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Hanyu yinyunxue

[外文]：Chinese historical phonetics

也叫声韵学，在普通语言学里叫历史语音学，它是研究汉语史上语音情况和它的发展的学科。历史语音学大致可以划分成两个方面。第一是研究一组历史上的材料，推求它当时代表的音。比如研究《诗经》押韵音、《切韵》音等等。这有时候需要从现代方言材料倒着往上推求。第二是就某一个或一组音，把它从某个历史时期的面貌变成现代某些音的历史叙述清楚。这两个方面经常是互相交叉，互相验证，互相辅助的。

学术研究的方法、结论是从材料产生的。音韵学的材料不幸有残缺的。有什么样的材料，就有什么样的方法和结论。底下以材料为纲，把过去研究家采用的方法举例讲出来。也就是介绍音韵研究“做什么”、“怎么做”。这两样讲明白了，音韵学“是什么”也就不言而喻了。最后说说音韵学发展的简史。

各民族在史前或有史的早期，即便没有文字，就有史诗了。这些史诗多数有半专业的人演唱或是念。和史诗同时或稍后又产生了抒情的民间小诗。有些诗可能押韵，汉族的最早的诗就大部是押韵的。最早结成集的就是《诗经》。

先民多半迷信。有的故事，包括一部分史实；都在算卦的卦辞里保存着。这种卦辞也大半押韵，保存在《易经》里。

在开始结集的时候，这些押韵绝大多数是好听、顺口的。年代久了，语音变了，就有些地方不顺口了。比方《诗经》的第一首《关睢》第一章的 1、2、4句末字是“鸠 ”、“洲”、“逑”，很顺口，第三章的1、2、4句末字是“得”、“服”、“侧”，就不那么顺口了。这时候就有人出来研究。研究的结果，认为现代读音“服”念[-u夿]类音是错了，应当念[b媅夿]。出错儿由谁负责呢？由唐朝官方承认的《切韵》和它的修订本《唐韵》负责，因为他们把“服”和读“族”“屋”的字收在一韵。用这个观点写成书的，就有顾炎武的《唐韵正》。虽然他也有所承受，不过他是第一个作得详尽的。有单讨论古四声的，就象江有诰的《唐韵四声正》。体例都是先列一个字，再说明“唐韵”注音怎么“错”了。

根据“正”的结果，有人把许多古书用来押韵的字标出来，有的加上自己认为对的音注。这么作的有顾炎武的《诗本音》等等。直到现在，还有人继续作。

“正”了以后，把几千常用字分成多少类，或者叫“部”。作法常是列十几个格子，每个格子里写上本部包括《广韵》的哪几个韵。这样，除零星的例外字以外，大多数字该归入什么部就一目了然了。这种工作就叫分部的工作。如段玉裁的《六书音均表》一。为表示根据充足，还有单把入韵字列成谱的。例如《六书音均表》四。

从整理单个韵脚字到分部在方法上是跨进了一步：自然科学的方法总是从个体审查到分类的。不过韵脚字分类和自然界的动植物分类有些不同的地方：实例太少，使分类的界限不清。清代人给“阳唐”部[-ɑ嬜、 -iɑ嬜]分类界限相当清楚，例外不多。因为这个部字数多，押韵就容易遵守比较严格的规矩，提起“闭口九韵”（即现代粤、客、闽南文读里用[-m]收尾的部）来，因为字少，诗人们就往往漫出分部的界限──内容和形式有矛盾，内容总是冲破形式。把这九韵里哪些字分成两部，清代人从来没有统一的结论。段玉裁《答江晋三论韵》说：“九韵古人用者绝少，既难识别；其可分者，又犬牙错出，莫辨宾主：可勿论其短长也。”就反映了这个情况。这是材料少带来的先天缺陷。

分部定了以后，人们发现还有本属甲部的字押进乙部去的情形。一派人认为这是字少韵难押，偶然出韵。就给这种例子起了个名字叫“合韵”。最详细的还有给这样的字列出谱来的。比方王念孙就有《合韵谱》。

有人不赞成或不完全赞成合韵这个提法，就说某些字从原来的甲部流进乙部去了。从部说， 这叫“通”;从字说，就叫“转”。讲“通转”是因为材料是汉字，和拼音文字里说句“a变成e”那么清楚的话比起来，困难得多，所以始终没有明确的定义。从戴震开始讲“相配互转”、“邻近递转”到孔广森(1752～1786)“阴阳对转”，再到章炳麟、《成均图》的“对转”、“旁转”、 ……六种“转”算发展到顶点了。

