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Zhang Binglin

中国近代哲学家。初名学乘，字枚叔(一作梅叔)，号太炎，曾改名绛。清同治七年十一月三十(1869.1.12)生于浙江省苏杭县，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六月十四(1936.6.14)病逝于苏州。

生平和著作

章炳麟早年曾受过严格的中国传统的古典文化教育，1890年到杭州诂经精舍师事当时著名的经学大师俞越。1897年在维新运动的感召下，不顾老师俞越的反对，到上海任《时务报》撰述，不久又任职于《经世报》、《昌言报》等，积极宣传维新变法。1898年戊戌政变，章炳麟被通缉，流亡日本。1900年，他把1897年以来所撰论文50篇编集为《訄书》出版。此书在政治上鼓吹维新变法，在哲学上表述了倾向于唯物主义和进化论的自然观。同年，他的政治思想剧烈转变，割辫发，公开与维新派决裂。1902年重订《訄书》，在政治上由赞成维新变法转变为倡导反清革命，在哲学上仍然保持唯物主义和进化论的思想倾向。1903年在上海爱国学社任教，撰《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批驳康有为的保皇言论，昌言民族民主革命，对当时的革命运动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同年6月发生“苏报案”，他遭捕入狱，被监禁3年。在狱中，他精心研读佛经《瑜珈师地论》、《成唯识论》及因明论典等，引起世界观的大转变。1906年出狱赴日，参加同盟会，主编机关报《民报》。1910年任光复会正会长，主编机关报《教育今语杂志》。辛亥革命爆发后回国，提出“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的口号。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任正会长，主编《大共和日报》。又应孙中山之聘，任总统府枢密顾问。1913年，因反对袁世凯被幽禁，1916年获释。1914年，增删《訄书》，把很多具有革命性和唯物主义倾向的篇章删去，改名为《检论》。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的思想已严重地落后于时代潮流，1924年曾领衔发表公函反对国共合作和孙中山对国民党的改组，主张“以同盟旧人，重行集合团体”。次年，发起“辛亥革命同志俱乐部”。在晚年赞成抗日救亡运动，谴责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1935年，他在苏州设立国学讲习会，主编《制言》杂志，以讲学终老。

章炳麟不仅在哲学方面，而且在文学、史学、语言学等方面也都有较深的造诣。他一生著述很多，生前他曾把自己的论著汇集成《訄言》、《国故论衡》、《章氏丛书》、《章氏丛书续编》等书。另外，由他人编纂的有：《章氏丛书三编》、《太炎最近文录》、《章太炎的白话文》、《国学概论》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出版了《章太炎政论选集》、《章太炎年谱长编》、《章太炎选集》等。

哲学思想

章炳麟的哲学思想大致可以1906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思想反映了他从旧的传统思想中挣扎出来，敏锐地接受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和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哲学、社会学等学说，并努力用这些新知识、新思想来批判旧学的过程。他在《天论》、《公言》、《菌说》等文章中，论证了各原质成于以太、万物成于各原质的自然观，肯定人的精神依赖于各种化学物质组成的人体，是第二性的。这些思想，都带有近代机械唯物主义的性质。1906年出狱到日本后，他把佛教唯识宗哲学思想、中国古代的和西方近代的一些唯心主义学说杂糅在一起，抛弃了原有的唯物主义思想，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企图用这个哲学体系为民主革命服务。他从唯识宗那里吸取了“阿赖耶识”作为基本范畴，认为“阿赖耶识”是世界的本体，它是超越一切而又永恒不变的绝对物，世界上的一切最初都以萌芽状态蕴藏于它之中，“此识含藏万有，一切见相皆属枝条”。“阿赖耶识”处在清净状态中的时候，也称为“真如”，二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根本东西。在他看来世界并非实有，“一切有形的色相，无形的法尘，总是幻见幻想”，“万法唯心”。

