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xi'ou zhongshiji shenxue falü sixiang

[外文]：western European theological legal thoughts in　the middle ages

指西欧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为封建统治阶级效劳的基督教神学法律思想。在西欧中世纪，罗马教会占有极大势力，神学凌驾于一切之上，哲学、政治学、法学都隶属于神学。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政治和法律都掌握在僧侣手中，也和其他一切科学一样，成了神学的分枝，一切按照神学中通行的原则来处理。教会教条同时就是政治信条，圣经词句在各法庭中都有法律的效力。甚至在法学家已经形成一种阶层的时候，法学还久久处于神学控制之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7卷，第400页）。神学法律思想为封建统治阶级披上了神圣的外衣，也为教权高于王权的要求提供了法律上的论据。

罗马帝国基督教神学家A.奥古斯丁(354～430)是教父哲学的主要代表，西罗马帝国末期任北非希波（今阿尔及利亚的安纳巴附近）主教。他提出早期的神学法律思想，认为上帝的永恒法处于最高地位；自然法体现人的灵魂中的善良品质，但在人类犯有“原罪”后已不复存在;世俗政府及其法律是人类堕落后的产物，用以控制人类罪恶本性，维护和平以及教会权力;教会作为永恒法的捍卫者有权干预世俗政府及其法律的事务。西欧中世纪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是经院主义哲学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他提出中世纪最系统的神学法律思想。他的思想代表了西欧封建社会和教会权力鼎盛时期的神学。与奥古斯丁早期的粗糙的神学法律思想不同，他利用和歪曲了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将它和基督教神学结合起来，认为世俗政府及其法律来自人的本性，而不是“原罪”的产物，它们的作用在于谋求有德行的生活，而不仅在于控制人的罪恶本性；世俗社会中存在自然法，它体现人类由上帝所赋予的理性，是对永恒法的一种参预。

随着中世纪教会法（即寺院法）的发展，特别是随着博洛尼亚僧侣格拉提安努斯（1090～1159）编纂教会法，教会法学逐步发展起来。在中世纪中后期，教会法学、教会法学家或僧侣法学家是与罗马法学、罗马法学家或世俗法学家相对称的名称。教会法学家仿照罗马法，系统地整理教皇教谕和教会的其他法律，并以《圣经》或教父词句加以论证。他们认为，自然法不仅代表理性，而且是上帝法的一个组成部分，高于任何人定法，只有教会有权对自然法进行解释。

在中世纪经院主义哲学内部，又有唯名论和唯实论的分歧。唯名论是与占统治地位的唯实论相对立的、作为唯物主义最初体现的一个派别。唯名论和唯实论在哲学上的分歧，主要是前者认为个别事物是第一性的，真实存在的，先于一般概念；后者认为一般概念是第一性的，真实存在的，先于个别事物。两派在法律思想上的争论，集中在对托马斯·阿奎那所讲的自然法，亦即对理性和意志的不同估价上。唯名论者、苏格兰神学家J.邓斯·司各特斯（约1265～1308）认为：意志高于理性；上帝意志是一切法律的唯一渊源，只有一条自然法，即“爱上帝”。这种学说在“爱上帝”的形式下，贬低了阿奎那所讲的自然法，即人类作为理性生物对永恒法的参预，限制了教会通过对自然法的解释而干预世俗法律的权力。另一唯名论者、英国奥克姆的威廉（约1280～1349）更进一步认为，神的存在不是以人的理性来证明的，而是以信仰作为基础的；上帝的意志已体现在《圣经》上，因而不再有其他通过理性所发现的自然法。根据这个理论，他严格地划分了教会和世俗政府各自的权力范围。唯实论者、16世纪的神学法学家、西班牙的F.苏亚雷斯(1548～1617)，反对唯名论者的法律思想，强调理性高于意志以及自然法的存在，认为法律的公布和执行固然需要通过世俗统治者的意志，但这种意志如果是不正义的，就不成其为法律，也就是说世俗法律必须服从自然法，实质上即服从教会权力。

此后又产生了新教法律思想，主要代表人物有英国的神学法学家R.胡克(1553～1600)。他将法律分为永恒法、自然法、天使法和人定法。其中，人定法又分为理性法、制定法、习惯法和国际法，它们都是以理性为根据的。他对自然法的解释主要来自阿奎那的学说，并将这种自然法用来为当时伊丽莎白一世女王（1558～1603在位）作英国国教教主的权力辩护。

与神学法律思想相抗衡的，有注释法学派和人文主义法学派，有政治家N.马基雅维利和政治家、法学家J.博丹。马克思曾指出，马基雅维利和其后的T.霍布斯、卢梭等人，“都已经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了，他们是从理性和经验中而不是从神学中引伸出国家的自然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8页）。注释法学派和人文主义法学派积极研究、推广罗马法；马基雅维利和博丹强烈反对教会和贵族割据的权力，要求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要求法律的统一。神学法律思想从而逐渐趋于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