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Qiu Jun

丘濬（1420～1495），中国明代中叶经济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字仲深，号深庵，琼州（今广东琼山）人。累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著有《大学衍义补》 160卷，所存诗文编为《丘文庄公集》。《大学衍义补》一书中的“固邦本”、“制国用”两部分，凡二十三卷，分类摘录了前人的一些经济论述，并提出自己的看法，所涉及范围之广和数量之多，为中国19世纪中叶以前所少有。

丘濬处在明王朝从全盛走向衰落的时代。当时土地兼并日益加剧，土地集中达到很高的程度。随着城市工商业的发展，也逐渐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丘濬的经济思想，正是在这种新旧经济因素的交替中形成的。

丘濬认为，物质财富是人类生存的前提，必须满足人们对财富的欲望。他从“藏富于民”的儒家传统思想出发，认为虽然“天生众民，有贫有富”（《大学衍义补·市籴之令》），但富民的存在是社会的存在和发展的需要；贫民要“赖以举贷”（《蕃民之生》），而且“国家亦将赖焉”（《经制之义》）。所以他反对“夺富与贫”。他所要保护的富民，除有田的富民外，还包括“乘时贵贱”、“居货待价”的商人。

丘濬提出解决土地问题的“配丁田法”，其基本内容有：

（1）规定每丁可占田一顷，取得田地的途径是购买。

（2）对已占田一顷以上的，即使“多至百顷，官府亦不之问”（《制民之产》）；惟限制其将来，不许再行购买田地。显然，“配丁田法”无助于解决地权集中的问题。但他在“配丁田法”中，提出了一个改革力役之征的方案，其要点为：

（1）力役之征以有田之丁为准，而不是单纯按丁征发。

（2）田多丁少之家可出“雇役之钱”。

（3）田少丁多之家，以丁配田，足数之外，其余人丁，二丁当一夫差役。这样，就把田和役紧密联系起来，使徭役对人丁的强制多少有所松弛，并多少减轻了力役负担。丘濬提出“配丁田法”的时间，在两税法之后，一条鞭法之前，它的一些原则表现了这种过渡性质。

丘濬认为“市者，商贾之事”（《市籴之令》），应该听任民间经营，国家不应与商贾争利。他批评桑弘羊的均输、平准（见均输、平准论）和盐铁国营政策为不可取，主张尽量扩大商人的活动领域，并且主张海运漕粮的船可装载部分私货，还主张听任民间开展海外贸易等等。他反对“重商税以致困辱”（《征榷之课》）商人的政策，主张对贩盐商人只收少许的盐引“工墨钱”；对酒、麯、醋的加工贩卖则一概免税。他认为富商就是富国，他在谈到经商致富的商人时说:“贫吾民也，富亦吾民也，彼之所有，孰非吾之所有哉”（《市籴之令》）。丘濬的这些观点和主张，对于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是有积极意义的。

丘濬经济思想中最可贵的是在论述钱币与纸币的关系时，接触到了劳动价值观点。他说：“所谓钞者，所费之直不过三五钱，而以售人千钱之物。呜呼！世间之物虽生于天地，然皆必资以人力，而后能成其用。其体有大小精粗，其功力有浅深，其价有多少。直而至于千钱，其体非大则精，必非一日之功所成也。乃以方尺之楮，直三五钱者而售之，可不可乎？”（《铜楮之币》）这里的“物”是指劳动生产物，物之“用”是指物的使用价值。这里的“价值”，是区别于“用”即使用价值的另一概念。“价值”决定于“功力”的深浅，实际上已认为价值的形成与劳动有关。价值“至于千钱”的物，“必非一日之功所能成”，这无异认为价值的大小与耗费的劳动时间有关。丘濬的这些认识固然还很粗糙，但在当时来说，确是一个重要的发现。他比西方最早接触劳动价值观点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早一百多年。

在商品与货币的关系上，他强调“物与币两相当值”，重视货币的足值性，反对发行不兑现纸币。他提出了一个币制改革方案：以银为上币，钱为中币，钞为下币，以中下二币为公私通用之具，而一准上币以权之。

丘濬提出：“理财者，乃为民而理，理民之财尔。”认为为民理财比为国理财更为重要。他说的为民理财，有三点内容：

（1）发展生产，使民有财。

（2）取民之财要合乎义理。

（3）反对将国家财政“专用之以奉一人”（《总论理财之道上》）。

丘濬还提出了一个颇类似于近代财政概算的编制程序，所不同的，它主要是以预算执行前一年份的实际财政收入为编造基础，而近代国家预算则以预算年的估计收入为基础。为了驳斥那种认为海运江南漕粮比河运损失为大的错误观点，他曾列举了元王朝至元二十年（1283）至天历二年（1329）共47年的海运粮石数字，对比分析，证明海运比河运有利。这是中国历史上运用长期统计资料作论据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