以上提到的人和著作都把注意力集中到《 诗 》上，《易》、《楚辞》就摆在次要的位置。后代人学会“分部”、“合韵”或“通转”两种方法，有人把它们应用来讲汉魏六朝诗赋的韵。罗常培、周祖谟就曾经列过这种谱。至于给唐诗、宋词列谱的人就多了。

《说文解字》收了9000多字，80％是谐声字，比方“工”字北京音念gong，韵是-ong。从“工”声，也就是说用“工”作主谐字来表示全字读音的有功、攻、红、空、邛、汞、贡、……后头全有-ong这样的音。段玉裁《六书音均表》说:“一声可谐万字，万字而必同部。”这么一来，研究谐声字可以用不到700个字作代表，正好象用一个“工”代表“功”等7个以上的字一样。虽然谐声字大量产生的年代，开始比《诗》、《易》早些，结尾晚得多，但是它们的音分起类来跟《诗》韵大致相合，所以有人把主谐字（像上文的“工”）列成表来和韵谱印证。段玉裁《六书音均表》二就是。

有人把主谐字派生出来的字整个儿分层次列在底下。这样做的有好几个人。比较通用的是严可均(1762～1843)的《说文声类》。

“一声可谐万字，万字而必同部”只是说大势。“求”在《说文》是象形字，画了一件皮袄。“裘”只是加了个偏旁。可是“求” 在“尤幽”部，“裘”在“之咍”部。换句话说，谐声里也不真能“万字而必同部”，也有“通转”。所以严可均书后头有个十六部《声类出入表》。结果几乎没有一个部不跟另一个部有通转关系。

甲骨金文释读的多了，就有人比照《说文声类》来造表。现代人孙海波《古文声系》就是。《说文》以后还陆续产生了大量谐声字，也有人列谱，象沈兼士《广韵声系》。利用谐声研究声母的没有专书。

一部书传抄久了，不能保证一字不走样。秦始皇烧书，《诗》因为好背，汉初就又流行了。离烧书时间不过十几二十年。可是就有齐、鲁、韩三家，字句不完全一样。东汉灵帝熹平四年(175)，蔡邕写石经，《公羊春秋》碑后有“颜氏言……”等字样，记下异文。世传《春秋经》三家文字就有差异。左氏《经》隐公元年：“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邾”金文作“鼄”，《公羊》作“邾娄”。看来这个地名在《公羊》家是念[*tro]一类音。清代钱大昕利用古书异文证明古代没有某几个声母，比方《诗·邶·谷风》“匍匐救之”，《礼记·檀弓》引作“扶服”，结论说“古无奉纽”，扩大了说“古无轻唇”。这些异文里多数可以反映先秦两汉文字通借的情况，间接反映古代一些语音情况。《左传》昭公十五年“费无极”，《汉书·古今人表》作“费亡极”：这就是“鱼阳对转”的好例子，可以给讲“通转”的人提供旁证。清代人用得多。不过异文有起得比较晚的。不都可靠。

汉代人给经书作注，经常用“×读若×”；“×读如×”。从字面看，“若”只能翻成现代话“像”。至于像到什么程度，那没法子肯定。有些“读若”简直暗示某个字是错字，该改成另一个字。《周礼·大卜》:“三曰‘咸陟’”，郑玄(127～200)说：“陟……读如王德翟人之‘德’，言梦之皆‘得’”。这就是等于把“陟”改成“德”。“德”是从“得”派生的词。

另外，说“若”不过是“像”，有人拿他来讲古韵分部，也不周全，还得加上不少讲“通转”的话。

除“读若”以外，还有《公羊》何休(129～182)注的“长言”、“短言”、“内而深”、“外而浅”，高诱(东汉人，生卒不详)注《淮南子》的“急气言”、“缓气言”等等，都因为材料太少，下定义各家意见不一，也没什么人利用。

《易·说卦》说:“乾，健也。坤，顺也……坎，陷也。离，丽也……兑，说也。”这里训释字和被训释字声音非常近。可能一个是通语、一个是行业语，或是两个词是同源词。后代的研究者发现每一对字音近，就起个名字叫“声训”。《说卦》大约是战国时代的作品，是创始的。《书·尧典》：“在璇璣玉衡。”伏生《大传》说：“璇者，还也；機者，幾也。”已经用声训了。伏生从秦活到汉。汉代人大大发展了这种注释法。到《白虎通》达到极盛。汉末刘熙、《释名》就写成专书了。过去讲古韵的人常用声训作古韵分部的辅助材料。清代人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作的比较详细。利用声训研究声母的人比较少。俞敏《后汉三国梵汉对音谱》曾利用《释名》“天显也” 证明“天竺”译的是古波斯文Hindu，等于梵文Sindhu“身毒”。

