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Yao Xueyin

现代小说家。原名姚冠三，1910年10月10日出生于河南省邓县一个破落地主家庭。父亲上过开封优级师范。由于家境窘困，母亲准备在他出生时溺婴，幸为曾祖母所救。从小爱听外祖母讲故事，还由此激发了想象能力和文学兴趣。

邓县地处豫西南，环境闭塞落后，水旱灾害与瘟疫频仍。加上封建军阀压迫，农民无以为生，或外出逃荒，或铤而走险，土匪遍地。姚雪垠9岁那年，土匪攻破寨子，姚家房屋和衣物都被烧光，从此随父母逃到邓县城内居住。在县城里，先读了一年多私塾，又上了三年教会办的高等小学，背诵过大量古文并习作文言。暇时爱听艺人说《施公案》、《彭公案》、《三国志演义》等书。

1924年小学毕业后，去信阳上中学。同年冬，由于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学校提前放假。回乡途中，与二哥和其他两名学生一起被李水沫的土匪队伍作为“肉票”抓去，旋又被一个土匪小头目认为义子。在土匪中生活约100天的这段特殊经历，成为他后来创作自传性小说《长夜》的基本素材。

此后四年多，除去樊城鸿文书院读书的几个月外，基本上失学在家。利用这段时间，阅读了许多“五四”新文学作品，也读了一些俄国作家的小说，培养了对新文学的兴趣，增强了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现实的不满。家庭的缺少温暖与社会的黑暗重重，形成了姚雪垠的叛逆性格。为了追求新的生活，曾两次到具有进步色彩的军队中去当兵。由于在现实生活中看不到出路，滋生了苦闷感伤的情绪。

1929年夏，考入河南大学法学院预科。与此同时，在《河南日报》副刊用“雪痕”的笔名发表处女作《两个孤坟》和其他作品，这些小说写了下层劳动者受封建势力迫害致死的悲惨故事，表现了鲜明的民主主义倾向。入学后不久，即参加进步活动，和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还读了清代朴学家、《古史辨》派和郭沫若等唯物史观派的一些代表性论著，立志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或文学家。1931年暑假被学校当局以“思想错误，言行荒谬”的罪名开除。从此结束学生生活，在北平等地以投稿、教书、编辑为生。到抗战爆发前夕，先后在《文学季刊》、《新小说》、《光明》、北平《晨报》、天津《大公报》上发表了《野祭》、《碉堡风波》、《生死路》、《选举志》等10多篇小说，这些作品展现了内地农村黑暗混乱的现实图景，和被压迫者奋力反抗的斗争画面。此外，编过《大陆文艺》、《今日》两种刊物，在《芒种》、《申报》上发表杂感，还刊出散文散文诗、文学论文多篇。这些文章同样表现了作者对现实的关切，有敏锐的时代感。由于受文艺大众化、大众语讨论的影响，1936年曾收集家乡口语，编为《南阳语汇》。

抗战爆发后，从北平辗转来到开封，与别人合办《风雨》周刊，任主编；在此前后，还发表论文、杂感数十篇。并曾赴徐州前线采访，随后写成书简体报告文学《战地书简》。

1938年春去武汉，不久参加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从事抗日的进步的文化活动。在《自由中国》、《文艺阵地》上发表短篇小说《白龙港》、《差半车麦秸》。次年又在《文艺新闻》上刊出气氛悲壮的《红灯笼的故事》。后两篇曾在国内产生较大影响，并被译为英、俄文。《差半车麦秸》和稍后的中篇小说《牛全德与红萝卜》之所以受到文学界的重视原因之一，是成功地运用活泼生动的群众口语，写出了农民在抗战中的觉醒与变化。1939年起，姚雪垠在辗转鄂、皖、蜀等地的过程中，以主要精力创作中长篇小说，写有《春暖花开的时候》、《戎马恋》、《新苗》、《重逢》等。这些作品多以抗战初期知识青年从事抗日救亡活动为题材，写出了年轻一代高昂的救国热情，并从侧面触及了国民党军政机构的黑暗腐败与地方封建势力的猖獗，揭示了抗战阵营内部的复杂斗争。笔法转向委婉细腻，语言更为活泼多样。但有的作品在青年男女爱情生活方面用了过多的笔墨，冲淡乃至削弱了表现时代的主题。这个时期，他也写了不少文学论文，如《论现阶段的文学主题》、《通俗文艺短论》、《文艺反映论》、《屈原的文学遗产》等，其中一部分曾集为《小说是怎样写成的》一书出版。此外，还印行了《M站》、《春到前线》、《差半车麦秸》等短篇集。