章炳麟早期虽然有贬低感觉经验而夸大理性认识作用的倾向，但承认认识起源于感官对外界事物的反映，因而其基本倾向是唯物主义的。到后期，随着世界观的转变，他的认识论思想也发生了变化。一方面他赞同唯心主义经验论者D.休谟的观点，拒不承认感觉之外有客观事物的存在，认为“所感定非外界”。同时，在对理性认识的理解上，追随I.康德的唯心主义先验论，认为认识主体具有若干先验知性范畴，如因果性、必然性、规律性等等，它们绝非外界事物所固有。他把这些范畴叫做原型观念或阿赖耶识的种子。他认为人们进行理性思维时，“必有原型观念在其事前，必有综合作用在其事后”。由原型观念把零乱的感觉综合整理，才成为理性认识。

章炳麟早年吸取了近代进化论的理论，认为自然界经历了非常悠长的不断进化发展的过程，从无机界进化到有机界，有机界从原始生物进化为草木，再进化为蜃蛤水母，而后“递进为甲节，为脊骨，复自鱼以至鸟兽而为猿、狙、猩、狒，以至为人”。同样，人类社会也是不断上升发展的，他说，“天地之运，愈久而愈文明”。章炳麟比较早地把革命论引入社会历史领域，从理论上论证用暴力革命救国救民的必要性，指出：民智恃革命开之，公理以革命明之，旧俗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他提出“俱分进化”论来说明社会历史的进化，认为社会的善与恶、苦与乐是“双方并进，如影之随形，如罔两之逐景”。他还注意探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进化的原因，曾说：“强力以与天地竞，此古今万物之新以变”。但他又认为，事物的进化和新事物的产生，从根本上说是由事物各自的精神意识推动的，它们按照所谓“欲恶去就”、“渐思而渐变”的意志行事。这样就把进化发展归结为精神意识的作用，把发展动力的问题神秘化了。

在对待宗教有神论的问题上，章炳麟既表现出积极批判基督教神学的近代无神论思想，又主张利用宗教为民主革命服务，提倡建立所谓无神教。他运用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从理论上批驳基督教的上帝创世说，他说：“万物皆出于几，皆入于几。夫上帝何为哉？”“非有上帝造之，而物则自造之”。认为世间万物皆由基本粒子“几”构成，不是上帝创造。他还从逻辑上揭露了基督教的种种矛盾，并指出：“然则神造万物，只被造于他，他又被造于他”，“以此断之，则无神可知矣”。但是，章炳麟对于佛教和佛经则深信不疑。他往往还运用佛教教义去批驳基督教教义。章炳麟虽然批判基督教有神论，却并不反对宗教本身。他认为要成就革命事业，必须“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在他看来，“所以维持道德者，纯在依自不依他”。因此，他提倡建立一种不崇拜偶像的、发挥依自不依他精神的所谓无神教。在他的心目中，这种理想的无神教就是佛教唯识宗。他说：“今之立教，惟以自识为宗”。

章炳麟自形成他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以后，一直坚持着自己的观点，并自信他的哲学体系对当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具有重要的意义。按照他的体系，主观意识是一切现象的根源，意识是自主的，外在的一切都是派生的，人们之所以有力量在于“自贵其心”。在他看来，只有具备了这样的哲学信念，才能自尊无畏，一往无前。这种主观唯心主义不但不能论证和指导革命，反而以主观幻想歪曲客观规律，对革命产生消极的作用。

章炳麟在后期越来越多地用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和他自己的哲学思想互相印证，“以佛解庄”，“以庄证孔”，把他自己接受的种种唯心主义冶于一炉。

伦理思想

伦理思想是章炳麟整个思想体系的组成部分。他把反对保皇派的斗争同批判封建旧道德结合起来，强调“革命”道德的作用，提出了善恶并进的“俱分进化论”，比较鲜明地反映了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高潮中的资产阶级中、下层的利益和要求。