反切出现，最早在汉末。历来相传是孙炎开始作的。章炳麟《国故论衡·音理论》说：“……是应劭时已有反语。”日本释安然《悉昙藏》一引《韵诠·反音例》云：“服虔始作反音，亦不诰定。”看起来反切是东汉末创始的。有了反切，汉族人才有了比较准确的注音方法。

如果有人为上千个字作了反切，人们就可以推测出来他的声韵有多少类。推测用系联的方法。这是清末陈澧创始的。这里又分 3种情况：

（1）同用： 冬_{都 宗 切}、当_都郎切同用“都”字，所以“冬”、“当”是一类。

（2）互用：当_都朗切、都_当孤切两个字互用，所以是一类。

（3）递用：冬_{都 宗 切}、都_当孤切原则是后一个字给前一个字作切，再后一个字又给第二个字作切，所以这一串字是一类。

除此以外，还有反证法。比如《广韵》支韵妫_居为切、规_居随切。既然切上字同类，那么“为”、“随”韵不同类。

靠这些方法，再加上别的一些补充手段，人们有研究专人专书用的反切上下字的。现代人黄淬伯《慧琳〈一切经音义〉反切考》可以算最早的这类著作。

有人把上万个常用字分成若干组，每组里的字音相同，在前头加一个○，在第一个字底下注上反切，若干组音节后半发音相同，放到一处就叫一个“韵”。每韵用第一个字作代表，比方所有某些组后半发-ong音的字抄到一起，用第一个字“东”作代表，就叫东韵。若干个韵总结集成一部书，就叫韵书。

现存最有权威的韵书是隋代陆法言的《切韵》，本书残缺，有几种增修本，最通行的是宋代修的《广韵》。拿《广韵》作《切韵》的代表，用系联法推求它的声类韵类的第一个人是陈澧。他著有《切韵考》内、 外篇。从“照穿床审禅”里分出“庄初神山”，让流行的“正齿”音分成两组，从“喻”里分出“于”，让三四等分开，都是他创始的。把“支、 脂、……”等韵分成三、四类，让人们注意到“重纽”现象也是他的贡献。

从汉末到隋，作反切的人也有不完全一致的。这是时间地域的不同造成的。《广韵》“卑”字“府移切”，在现代大多数方言里可能切出一个像“飞”字的音。宋代修《广韵》，每卷后头就加一行“新添类隔今更音和切”，第一个字就是“卑_必移切”。所谓“类隔”是说两类切上字历史上来源相近，互相代用。“音和”是类隔的反面，也就是正常的反切。有人就利用这种“类隔”反切作线索，加上别的材料，证明在古音里这两类不分。钱大昕《古无轻唇》、《舌音类隔之说不可信》两篇文章就是出名的开创工作。研究古韵的越分越细，研究古纽的越并越少。这是材料方法造成的，未必十足反映真相。

反切的方法是用切上字的声母，切下字的韵母合成一个新音节。有时候切上切下字连着念恰好就是要切的新音节， 像“雍”用“於用” 作切，只是偶然碰巧了。有一种改良者，想把一切切上字都改用 -e、-i、-u、-ü收尾的，一切切下字都用零声母字，让反切变成连读。这种人用心很好，效果可不好。明吕坤(1536～1618)的《交泰韵》就是这么作的。结果为符合上头的两个条件，像“空屋”切“酷”那样的例不易多得，就不得不找好多怪字来作切上下字。比方用“翁”给“终”字注音就是。改良方法是历史语音学方法论范围里的东西。

时代一久，语音变了。比方元代人演戏的语言就和《切韵》的大不相同，也就有人出来作新反切，编成新韵书。周德清（元代人，生卒不详）的《中原音韵》就是最有名的。那里切上下字、韵数变动很大。