抗战胜利前后，姚雪垠转向故乡与童年的题材，完成了自传性长篇小说《长夜》，并写了《我的老祖母》、《外祖母的命运》、《大嫂》等一组散文。《长夜》以20年代军阀混战时豫西山区农村为背景，描写了李水沫这支土匪队伍的传奇式的生活，塑造了一些有血有肉的“强人”形象，真实有力地揭示出许多农民在破产和饥饿的绝境中沦为盗贼的社会根源，同时也表现了他们身上蕴藏着反抗恶势力的巨大潜在力量。象《长夜》这样以写实主义笔法真实描写绿林人物和绿林生活的长篇小说，是“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中绝无仅有的，此书译为法文后，姚雪垠被授予马赛纪念勋章。他的小说从早年起，就透露出一种强悍的气质：1929年发表的《强儿》刻划一种坚强的性格，30年代中期的若干作品也多次写到一些敢作敢为的人物。把一批“强人”形象送进新文学的人物画廊，发掘和表现强悍的美，是姚雪垠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出的一个独特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姚雪垠在上海还写了记述爱国科学家的传记文学《记卢镕轩》和短篇小说《人性的恢复》等。1948年以后，先在高行农业学校，继在私立大夏大学教书，同时发表了《明初的锦衣卫》、《崇祯皇帝传》等学术论著，这为他后来创作《李自成》准备了条件。

1951年，姚雪垠去浙东参加土改，因不懂当地语言，无法了解风土人情，于是萌生返豫之念。这年夏天，他回郑州从事专业创作。1953年因中南地区作家协会成立，迁居武汉。除写了少量报告文学、短篇小说、散文、杂感外，创作上处于苦闷的时期，只在50年代中期发表了《试论〈儒林外史〉的思想性》、《现实主义问题讨论中的一点质疑》等论文。1957年被错划为“极右分子”后，在逆境中开始创作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

《李自成》是“长河式”的小说，从崇祯11年写起，全面地反映明末李自成起义由困厄转到兴盛，复由胜利走向失败这一历史悲剧的发展过程。第 1卷出版于1963年，第2卷出版于1976年，第3卷出版于1981年，最后两卷也已有若干单元(如《崇祯之死》、《李自成之死》)陆续发表。已出版的前3卷共8册，以230万字的篇幅，着重展示了李自成从困境中奋斗，达到鼎盛，却又在鼎盛期内潜伏着深刻的危机，埋下后来失败的种子。作品不仅着力描绘了农民军和明王朝之间这场生死大搏斗，而且写出了当时十分激烈地进行着的民族战争，还写出了明朝统治集团内部的尖锐矛盾，李自成、张献忠、罗汝才几支义军之间的矛盾，李自成部队内在的矛盾，写出了明末社会上各个阶级、阶层的相互关系以及他们在农民大起义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变化。人物从帝王、后妃、百官到义军将领、战士、各类市民、穷苦百姓，乃至清方首领与文臣武将，地域从西北高原、中州重镇、北京城内到僻远山村、关外城池，场面从战地厮杀、牢狱交锋、密室定计、边寨平叛到宫廷宴饮、相府风光、京城灯市、军中婚礼，笔墨无不触及。作者力图对一个时代的生活作出总体式的反映。就所写社会内容的复杂宽广、生活色彩的丰富多样而言，《李自成》达到了当代作品很少企及的地步。

作为一部规模宏大的悲剧性史诗，《李自成》创造了崇祯、李自成、张献忠、郝摇旗、李信、袁时中、慧梅、洪承畴、杨嗣昌等一系列性格或遭遇都相当复杂的典型形象──其中有许多是悲剧性的人物形象。不但主人公李自成扮演着大悲剧的主要角色，连他手下的一些人物，如李信、宋献策、田见秀等，其经历也都有很深的悲剧意味。整部《李自成》，就是由大大小小许多历史悲剧组成的。它们相互交织，构成明末社会壮阔复杂的背景，使整个作品洋溢着悲壮或悲凉的历史气氛，具有震撼人心、发人深省的思想艺术力量。

姚雪垠长于写悲剧，《李自成》是他创作上进入成熟时期后写作的，在悲剧艺术的运用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和表现内容的广阔、矛盾线索的纷繁相适应，《李自成》采用了保证主线、兼写各方、多线条复式发展、蛛网式纵横交错、具体归结为若干单元的结构方法。这种结构既宏大复杂，又舒卷自如，吸取了《战争与和平》等外国长篇小说的创作经验而有新的创造。同时，《李自成》又注意吸收中国古典小说在结构上有张有弛、讲究节奏、笔墨多变的长处：时而金戈铁马，愁云惨雾，紧张得透不过气来；时而小桥流水，风和日丽，令人心旷神怡。《李自成》还很重视艺术结构上的完整、对称：整部小说从清兵入关开始，又以清兵入关结束；各卷的开头与结尾，也都互为照应。这些都是长篇小说美学上的重要探索与创新。《李自成》的出现，继《子夜》之后又一次大大提高了长篇小说结构艺术的水平。

《李自成》是姚雪垠史学准备、生活积累、理论素养、艺术经验各方面集大成的产物，是几十年创造性劳动的结晶。正因为这样，《李自成》第1卷在60年代前期出版后深得好评；第 2卷曾于1983年获首届茅盾文学奖。第1卷译成日文后，荣获日本文部省、外务省颁发的文化奖。英、法文译本或节译本也正在译印中。

《李自成》一书是在近30年中陆续创作成的，其间难免有文思不属之处，若干笔墨还有失之拖沓或现代化等缺点。作者已表示待全书完成后，将统一再作修改，最后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