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Shangdai jiagu

主要指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商代晚期（公元前14～前11世纪）王室占卜记事用的龟甲和兽骨。以其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即称甲骨学。商王常用甲骨占卜吉凶，卜毕将所问之事或所得结果刻（或写）在其上，此即商代甲骨文，但出土甲骨更多是不刻文字者。因商代甲骨文不见于古代史书记载，所以学者间命名不一，又有龟卜文、契文、殷契、甲骨刻文、殷墟文字、贞卜文、殷墟卜辞等各种名称。商代甲骨的发现和研究对商代考古、历史及古文字学的研究均有重要意义。

商朝灭亡，“失国霾卜”。商代甲骨即不为世人所知。1899年（清光绪己亥）秋，古文字学家王懿荣首先在所谓“龙骨”中发现带字的甲骨，并定名为商代卜骨，高价购藏，至1900年，他先后3批共购藏甲骨1500片。同时搜购甲骨者还有古文字学家王襄、刘鹗。其后的著名收藏家还有罗振玉等。罗氏自1907年开始购藏甲骨，至1928年先后收藏近3万片。一些外国人很早开始也搜求殷墟甲骨。早在1903年，美国人方法敛(1862～1914)和英国人库寿龄(1859～1922)就开始合购甲骨，英国人金璋(1854～1952)、 德国人维尔茨和卫礼贤(1873～1930)也自1908和1909年开始搜购甲骨，以上数人共得甲骨5000片左右。日本人搜集甲骨要早于罗振玉，如三井源右卫门一批即得3000片，林泰辅从1905年开始搜购甲骨，到1928年前后，日本各家共搜集甲骨15000片左右。加拿大人明义士(1885～1957)自1914年起在安阳坐地收购甲骨，小屯村中和村南的几批重要发现，都为明义士所得，至1926年他自称收藏逾5万片，其数居外国人之冠。以上国内各家所得和流散国外的甲骨共10万片左右。

1928～1937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开始有计划地发掘殷墟，先后进行15次。其中第1次至第9次共出土甲骨6389片，第12次至第15次共出土甲骨18405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殷墟发掘工作继续进行，先后在四盘磨、小屯、大司空村、苗圃北地和后冈等处出土商代甲骨。其中小屯南地1973年出土甲骨4000多片，内容丰富，地层关系明确，对于甲骨分期研究有重大学术价值。殷墟以外，1953、1954年在郑州商代遗址中还出土2片商代中期的有字甲骨。

自1899年发现殷墟甲骨至今，86年来已出土商代甲骨15万片以上，现分藏于中国大陆和台湾省及港澳地区。此外还流散到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苏联、联邦德国、瑞士、比利时、荷兰、瑞典等国家。

殷墟所出的甲骨有不少已著录出版。1903年刘鹗整理所藏部分甲骨，出版《铁云藏龟》，是为第一部著录甲骨的著作。刘氏所余甲骨曾先后著录于罗振玉《铁云藏龟之余》、姬佛陀《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商承祚《福氏所藏甲骨文字》和《殷契佚存》等书中；王襄所藏甲骨的一部分，著录于他所编《簠室殷契徵文》一书中；罗振玉所藏甲骨的一部分，先后收入他所编《殷虚书契》、《殷虚书契菁华》、《殷虚书契后编》等书中。外国人所得甲骨，早年有一部分以摹本出版，如库寿龄、白瑞华所编《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甲骨卜辞七集》等。明义士所得甲骨，一部分著录于《殷虚卜辞》书中；日本人所得甲骨，林泰辅以拓本纂为《龟甲兽骨文字》，郭沫若《卜辞通纂》也有著录。近年来，国外所藏甲骨不少墨拓出版，周鸿翔编有《美国所藏甲骨录》；日本贝塚茂树编有《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甲骨文字》、松丸道雄编有《东京大学东洋文库所藏甲骨文字》等；加拿大则出版了许进雄《明义士收藏甲骨》、《殷虚卜辞后编》、《怀特氏等收藏甲骨文集》等；英国各家所藏甲骨也已墨拓并正在编纂出版中。

