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Kaogongji

中国春秋时期记述官营手工业各工种规范和制造工艺的文献。西汉初期因《周礼·冬官》散失，遂以《考工记》作补，从而保存在《周礼》中传世。

《考工记》十分重视生产工具的制造和改进，体现了它重视发展生产力的思想。馎是锄田器，是春秋时期一种重要的农具。斧、斤、凿、曲刀、量器等则是手工业生产不可少的工具。《考工记》从青铜手工业的冶铸技术角度对这类器具的制作工艺进行了总结，“攻金之工，筑氏执下齐，冶氏执上齐，凫氏为声，氏为量，段氏为馎器，桃氏为刃”。“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之齐”，指出“斧斤之齐”和包括馎器在内的生产工具所需铜和锡的比例是五比一。车辆在春秋时期不仅是重要的战争工具，也是常见的交通运输工具。《考工记》对车的制作甚为重视，它提出只有把车轮制成正圆，才能使轮与地面的接触面“微至”，从而减小阻力以保证车辆行驶“戚速”。它还规定制造行平地的“大车”和行山地的“柏车”的毂长（两轮间横木长度）和辐长（连接轴心和轮圈的木条长度），各有一定尺寸，说“行泽者欲短毂，行山者欲长毂。短毂则利，长毂则安”。这种工艺也是按照不同地势条件以求达到较大的行驶效率。《考工记》还十分重视水利灌溉工程的规划和兴修，它记述了包括“浍”（大沟）、“洫”（中沟）、“遂”（小沟）和“”（田间小沟）在内的当时的沟渠系统，并指出要因地势水势修筑沟渠堤防，或使水畅流，或使水蓄积以便利用。对于堤防的工程要求和建筑堤防的施工经验，它也作了详细的记述。

《考工记》将制作精工产品规定为手工业生产的目标，而将天时、地气、材美和工巧以及四者的结合，看作必备的条件和重要的生产方法。它认为天时节令的变化会影响原材料的质量，进而影响制成品的质量，所以强调“弓人为弓，取六材必以其时”。它重视地气，是由于某些地方生产的某种原材料质量较优，或者有制造某种工艺的优良传统。它说，“郑之刀，宋之斤，鲁之削，吴粤（越）之剑，迁乎其地而不能为良，地气然也”。至于工巧，它认为是与分工有关。《考工记》所记述的手工业，分工细密，攻木之工有七种，攻金之工有六种，攻皮之工有五种，设色之工有五种，刮摩之工（玉石之工）有五种，搏埴之工（陶工）有二种。分工细密，人尽其能，则有助于工匠技艺专精。它对“工”的见解非常卓越。它说，“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这是对不断创新，提高工效，保持优良传统工艺的歌颂。

在生产经营上，为了使制成品合乎规格，保证良好的效益，需设工师专管。《考工记》对此也作了记述，“凡试梓饮器，鄉衡而实不尽，梓师罪之”，这是说工师检验梓人所制的饮器，如平爵向口，爵中还留有余沥，便不合标准，梓人就要受到处罚。《考工记》还指出在市场上用于交换的手工业制品，必须符合规格，为买者乐于接受，残次品不能上市。

为了提高效益，必须精于算计。《考工记》以修筑沟防为例，提出“凡沟防，必一日先深之以为式，里为式，然后可以傅众力”。就是说，在沟防修筑中，应以劳工一天完成的进度作标准，以完成一里地的劳力和日数来计算整个工程所需的人力。

《考工记》开宗明义就说，“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这一方面是说“百工”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说明“百工”是属于官府手工业。郑玄注说，“百工司空事官之属”，“监百工者，唐虞已上曰共工”。虽然《考工记》所记都是官工，但它说有些诸侯国对于有些产品，并没有设官工制造。它指出其原因是：“粤（越）之无馎也，非无馎也，夫人而能为馎也。燕之无函也，非无函也，夫人而能为函也。秦之无庐也，非无庐也，夫人而能为庐也。胡之无弓车也，非无弓车也，夫人而能为弓车也”。这是说，这些诸侯国和有的地区，或由于山出铜锡，或由于地处边区，所以民间都能制造这些产品，而不必专门设官制造。《考工记》对于民间手工业的肯定态度是与春秋时期的社会改革相一致的，也与它认为“工”是“知者创物”等的见解相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