用同一种书的不同本子互相校勘，也是音韵学的辅助部门。用古今两种以上韵书比较，是语音演变史的准备工作。陈澧就把这两种工作全作过。

有些韵书亡佚，研究家从别的书引用他的字句并企图恢复原书面貌。最早的是清代纪容舒的 《唐韵考》。这本是辑佚工作的一部分。

韵书是给韵文押韵用的。这两项研究经常互相交叉。元代周德清的《中原音韵》本是从北曲用韵归纳出来的，后来也被作曲的人遵循。清代樊腾凤的《五方元音》是北方人的新韵书。

从先秦起，汉族人就曾经和外国接触，试着记下他们的地名， 族(国)名。《山海经·海内经》里有“天毒”，就是Hindu，《史记·大宛传》的“身毒”，今天的印度。汉武帝时候的“匈奴”，梵文叫Hū╯a。这些最早是口头相传。到东汉明帝时，印度僧人摄摩腾、竺法兰用白马驼经，来到洛阳，出《四十二章经》，里头就开始出现像“阿罗汉” (梵文arhan)那样的对音。到初唐，密教盛行，需要对译大段的咒语，对音事业大大兴旺起来了。古代“念”佛是一心想念佛。密教念佛，是大段的背梵文咒。咒靠汉字写。后人研究哪些梵文音用什么汉字记，是研究当时汉字读音的捷径。另外唐初汉藏王室通婚，立碑结盟，有一大批人名、官名，是双语的。这种对音材料也是极有用的。罗常培《知彻澄娘音值考》和《唐五代西北方音》就是利用梵汉藏汉对音研究作成的。

日本、朝鲜、越南人记录的汉字读音，也曾被瑞典汉学家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利用。元代有八思巴(1239～1280)创的蒙古字，那对音是研究古官话的资料。

从武则天时代起，密教大量流行。密教掺杂着巫术，得大量念咒;咒音不准，引来恶果。人们就开始学悉昙。悉昙就是梵文的识字发音的入门读本，包括字母、拼读、连音规矩等等。汉族和尚学了它，得到分析语音的能力和术语。他们也利用这些知识分析汉语语音。最早的尝试是分出汉语的开头辅音。明吕维祺(1587～1641)《同文铎》说:“大唐舍利创字母三十，后温首座（守温）益以‘娘、床、邦、滂、微、奉’六母，是为三十六母。”叫“大唐舍利”可能为的是和日本著名尼僧“舍利”分开。但是历代高僧传里不见大唐舍利。敦煌出的“南梁汉比丘”《守温字母》残卷里可只有30个字母。可见早期和尚们是比照梵文来分析汉语的声母的。一是创造了三十六字母，并按发音部位把它们分成“喉牙舌齿唇”，每一个部位又按发音声带颤动不颤动分出“清、次清、浊、清浊”四个大类。二是把韵母分为开合两类和四个等，分开合这一点显然是汉族创造的。梵文悉昙章横行以ɑ、ā、i、ī等14个元音为次序排，和它们拼的字母写成竖行，按k、kh、ɡ等33个辅音分组排，粗分类可以说按发音部位排。中国和尚是把悉昙章转了一个顺时针90°角，横行是喉牙舌齿唇，竖行是一个（分平上去入）或一组韵。这样，就列出早期的音节总表来了，那就是等韵图。研究者从这种图表出发，对《切韵》和当时的语音能够有比较明确和细致的了解。

宋代人开始允许“××同用”，和尚们因此也敢大胆归并。安然《悉昙藏》二说：“又如真旦《韵诠》五十韵头，今于天竺悉昙十六韵头皆悉摄尽，更无遗余；以彼罗_卢何反家_古牙反摄此阿、 阿_引……。”和尚们归并汉语韵成十六摄 (parigraha)是从武周开始的，为唐音分类提供了线索。凡在一摄里的韵彼此相像，后来有些书干脆就合并。

语音变了，韵图也逐渐随着变。到了明清的时候，有些人就大刀阔斧地描写方音，像《戚林八音》就是。到这个阶段，等韵就完全摆脱了《切韵》的旧框框，人们研究它们，宁可说把它作为研究近古通语或方音的材料。现代人陶燠民《闽音研究》就借助于《八音》。再底下的学者就受东西洋影响试拟新字母了。

从读若到反切，是在记音技术上一大进步。可是举个最好认的字来说明某个难字的音和它相等或相似这种方法也方便。《广韵》“拯”字注说“无韵切，音蒸上声”(故宫本王仁昫《切韵》字迹模糊，似亦即此语)就是个好例。因为这个韵里别的字全是怪字。这可以说明直音还有它的作用。唐代唐玄度作《九经字样》说：“避以‘反’言，但纽四声，定其音旨。”他注音“‘刊’，音‘渴平’”，就是利用讲四声八病的文艺理论家“刊、侃、看、渴”是“正纽”(两句里用两个同纽的字就算文病)，倒过来给“刊”字注音。其余古注像东晋郭璞《山海经南山经》注说:“，音几。”早就有了。