抗日战争期间和抗战胜利以后所出甲骨，主要著录于胡厚宣《战后宁沪新获甲骨集》、《战后南北所见甲骨录》、《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甲骨续存》等书中。

殷墟科学发掘所得甲骨中，第1～9次发掘所得收入董作宾《殷虚文字甲编》一书。第13～15次发掘所得收入董作宾《殷虚文字乙编》一书。而1973年小屯南地所得甲骨，则收入《小屯南地甲骨》一书。郭沫若主编的《甲骨文合集》一书，将1973年以前出土的甲骨进行选片、去重、弃伪、缀合，并选换拓本和墨拓未著录材料，精选出41956片编为13册，自1978年开始出版，至1982年已全部出齐，为甲骨学和商史研究提供了系统的资料。

在出土和流传过程中，不少完整甲骨破碎而分属于不同藏家，或见于不同的著录中。为了得到较为完整的资料，不少学者致力于残断甲骨的缀合复原工作。1917年王国维首先缀合了《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1.10与《殷虚书契后编》上8.14，发现了甲骨文所记上甲至示癸的世次与《史记·殷本纪》不合，从而纠正了《史记》所列个别商王世次的错误。其后郭沫若《卜辞通纂》、《殷契粹编》和董作宾《殷历谱》也做了许多缀合工作。甲骨缀合的专著有曾毅公《甲骨叕存》和《甲骨缀合编》，郭若愚、曾毅公、李学勤《殷虚文字缀合》等。张秉权的《殷虚文字丙编》集中缀合了《殷虚文字乙编》的材料， 屈万里《殷虚文字甲编考释》 则对《殷虚文字甲编》多有缀合，此外，有严一萍的《甲骨缀合新编》等。《甲骨文合集》一书从30多种甲骨著录中共缀合了1600余版。

关于甲骨的出土地点和年代，刘鹗在《铁云藏龟》序中首先明确指出甲骨文为 “殷人刀笔文字”， 罗振玉则在1908年考定甲骨出土地应为河南安阳“洹滨之小屯”村。 经罗振玉、王国维等深入研究， 甲骨被确定为晚商遗物，其出土地小屯即《史记·殷本纪》正义引《竹书纪年》所载的“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的晚商都城。以此为基础，才有从1928年开始的殷墟发掘。

孙诒让1904年完成的《契文举例》一书，是第一部甲骨文考释著作，他将《铁云藏龟》中的甲骨文与金文、石鼓文及《说文》中的古文相比较进行分析，共考释文字180多个。其后几十年来，对甲骨文字考释做出贡献的学者主要有罗振玉、王国维、唐兰、于省吾、郭沫若、董作宾、杨树达等。这些学者的考释方法基本是“由许书以上溯古金文，由古金文以上窥卜辞”。此外，还比较分析甲骨文字形的偏旁点划，然后通过音韵学、训诂学的手段，以求其音、义。郭沫若、于省吾在传统考释方法的基础上，结合民族学、世界史等方面的材料进行研究，屡有新获。经过学者们的努力，甲骨文4500多个单字，目前已辨识出2000字，但其中得到公认者仅有1000多个。其余不识者多为族名、地名或专名，知其义而不知其音。在上述成果的基础上，甲骨文篇章已可基本通读。考释文字的主要著作有罗振玉《殷虚书契考释》，郭沫若《卜辞通纂考释》、《殷契粹编考释》、《甲骨文字研究》，唐兰《殷虚文字记》、《古文字学导论》，杨树达《耐林庼甲文说》、《积微居甲文说》，于省吾《双剑殷契骈枝》、《甲骨文字释林》等。

