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Makesizhuyi shehui gongzuo sixiang

[外文]：Marxist thought about social work

马克思主义关于解决社会问题、改造和管理社会等方面的理论、观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没有从专业的意义上使用过社会工作这个概念，但是，在他们关于解决社会弊端、解放劳苦大众、改造社会的宏观设想，以及广泛、系统的革命实践活动中，包含着一种新型的实际的社会工作思想。它对社会工作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和建设理论及社会工作实践，从多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工作思想，具有时代的特色，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工作专业学科的宝贵财富。

K.马克思在《莱茵报》上发表的《论离婚法草案》(1842)等文章中，揭露了当时存在的许多尖锐的社会问题，如离婚法问题、摩塞尔农民的贫困问题等等。他不满足于对封建专制制度做点滴的修补，而是要求从根本上废除它。F.恩格斯的《论住宅问题》(1872～1873)是论述社会矛盾和社会工作关系的典范著作。他认为从小生产向大工业过渡时期住宅缺乏的社会现象，具有“急性病的形式”而像“慢性病”那样长期存在着。他批评了解决住宅问题的资产阶级慈善主义观点和资产阶级慈善家的种种方案，认为那只是对资本家的社会进行“单纯的社会补缀”。他指出，解决住宅缺乏现象只有一个办法，即消灭统治阶级对劳动阶级的一切剥削和压迫。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这种有关社会福利的措施，就会象现代国家剥夺其他东西和占据住宅那样容易实现。

马克思、恩格斯对资产阶级慈善事业家的政治主张持严厉的批评态度，指责那些信奉各种空想学说的分子和各种“社会庸医”，想用各种万应灵丹和各种补缀办法来消除社会弊病，毫不伤及资本和利润，实质上是一种挽救资本主义社会的补救工作。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5)一书中，根据可靠的材料，描述了英国工人阶级的贫困生活，对资产阶级创办慈善事业的动机进行了揭露。他指出，“有教养的英国人”用伪善的假面具把自己遮盖起来，这就是各种各样的慈善机关；他们吸干了无产者最后的一滴血，然后再对他们施以小恩小惠，并在世人面前摆出一副人类恩人的姿态；这种布施使施者比受者更加人格扫地；英国资产阶级“行善”的目的是打算把自己的施舍看作一笔买卖。恩格斯引证帕金逊主教的话说：穷人从他们的穷兄弟那里得到的帮助，比从资产阶级那里得到的要多得多。淳朴的无产阶级深知饥饿的苦楚，所以虽然自己不够吃，还是乐于舍己救人。他们这种援助的意义与穷奢极欲的资产者所扔出来的那些布施迥然不同。从解决社会问题的目的出发，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劳动人民群众的互助互济、国家财政承担救济福利工作给予了肯定。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1891）中认为，社会总产品在个人分配之前除扣除和生产没有关系的一切管理费用之外，还应该扣除学校和保健设施，以及为丧失劳动能力者等设立的基金即“现在属于所谓官办济贫事业的部分”。在这里马克思从理论上肯定了济贫事业作为国民支出一部分的必要性与合理性。

恩格斯对空想社会主义者R.欧文、C.H.de圣西门、C.傅立叶等人的社会福利思想也进行了分析批判。在18世纪，欧文、傅立叶和圣西门对资本主义社会所产生的种种弊端和惊人的社会恶果深为忧虑，试图通过兴办社会福利等一系列革新来构造一幅未来世界的美好蓝图。恩格斯在《反杜林论》(1878)、《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等著作中认为，教会的慈善事业对当时社会中的贫富对立起到了一定的缓和作用，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生产和社会福利这两个杠杆不能结合起来。他引用傅立叶的话说，生产和一切财富包括待雇工人的“过剩”才是资本主义贫困和匮乏的源泉。他还指出，欧文、傅立叶、圣西门解决当时社会问题的办法是“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他们的种种改造社会的构想只是从头脑中产生出来的，只能称为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在圣西门那里除无产阶级的倾向外，资产阶级倾向还有一定影响；欧文关于改造社会的方法、规约的各种细节，一切都做得非常内行，但当他还只是一个慈善家的时候，他获得的只是财富、赞扬、名望和荣誉；实际上他们是不伦不类的社会主义者。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特别是在苏联击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干涉，开始进入经济恢复和建设的新时期后，列宁提出了一系列有关社会工作的新思想。他主张采取切实的步骤改善工人、农民的物质生活状况，使人民享受更多文化和美术方面的福利和奖赏。在《伟大的创举》(1919)中，他盛赞“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具有极大的意义，是一种无产阶级的工作；鼓励人们用革命精神寻找新的方法从事工作;共产党员要去做那些不计报酬的额外工作，要“少唱些政治高调，多注意些极平凡的但是生动的、来自生活的、被生活检验过的共产主义建设事实”；要把妇女从琐碎的家庭事务中解放出来，要关心公共食堂、托儿所和幼儿园这些共产主义幼芽。1920年在《青年团的任务》一文中，他提出共产主义青年团要在农村或自己的街道上帮助做些像卫生工作和分配食物这样的工作。关心老人、病人、受奴役的妇女，“经常到各家各户去，有组织地为全社会的利益而工作”。他认为这种工作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性质，应该受到人们的普遍尊敬。

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前，列宁同马克思、恩格斯一样批评资产阶级慈善事业并指出它的虚伪性。他认为，只有满怀小资产阶级幻想的人才梦想用慈善机关做榜样来“纠正”资本主义。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工作的新思想，为社会主义的社会福利事业、社会保险事业等社会工作开拓了新的途径。1912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全国会议上，他在谈到沙皇杜马议会中对国家保险法应该采取的基本原则时指出，雇佣工人以工资形式取得的那一部分自己创造的财富非常之少，因此对工人实行保险完全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个进程所决定的改革。他深刻地指出，只有彻底推翻沙皇制度，争得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的自由地位之后，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保险改革。

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瞿秋白等对十月革命后的苏联社会工作和社会福利的设施情况的介绍，对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在国民党统治区，革命志士利用各种机会，以社会工作的形式救助处于社会最低层的贫民。在革命根据地和建立民主政府的地区，由于军事和政治斗争的需要，更为重视发动群众和依靠群众来进行社会工作。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提出了关心群众生活的主张。1934年他在江西瑞金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指出，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等，都是应当注意的问题。中国共产党要成为群众生活的组织者，才能取得人民的支持。毛泽东多次强调要关心群众的疾苦，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生产和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在历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都十分重视拥军优属、烈士褒扬等工作。毛泽东在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把救济难民和救济灾荒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在《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一文中指出，各解放区还有许多灾民、难民、失业者和半失业者急待救济，此问题解决的好坏，对各方面影响甚大。救济之法，除政府所设各项办法外，主要应依靠群众互助去解决。社会互助救济、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利，已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工作的重要特色。

70年代末以来，马克思主义社会工作思想在中国得到进一步发展。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提出了改革旧的福利制度，推进公共福利事业的社会化，建立新的社会服务体系，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形成社会生活新规范等一系列任务，为改革时期社会主义的社会工作开拓了新的前景。在新的社会工作方针指引下，充分发挥群众团体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作用，逐步做到群众的事情由群众自己依法去办，形成政府、社会集体、家庭个人相结合地开展社会工作的体制，推进公共福利社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