碰上一组字同音，里头只有两个常用，直音就遇上困难。用难字帮不了读者的忙，用不十分常用的字常遇上“甲音乙”、“乙音甲”这类循环注音的例子。

研究家用直音，可以证明在某时某地两个字音相等。比如“‘屿’，音‘序’”。今天厦门人鼓浪屿的“屿”正念“序” [su喰]。这两个字在《广韵》里本是同音字。

近两个世纪，西欧北美的人跟汉族往来，从汉语借过去一些词。汉族是喝茶的发明者，别的民族就一面学这种习惯，一面学这个话。北方人茶念chá，俄罗斯人就学会说чай，日本人说チャ。南方出口茶的地方是厦门。厦门人茶念[te1]，荷兰人学说tee，英吉利人学说tea。从这里可以推测某一个时代汉语某些方言的个别字音。

国内少数民族也曾经大量地向汉族借过字，比方藏族学汉话“铜子”，就说do嬞tse。

这方面的研究，搜集资料的有赵元任《广西傜歌记音》，分量很大。研究成果还比较零星。

这种研究总跟民族交通史交叉。这种资料也是“古已有之”了。梵文里称中国为“支那”cīna，印度古史诗《摩诃波罗多》里已经有了，不过很零星。

汉族人和别的民族一样，也有利用语言来寻开心的习惯。在意义方面有双关一类手法，在语言方面就有用“愚魏衰收”来嘲笑魏收的体语，也有“……创‘同泰’寺。开‘大通’门以对寺之南门：取反语以协‘同泰’”的事（《世说新语》）。到现代有利用反切原理造隐语的切口，有歇后语里利用同音词的，像“外甥打灯笼──照舅”那类，可以作证明古代不同音的字“舅”、“旧”在现代北京话念得一样的例证。这些材料零散，也可以作研究音韵的辅助材料。

现代方言绝大多数是从南北朝的音演变下来的。北齐颜之推在《家训·音辞》里评论各地方音，认为最淳正的数金陵和洛下两处。现代方言，除闽方言以外，都可以用《切韵》作起点讲它的演变。即便是闽方言，特别是闽南话白话音，虽然缺舌上，轻唇两组音，却并没出《切韵》的范围，更没出钱大昕学说(见古纽)的范围。闽南“老”字有上、浊去两种音。前者跟一切“官话”、粤等方言相合，后者正是“浊上变去”的好例，这是在唐代已经发生的现象。国内的学者从来没怀疑过:现代汉语方言包括闽方言都跟《切韵》音系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历史渊源关系。调查明白了现代方言，可以倒推出来《切韵》的面目的轮廓。当然这种拟构法有缺点：瞄准差一点儿，中靶差几尺。拟构出来，免不了有些不着边际的成分在里头。这得靠别的材料来校正。只要不断进行修正，最后还是能够获得比较正确的结论的。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就是利用这种方法的好例。

此外像利用汉语和同系语如藏语的词音比较来推测古汉语语音等新兴边缘学科，都还在萌芽状态，不详述。

回顾音韵学发展的历史，那道路好像闪电一样曲折。大致看它的主流，可以粗略地分为4期。当然，这些期是互相交错的。

第1期从汉代起到宋代为止。这一期的成就主要是有人发现了一种析音的方法，比如说汉末人发明了反切，用来给汉字注音。这件工作本身是语音学的工作，并不是历史语音学。不过给历史语音学储备了资料。又比如从吕静作《韵集》，开始把字按音分类，引起了夏侯（原作该）等人仿效，写了《韵略》等书，直到陆法言《切韵》出现，在汉族的语言研究里出现了详尽的韵书，成为中国语言学里独有的音序语素典。在析音方面作出巨大贡献。但是工作也是断代描写，记录资料性质。又比如唐五代僧徒讨论用哪些汉字对哪些梵文音合适，从玄奘《大唐西域记》里批评旧译讹、略的话起，直到五代正式订出字母，随后比照印度《悉昙章》造出等韵图，列出那个时代的音节总表。这一来使汉族有了比较语音学的雏型。功劳是大的。不过也只限于断代，仍旧是资料性质。