自1917年王国维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利用甲骨文进行商史研究以后，继续者不乏其人。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指导甲骨文研究，开辟了中国史学研究的新天地。这方面的其他著作有胡厚宣的《甲骨学商史论丛》、董作宾的《殷历谱》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学者们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除继续对文字进行考释外，又对传统的甲骨文分期断代进行补充、修正，并开始探索新的分期断代标准。与此同时，利用甲骨文材料研究商代的社会性质、阶级结构及商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等，也取得了新的进展，从而使甲骨学研究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商代统治者十分迷信，占卜活动频繁，几乎天天卜，事事卜，借以指导自己的行动。占卜内容基本是以时王为中心，就他所关心的问题，通过贞人向上帝、鬼神、先公先王等求疑问卜，以便预示吉凶，祈望得到护佑。有对祖先与自然神祇的祭祀与求告，有对风、雨、水及天象、农事、年成的关注，也有对同周围各方国战争的关注和商王关于田游、疾病、生育以及旬、夕、祸、福的占问等。

占卜所用的材料主要是龟腹甲（也有少量背甲）和牛胛骨。龟主要为南方产物，殷墟第13次发掘所得一版大龟长一尺二寸，产自马来半岛。牛胛骨则主要为当地所产。卜用甲骨，用前都需经过整治。在殷墟科学发掘前，曾在小屯村北朱姓地（即后来之E区）发现一坑数百只腹背完整之龟壳，此即存储龟料的场所。削锯龟甲时，先将腹背锯开，去掉腹甲外沿，再将其内刮磨平整。背甲则从中间剖开，再锯去首尾两端，呈鞋底形，此即“改制背甲”。经削锯处理的龟甲都要去掉鳞片并将正反面打磨平整;整治肩胛骨时则先要切去一部分骨臼，再切去突出之臼角和削平骨脊，最后将正、反面打磨光滑。锯削后的甲骨还要在背面施以凿、钻，但也有少量牛胛骨在正面施钻凿。凿为长槽状或枣核状。凿旁挖一个圆窠，即为钻。龟甲以中间千里路为界，左甲钻在凿右，右甲反之；牛胛骨左胛骨钻在凿右，右胛骨亦反之。

占卜时，用燃炽的木枝烧炙甲骨背面凿、钻处，因甲骨厚薄不匀，正面即出现“卜”字形之裂纹。其中钻处裂纹称兆枝，凿处裂纹称兆干，此即据以判断吉凶的“卜兆”。卜时所灼数不一，少则呈一、二兆，多则可达百余兆。龟甲兆枝左右相对。牛胛骨则兆枝朝向臼角缺口，即右胛骨兆枝向右，左胛骨兆枝向左。占卜以后，将所问事项刻记在甲骨之上。文字一般先刻竖划，后刻横划。首先在卜兆上方刻记占卜序数，即一、二、三、四……，称为“兆序”，最多有卜至20次以上者。兆旁还记“兆辞”，如不玄、不玄冥、一告、二告、三告、小告等。或记“吉辞”，如吉、大吉、弘吉等。或记“用辞”，如用、用、毋用、御等。吉辞、用辞以晚期甲骨为常见。最后刻卜问之事，故又称甲骨文为卜辞（见彩图）。一条完整卜辞，应包括叙辞、命辞、占辞、验辞等项。如《殷虚文字丙编》第247片：

甲申卜，儑，贞妇好娩傾。王占曰：

其佳丁娩，傾。其佳庚娩，弘吉。

三旬又一日甲寅娩，不傾，佳女。此辞之“甲申卜，儑”即叙辞，为贞卜日期及贞人名。“贞妇好娩傾”，为所问之事，称“命辞”或“贞辞”。“王占曰：其佳丁娩，傾。其佳庚娩，弘吉”，为商王亲自视兆占问以判断吉凶，称“占辞”。“三旬又一日甲寅娩，不傾，佳女”，为卜后31日，事情应验，记其结果而补刻，即“验辞”。在殷墟卜辞中，形式如此完整者极少，一般常省去占辞或验辞，也有只保留命辞者。在早期甲骨中，有时将刻文以硃砂或墨填涂，也有少数甲骨上的文字不是刻写，而是用“毛笔”朱书而成。