章炳麟揭露了儒家伦理思想的虚伪性。他指出，“儒家之病，在以富贵利禄为心”，其中庸之道，“多在可否之间”，是封建统治者的“南面之术，愚民之术”。保皇派以儒家所倡的道德相标榜，实际上却是一群“志在干禄”、“污邪诈伪”的伪君子。他提出“无道德者不能革命”的论断，强调“革命者”应当具有高度的道德自觉性，养成知耻、重厚、耿介和必信的优良品质，能够对革命事业“确固坚厉，重然诺，轻生死”，即使是“私德”、“小德”也不能忽视，这样才能“任天下之重”。

章炳麟还把人们的道德状况同他们的职业地位联系起来，认为社会发展中，“善亦进化，恶亦进化”，社会职业可分为16种，“其道德之第次亦十六等”；农工“劳身苦形，终岁勤动”，他们的道德品质是高尚的，而那些不事生产，专靠剥削的上层社会的人们，则是堕落的。这表明他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在阶级社会中，道德是通过善恶对立和斗争而复杂地存在和发展着的。

章炳麟的伦理思想，曾在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起过进步作用。但他往往夸大道德的作用，把道德的衰亡看作“亡国灭种之根极”，并错误地提出了“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的主张，甚至宣扬“个人为真，团体为幻”的虚无主义，这在当时又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他在晚年，提倡尊孔读经，钻研佛理，其伦理思想具有更多的消极成分。

逻辑思想

章炳麟在逻辑上的贡献，主要是对先秦名辩之学、印度因明和西方逻辑进行了比较研究，并运用其所熟悉的因明知识，参照西方的逻辑理论，解释、评论了墨家、荀况和惠施的逻辑思想。他的逻辑思想大都反映于《国故论衡》一书中，其中《原名》最重要，其次是《明见》和《语言缘起说》。他在《原名》提出了若干有启发性的问题：

（1）论述了爵名、刑名和散名，其中最具有逻辑意义的是散名。散名就是加于万物者之名，它是名辩逻辑着重研究的概念之名。章炳麟认为对散名的研究始于先秦的惠施、公孙龙，但由于他们只想在辩论中求胜，因而有些地方不免流于诡谲。他指出，墨子和荀子的逻辑思想确是以探求是非的根本法则、穷究事理为宗旨的。

（2）用因明理论阐释、论述了名的形成和种类。章炳麟认为，名的产生始于感觉，接着是感觉传入内心，产生对事物的认识，最后是离开感觉形象而产生用以思考的、抽象的名。他肯定了墨家把名分为达名、类名、私名三种类型的做法，并赞同荀子关于共名、别名之区分。对荀子提出的遍举万物的大共名和偏举的大别名、单名、兼名、异状同所的一实、同状异所的二实等，也作了论述。

（3）讨论了辩说之道，将因明的三支和墨家的论证、西方传统逻辑的三段论作了较详细的比较研究。章炳麟认为，辩说之道是先见其旨（论题或结论），次明其柢（理由），然后取譬（用喻）相成，亦即按因明的宗、因、喻顺序进行的。三段论的顺序是初喻体，次因，次宗；《墨经》中论证的顺序是初因，次喻，次宗。它们都缺少喻依，所以不知因明三支。但因明三支也有局限性，比如不能表达墨家关于爱利、仁义的论证，不能反诘“言皆妄”的论点。他还提出，运用因明三支时还要注意，全称命题“凡火尽热”，尽管可以用作宗以测未来，但不能用作喻体以概括过去，因为没有人曾经遍验天下之火。

在《明见》篇中章炳麟具体分析了惠施和辩者的逻辑学说。他认为，辩者二十一事，只有关于飞鸟、镞矢、尺锤几条说得明白可以接受，关于目不见、指不至、轮不蹍地等也还讲得通，但其他论题如白狗黑、狗非犬等都不伦不类，足以乱俗。章炳麟指出，惠施和辩者不同，因为万物十事都是主张“无时、无方、无形、无碍的”，万事万物必因而混淆错乱。所以，惠施虽然析物至微，仍无补于求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