另一面，也有颜之推等人在陆法言家讨论“古今是非，古今通塞”，颜著《家训》评论古韵书。又比如陆德明在《诗·燕燕》的《音义》里说:“南，如字。沈云：‘协句宜乃林反’ 。今谓古人韵缓，不烦改字。”一方面引了最早讲叶音的话，一方面对他的任意性表示反对，作出解释。这些才是真正的历史语音学。第一期可以叫“萌芽期”。

第2期大致可以说从宋代就开始了。宋代吴棫采用叶音说，后人不从。但是他却开始给古韵粗粗的分部。经明代陈第《毛诗古音考》提倡，清代顾炎武发扬光大，古韵学才走上科学化的路。一方面排斥了叶音说的任意性，一方面建立了古今音不同的史的概念。音韵学才脱离了偶发的阶段，进入了正式研究的阶段。

这个阶段的学者原始的动机是求给《诗经》、《楚辞》的韵脚定出顺口、悦耳的念法来。这是“通经”的工作。另外，顾炎武希望从语音复古唤起汉族人的民族意识来，未免迂曲少功。但是这也是“致用”的工作的一种内容。到段玉裁“一声可谐万字，万字而必同部”的说法出来，就利用音韵学来讲文字构造和通借了。

从钱大昕开始讨论古纽，创立“古无轻唇、舌上”音的理论，直到曾运乾的《喻母古读考》，研究古纽的稳步发展着。但是精神和讲韵部的一样：分类，和类与类之间的通转。精神是越古的就越好。

总的看起来，这个时期的音韵学从给经学服务出发，到“小学”“蔚为大国”，音韵为《说文》作注脚结束，始终没离开经学，因为“小学，所以通经”。清代经学最盛，所以讲古韵讲谐声的真是百花齐放。里头也有毛奇龄(1623～1716)这样专跟流行说法唱反调的人。古纽跟通经关系没那么直接，就比较冷落。这就是第2期的为经学作附庸的精神。第2期直到1940年左右才结束，可以叫“分类期”。在这一期里，音韵学从“自在”的变成“自为”的了。

第3期从清代陈澧作《切韵考》内·外篇开始。上期作者材料多、引书博，免不了有粗枝大叶的地方。陈澧开始就一部书──《广韵》的反切作深入的研究。有多少声类，多少韵类？声类能分清、浊不能？四声相承关系怎么样？以及字属几等？是开口还是合口？有一字多音的没有……，等等。就各个方面作了细致的研究。这就是彻底分析一批材料内部提供的信息。这跟印欧语史学里所谓一种语言内部的上溯大致相像。从这里开始，方法可以说是相当科学化了。以后研究《切韵》音的人，每个人都下过这样的工夫。

陈澧虽然没见过《切韵》残本，可是他先抓《切韵》音系是“一发中的”了。切韵上承上古音，下开现代音的局面，正是研究音韵学的核心资料。音韵学家许多人，各有贡献。但是第一个找着正门的金钥匙的是陈澧。推求上古音韵，解释古方言的，讨论古韵文的，调查现代方言的，都拿切韵音系作始发站。这个时期的高潮晚到20世纪50年代。这第3期可以叫“内析期”。

第 4期从20世纪30年代高本汉发表他的《中国音韵学研究》开始。他的工作里用了一种新方法──印欧比较语史学的比较法。从各个方言现在读音出发，加上外国译音，像日本的吴音、汉音，越南朝鲜的汉字音，等等。他用比较法上溯，推求并且用音标记录出所谓“7世纪长安音”，实际上是洛阳及其附近地区的通语音。高本汉的材料偏重西北。东南方言，如客家话，连第一手材料都没有。偏巧在保存汉语语音古代面目方面，东南远比别的方言重要。只看见北方话广州话阳平吐气，就把“並”定成 [b‘]，虽经陆志韦、李荣二家纠正也坚决不接受。甚至于内部分析工作还不如陈澧仔细，竟把重纽现象抹杀。这些在欧美都让好多人以讹传讹，工作说不上完美。不过他带来了新方法，运用了新材料。所以在运用历史比较法和方言资料上他和陈澧成了“百世不祧之宗”。现在讲音韵学的多数学者都在他们的流派里头。这个第4期和第3期一样，还远没结束。第4期可以叫“旁征期”。

参考书目

1. 王力：《汉语音韵》，中华书局，北京，19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