卜辞的分布有一定规律。一般说来，刻辞迎兆并与一定的卜兆有关。龟腹甲右侧卜兆向左，文字右行；左侧卜兆向右，文字左行；甲首及甲尾部分，或近甲桥边缘部分，卜辞由外向内行。背甲与之相同。商人占卜往往从正反两个方面问疑，反映在龟甲上则有位置相应的左右“对贞”。牛胛骨中右胛骨卜兆向右，卜辞左行;左胛骨卜兆向左，卜辞右行。只有上端近骨臼处的两条卜辞由中间读起，在左左行，在右右行。牛骨上的各条卜辞，或自下而上刻写，或自上而下刻写，其间往往有界划相隔。每一件事也反复对贞。但也有不同之卜交错排列，名为“相间刻辞”；有时甲骨正面的卜辞无处容纳，则转刻于背面，此即“正反相接”；有时反复卜问同一件事，但将内容基本相同的卜辞分刻于数版甲骨之上，只是各版卜序不同，这就是“卜辞同文”。

甲骨经占卜契刻之后，有的便有意识地存储起来，如1936年发掘的127号坑内共存放17000片甲骨；有的则散落，如出土于殷墟宫殿基址之上的零星甲骨即是；有的则被废弃，如一些习刻文字，如干支表、仿刻等。

对商代甲骨进行分期断代，是将甲骨学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必要条件。目前主要行用的是董作宾1933年在《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中所提出的五期说：第一期：盘庚、小辛、小乙、武丁；第二期：祖庚、祖甲；第三期：廪辛、康丁；第四期：武乙、文丁；第五期：帝乙、帝辛。五期的划分，主要根据十项断代标准：1.世系;2.称谓;3.贞人;4.坑位;5.方国;6.人物;7.事类；8.文法；9.字形； 10.书体。十项标准中，最重要的是世系、称谓、贞人三项。世系是各王的位次。称谓是时王(即占卜时的王)对各位祖先的称呼（祖、父、兄、妣、母），据此可知时王与其祖先和其他亲属间的关系。贞人是代时王例行占卜的史官，与占卜问疑的时王为同时人。因此，世系是个纲，根据时王对先王的不同称谓，就可判断甲骨属于何时。时代已明的甲骨上出现的贞人，也当与时王同时。同一版甲骨上出现的不同贞人，由于他们的称谓系统基本一致，因此，某个贞人的时代一经确定，就可推而广之，从同版关系找出与这一贞人同时代的另外一些贞人。各代贞人的组合排出后，就可根据卜辞中出现的贞人来判定时代。甲骨卜辞一到五期都有贞人，尤以一、二、三期为常见。其他各项断代标准也有参考价值，但局限性比较大。如“坑位”，只有科学发掘才可能有确切的坑位和地层关系，对分期断代研究才有重要参考价值。另外，有些坑因地层关系不明或公布的资料不全，也会给研究带来困难。其他如方国、人物、文法、字体、书体等标准，都是从已判明时代的甲骨文中归纳出来的，只能做为分期断代的间接证据。不过，根据甲骨文不同时期的字形、书体的变化规律进行分期断代，往往也是很有效的。因为每一时期的甲骨文都有其独特的书体风格：第一期雄伟；第二期严整；第三期散乱、颓废；第四期峻峭粗放；第五期谨饬。此外，同一个字在不同时期中，字形也有变化，如较为常见的干支字，变化更为明显。因此，熟练掌握书体、字形的变化，对判断没有称谓或贞人的残辞或卜旬、卜夕卜辞的时代是很有意义的。

