3段，下段绘男女仆侍，中段绘牡丹湖石，中段与上段之间加一道云纹装饰，上段绘竹林仙鹤和荷花。契丹贵族墓的壁画中，有属于契丹衣冠习俗的髡发、架鹰、毡车等形象，也有摹仿自北宋墓中的宴饮、伎乐等场面。除在墓室画壁画外，仍流行在木椁内画各种生活情景画。

晚期契丹贵族墓的随葬品中，景德镇影青瓷器的比例大大增加，敖汉旗白塔子辽墓出土的16件瓷器中，影青瓷器占14件。库伦1号墓中也出土了20件影青瓷器，质地都很精美。辽代特有的黄釉瓷器的数目也显著增多，如翁牛特旗解放营子辽墓、法库叶茂台辽墓都以黄釉瓷器为主要随葬品。大安以后流行三彩器，锦西大安五年(1089)萧孝忠墓和新民巴图营子辽墓，除黄釉瓷器外，都有很多三彩器（见彩图）。这时不再随葬武器。马具也从鞍辔齐备简化为只用马镫、马铃。在宁城县小刘仗子发现的辽代末年契丹人的墓葬，出有铜面具、铁马镫、马铃以及黄釉和三彩器皿，但契丹人特有的生活用器──鸡冠壶却消失了。

在辽代末年还出现了画像石墓，主要分布在辽阳、鞍山和锦西一带。墓室平面多作八角形或长方形。在石板墓壁上不但刻有墓主人夫妇“开芳宴”的场面，还刻出多幅孝悌义妇等故事画。在契丹人墓室的壁画上出现这些题材，说明不仅是接受了汉人的习俗，而且在思想意识方面，也逐渐地封建化了。

晚期辽墓中的汉人墓葬，多发现在北京市、辽阳市、宁城县、大同市等地，特别是道宗咸雍以后的汉人墓葬，数量较前大为增加，它们多是一些地主和中级官吏的墓葬。以砖筑的单室墓为多，也有少数是双室的。但此时汉人的双室墓并不表示墓主人的政治地位，它与中原地区北宋末年雕砖壁画墓的形制是相同的。墓室平面或圆或方或作多角形，四壁砌雕砖仿木建筑和桌椅，并画彩色壁画。葬具有用石棺的，上多刻陀罗尼经。几乎全部是火葬。随葬品以陶质明器为主，如罐、盆、三足锅、灶、鏊子、蒸具、勺、注子、三耳器、香炉等，也有较精美的白瓷器和影青瓷器，如昭乌达盟周仗子寿昌五年(1099)尚墓出土的白瓷注子注碗，北京天庆三年(1113)马直温墓出土的影青瓷盏等。

从大同、宣化和北京的汉人墓的壁画中可以看出，他们的衣冠服饰和起居器用都与北宋墓壁画中的相同，壁画的题材也是墓主人夫妇“开芳宴”。宣化天庆六年张世卿墓的壁画最为精美，由12人组成的散乐图，完整无缺，极其珍贵（见彩图）；墓顶绘天象图，内区绘九曜二十八宿，外区画黄道十二宫图像，是很难得的古代天文学资料。北京斋堂的辽代末年壁画墓，西壁画孝孙原谷等3幅大型孝悌故事画，表明这种新题材在当时已很流行。大同市十里铺、新添堡和卧虎湾的壁画墓，也都是辽代末年的汉人墓葬，壁画中“开芳宴”的场面上只画帷幔屏风，墓主人并不出场，这可能是山西一带的地区特点。

参考书目

1.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收获》，文物出版社，1961。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