董氏断为三、四期的一些卜辞，有不少没有贞人，且字体、文例相近，难于分开。因此，胡厚宣在董氏“五期说”的基础上，将董氏的三期和四期合并而提出了“四期说”。

陈梦家在《殷虚卜辞综述》一书中，根据董氏的十项断代标准，提出了“九期”的划分法，即：第一期：武丁卜辞；第二期：祖庚卜辞；第三期：祖甲卜辞；第四期：廪辛卜辞；第五期：康丁卜辞；第六期：武乙卜辞；第七期：文丁卜辞；第八期:帝乙卜辞；第九期:帝辛卜辞。陈氏力图将每片甲骨都分在有关各王之下，但这在实践时是有困难的。因此，他在能分的时候，尽量采用九期分法。在不易细分时，则仍采用董氏的五期分法，甚至使用早期（武丁、祖庚、祖甲、廪辛）、中期（康丁、武乙、文丁）、晚期（帝乙、帝辛）这样的三期分法。

商代甲骨中的部分甲骨被董作宾称为“文武丁时代卜辞的谜”；陈梦家根据贞人名称称之为“组、子组、午组”卜辞，定为武丁晚期；胡厚宣则认为属盘庚、小辛、小乙时期；另有人认为属帝乙、帝辛时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发掘中，这类卜辞常与武丁时代的宾组卜辞同出，并且这类甲骨的坑位和共出陶器也都相当于殷墟文化早期，即武丁时期。“、子、午”组卜辞虽与武丁时常见的“宾组”卜辞不同，但称谓、人物、字体、文例等方面均有较密切的关系。经过近年的研究讨论，这类卜辞为武丁时期的意见已趋一致。与此同时，对董作宾划为武乙、文丁时代的卜辞也有学者提出质疑。有人主张把有贞人“历”及与之字体相近的卜辞称之为“历组”，并根据其称谓、人名、事类、文例与武丁、祖庚卜辞有些相近，定其为武丁晚期至祖庚时代物。但另有人不赞成称此类卜辞为“历组”，而名之为“武乙、文丁卜辞”，并根据这类卜辞的出土地层及坑位情况等，论证其与武丁卜辞不是同代之物。在1973年的殷墟发掘中，于小屯南地相当于大司空村三期的灰坑和地层中，出土了康丁、武乙、文丁卜辞，获得了准确的层位证据。武丁、祖庚卜辞与武乙、文丁卜辞所记事类也有区别：如武丁时常见的方，在武乙、文丁卜辞中根本不见;其他如字体风格、惯用语、文例等方面，与武丁、祖庚卜辞也有较大区别，具有较晚的特点。因此，两者的年代应有不同。这一问题的讨论目前仍在进行中。

甲骨文的内容是多方面的，涉及商代社会各个领域，15万片甲骨文是中国目前最早的文献记录。《甲骨文合集》将甲骨文内容分为4大类、21项。即：

（一）阶级和国家

1.奴隶和平民；2.奴隶主和贵族；3.官吏；4.军队、刑罚、监狱；5.战争；6.方域；7.贡纳。

（二）社会生产

8.农业；9.渔猎、畜牧；10.手工业；11.商业、交通。

（三）思想文化

12.天文历法；13.气象；14.建筑；15.疾病;16.生育；17.鬼神崇拜；18.祭祀；19.吉凶梦幻；20.卜法；21. 文字。

（四）其他

从甲骨文中有关商代阶级和国家的资料可知，商代的奴隶和平民由众、刍、羌、仆、奚、妾、僛等不同身份的人组成；奴隶主和贵族有先公先王和他们的配偶如高妣某、妣某、母某、妇某及其子子某、多子等；各级官吏则有臣、尹、史、犬、亚、马、射和侯、伯等；军队有师、旅等；刑罚有儨、刖、劓、伐、俢等；并设置了监狱“乹”。商王朝经常对外发动战争，征伐的方国主要有方、土方、夷方、下危、巴方、周、召方等，帝乙、帝辛时则以东南的夷方为主要敌国。不少方国部落对商王朝叛服无常，被征服后则称臣纳贡，甲骨文中常见氏（致）、来、入马牛羊象龟等记载。此外，商王朝还通过取、登、収等手段广为聚敛。

甲骨文中有关商代社会生产的内容很丰富。在农业方面，有许多裒田、耤田、田、作大田的记载，还见有商代的各种农作物名称如黍、稷、麦、来、稻等。商代统治者关心农业收成的丰歉，常有立黍、省黍、求年、告秋之卜，并关心风、雨、降暵对农业收成的影响。在畜牧业方面，马、牛、羊、鸡、犬、豕等都有记载，畜养量较大并有专门的畜厩。祭祀时常用大批牛羊，用羊曾多至158只，并曾准备一次用掉“千牛”。渔猎仍在社会生活中起一定的作用，猎物有鹿、麋、豕、象、虎、狐、鱼类和各种鸟类。狩猎方法有田、狩、逐、阱、射、侹、佸、隻等。面积广大的沁阳田猎区是商王田游的主要场所。甲骨文里还有关于贝、朋、珏和舟、车以至传递制度等商业交通方面的材料。

在甲骨文里，有关商代思想文化方面的内容也很丰富。天文历法方面，有月食、日食和鸟星、新星、新大星等材料，也有“十三月”、频大月等闰置材料和干支记日及每日不同时间阶段的“时称”等。在气象方面，有不少卜雨、卜风以及易日、云、雷、雹、雪、亽、虹等方面的记录。在医学方面，记录了不少头疾、牙疾、鼻疾、言疾、肘疾、足疾、肿疾等疾病，也有关于生育的记载并能准确推知预产期。商人还崇拜上帝、四方风神、日、东母、西母等神灵，也崇拜岳、河、丒、土等地祇和季、王亥、王恒等祖先神。

商代甲骨文多为占卜问疑的记录，但也有一些并非卜辞。这就是：

（1）表谱刻辞，如干支表、祀谱、家谱等。

（2）记事刻辞，如刻在腹甲的甲桥部分的“甲桥刻辞”;刻在背甲反面的“背甲刻辞”；刻在腹甲右尾部分的“右尾甲刻辞”；刻在牛胛骨骨面宽而薄一端下方的“骨面刻辞”；刻在牛胛骨骨臼部分的“骨臼刻辞”等。记事刻辞与占卜无关，主要记卜用甲骨的来源、贡入者、所贡数量、整治者和史官签名等。尽管甲骨文的内容比较丰富，但它毕竟是商王室占卜的遗物，所记内容主要是商王和大贵族的活动，在反映整个商代社会方面具有一定局限性。

甲骨文在文字学和语言学的研究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它是中国目前最早有系统的文字。甲骨文已是较为成熟的文字，其构成主要有象形、假借、形声三种。所谓象形字，就是按客观事物的形象描绘出的文字，并对其有约定俗成的语言称谓，如一望而知其为犬形，又呼此种动物为“犬”声。对于语言中一些难以描绘出来的字符，则借用一些已有的象形字当作代用的注音符号来记录，这就是假借，如本是锯子的象形，读为“我”，但可假借“我”音，作为代词的“我”字。所谓形声字，就是在假借字旁加上代表事物事类的形符，如假借字羽，本为毛羽之羽，发羽声，借用声为表示“翌日”之“翌”，加形符“日”后成为“”字，但仍发“羽”声。武丁时期，这3种类型的文字已基本存在，但形声字尚不发达，以象形字做音符的假借字还比较多。帝乙、帝辛时代，形声字才发展起来。今天的汉字，仍是以象形字为基础的形符文字，因此，甲骨文已具备了后代汉字结构的基本形式。甲骨文的文法也和现在的汉语语法基本一致。

中国古代典籍中，有关商代的记载较少，甲骨文材料弥补了这一缺陷。研究甲骨文的学者们结合考古学、民族学的材料，努力恢复商代社会的面貌。甲骨文有关商代奴隶和奴隶主阶级的记载，反映了商代社会的阶级结构。众和羌是社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并有大批奴隶或俘虏被用作祭祀或埋葬时的“人牲”与“人殉”（见商代的人殉和人牲）。奴隶和平民经常逃亡，以反抗奴隶主的奴役和压榨，直至酿成“焚廪”暴动。商王自称“余一人”，通过对上帝的信仰，将王权神化，加强了奴隶主阶级的国家机器。商王朝建立了左、中、右三师的军队，并由内服和外服的各级官吏组成了庞大的官僚机构，设置了监狱，制定了严酷的刑罚。后世的“五刑”在甲骨文中已有滥觞。商王朝不仅加强了对奴隶反抗的镇压，还经常发动对外战争。自武丁起至文丁时代，主要用兵于北方和西北的各方国。帝乙、帝辛时代，则主要用兵于东南的夷方。通过对周围各方国部落的不断征伐，商王朝扩大了疆域和奴隶的来源。甲骨文里出现的许多方国名和地名，为研究商代地理和疆域提供了重要资料。有关鸟图腾的遗痕和亲族制度以及“非王卜辞”等甲骨刻辞，对研究商民族的起源和家族形态也很有意义。

甲骨文还为古代科技史的研究提供了不少珍贵资料。商代的农业是社会生产的主要部门。当时已经掌握了各种农作物的栽培方法。商代的畜牧业在社会生产中仍占有重要地位，而以养马业发展较快。商代的医学已达到较高水平，有关疾病的记载，表明当时的医学分类已基本具备今天的内、外、耳鼻喉、牙、泌尿、妇产、小儿、传染各科，而有关龋齿的记载，则是最早的这类记载之一。商代的历法是阴阳合历，武丁时因年终置闰而有“十三月”。祖庚、祖甲时有了“年中置闰”。商代以干支记日，并将一天划分为不同的时间阶段，创制了记时的“时称”。商人对气象的观测也很注意，关于风、云、雨、雪、雹、雷、虹的记载，证明商代气候较今日为暖，为古气象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此外，有关日食、月食和星象的记载，对研究商代的天文学和历法的定朔也很有价值。

甲骨文的研究成果对商代考古也很有意义。殷墟文化分期的相对年代，在参照甲骨分期研究的成果之后，得出了较为确切的序列。与此同时，不少遗迹、遗物的性质和年代的考证，如妇好墓的年代及妇好在历史上的活动、殷王陵祭祀场的推定、人殉与人祭、族墓地的研究及社祀遗址的考订等，都是结合甲骨文材料进行的。

商代甲骨文发现以来，其研究已取得了很大进展，但还有不少问题有待今后深入。在文字考释方面，虽然目前已经确认了1000多个单字，基本可以通读篇章，但仍有大部分单字未能识读。在分期断代研究方面，尽管“、子、午”3组卜辞为武丁时期的意见目前已渐趋一致，但具体为武丁的哪个阶段还有待探索；所谓“历组”卜辞的时代能否提前到武丁祖庚时期，尚需进一步讨论；至于“分组”说（亦即卜辞字体“两系”说）能否成立，也需深入研究；目前“非王卜辞”已为愈来愈多的学者所承认，但将殷墟甲骨中的“非王卜辞”全部与王室卜辞分开，并论述其特征和所反映的商代历史还需假以时日。在商史研究方面，很多问题仍存在争论，如有关商代社会性质，特别是商代处于奴隶社会的哪个阶段；对奴隶的身份，特别是“众”和“众人”的社会身份的认识；商代国家究竟是奴隶制专制的君主政体，还是方国联盟的城邦制等，都存在不同意见。此外，对商代的军事组织、家族形态、传说时代等的研究还刚开始。也有一些问题，如商代不同时期的经济发展状况、商代的方国地理、文化史以及天文历法、祭祀制度、官制等，目前的研究仍很薄弱，还有不少问题尚无人涉及，因此还需要进行多方面的研究。

参考书目

1. 胡厚宣：《五十年甲骨文发现的总结》，商务印书馆，1951。
2. 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
3. 严一萍：《甲骨学》，艺文印书馆，1978。
4. 王宇信：《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