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Liu Zongyuan

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人。世称柳河东。因官终柳州刺史，又称柳柳州，与韩愈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

柳宗元一生经历大致有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青少年时期。柳宗元父辈已定居长安(今陕西西安)，有田宅，多藏书。父柳镇，官至侍御史，守正疾恶。柳宗元自幼受母卢氏教育，4岁能读古赋14篇。少年时曾随父去过安徽、湖北、江西、湖南等地。13岁写《为崔中丞贺平李怀光表》，早有“奇名”。但他早年为文，主要是为考进士作准备，故“以辞为工”，以“务采色，夸声音”为能(《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又曾自称：“始仆之志学也，甚自尊大，颇慕古之大有为者。”（《答贡士元公瑾论仕进书》）可见他是胸怀大志的。

第二阶段，在朝做官时期。贞元九年(793)中进士。十四年登博学鸿词科。授集贤殿正字。一度调为蓝田县尉。不久，回朝任监察御史里行，与韩愈、刘禹锡为同官，并与刘禹锡一起参加了主张革新的王叔文政治集团。贞元二十一年正月，顺宗即位，王叔文集团当政，柳宗元被擢为礼部员外郎，协同王叔文诸人，在半年内推行了一系列进步措施，由是为宦官、藩镇、保守官僚所反对。同年八月，顺宗被迫让位于太子李纯，即宪宗，改元永贞。九月，王叔文集团遭到迫害。柳宗元初贬邵州刺史，十一月加贬永州(今湖南零陵)司马。刘禹锡、韦执谊、韩泰、陈谏、韩晔、凌准、程异亦同时被贬为远州司马，史称“八司马”。

第三阶段，贬谪远州时期。永贞元年冬，柳宗元到达永州贬所。在永州九年，有机会深入了解人民疾苦，游览本州山水名胜，写下不少诗文名篇。“永州八记”、《三戒》、《段太尉逸事状》、《贞符》、《非国语》、《天说》、《天对》、《捕蛇者说》等均为此时所作。元和十年(815)春，奉召至京师。三月，又外出为柳州（今属广西）刺史。六月至任所，官虽稍升，而地更僻远。他在这里兴利除弊，修整州容，发展生产，兴办学校，释放奴婢，政绩卓著。元和十四年十一月病殁。当地居民哀悼他，在罗池地方建庙纪念。现在柳州市柳侯公园内，还有柳宗元衣冠墓。贬谪永、柳二州，虽然在政治上失意，却使他在文学上获得了巨大成就。南方人士多有向他求学问业者，扩大了他在文坛上的影响。

柳宗元的文学主张，与他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有密切关系。他的哲学思想，继承了王充元气自然论的传统，并利用当时天文地理等科学知识予以丰富，具有朴素的唯物论成分。他在《天说》、《天对》、《非国语》、《断刑论》等作品中，认为宇宙是无限性的，宇宙的本元是“元气”，不存在造物之神；物质世界的变化是由于阴阳二气的运动，人事祸福、社会治乱和客观存在的自然现象没有赏罚关系。他的政治思想，主要表现为重“势”的进步社会历史观。在《封建论》中，他认为郡县制之胜于封建诸侯制，是因为它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他肯定郡县制，主要是为了反对世袭特权，反对藩镇割据，维护封建国家的统一。他又在《晋文公问守原议》中反对宦官干政；在《送宁国范明府诗序》、《送薛存义序》中提出官吏“盖民之役而非以役民”；在《兴州江运记》、《非国语·不藉》中主张重视农战。这些进步思想，都具有现实意义。但唐代是佛教哲学泛滥的时代，柳宗元自称“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送巽上人序》），认为“法之至莫尚乎般若，经之大莫极乎《涅槃》。世上士将欲由是以入者，非取乎经论，则悖矣”(《送琛上人南游序》)。在政治上失意时，他更进一步向佛教寻找精神上的解脱。文集中有关佛教的碑、铭、记、序、诗歌等作品，占有一定的比重，对唐代盛行的禅宗、天台宗、律宗等学说都有所涉及，对佛家的唯心主义立场表示同意。虽然他也认为“髡而缁，无夫妇父子，不为耕农蚕桑，而活乎人，若是，虽吾亦不乐也”（《送僧浩初序》），但反对像韩愈那样辟排佛教，以为那是“忿其外而遗其中，是知石而不知蕴玉也”(同前)。他说“吾之所取者，与《易》、《论语》合，虽圣人复生，不可得而斥也”（同前）。所反对的仅仅是“去孝以为达，遗情以贵虚”(《送元暠师序》)一类的僧徒，他从“儒以礼立仁义”的观点看待佛教的“律”，说“儒以礼行，觉以律兴”（《南岳大明寺律和尚碑》）。这就削弱了他思想中的唯物主义因素。

柳宗元的哲学、政治思想也影响到他的文学主张。散文理论方面，第一，他与韩愈同时倡导古文，同样重视文的内容，强调道与文的主次关系，主张“文者以明道”（《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但对于“道”的内容，却不同于韩愈的只谈仁义。他认为“道之及，及乎物而已耳”（《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意欲施之事实，以辅时及物为道”（《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以生人（民）为己任”，“以伯（霸）济天下”，“凡君子为道，舍是宜无以为大者也”(《与杨诲之第二书》)，认为“道”应该使国家强盛、对人民生活有利，应该切实可行，注重实际。由此出发，他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主张文须“有益于世”（《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文之用，辞令褒贬，导扬讽谕而已”（《杨评事文集后序》），强调了作品对现实所起的作用。第二，他也很重视艺术形式的作用。一方面，他反对内容不合于道而片面追求形式华美的作品，说“今世因贵辞而矜书，粉泽以为工，遒密以为能，不亦外乎”（《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夫为一书，务富文采，不顾事实，而益之以诬怪，张之以阔诞，以炳然诱后生，而终之以辟，是犹用文锦覆陷井也”（《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另一方面，他对忽视艺术形式的偏向也有所批判，说“言而不文则泥”（《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虽其言鄙野足以备于用，然而阙其文采，固不足竦动时听，夸示后学，立言而朽，君子不由也”(《杨评事文集后序》)。好的内容必须辅以好的形式，具有艺术感染力，才是完美的作品。第三，他认为写作必须持认真严肃的态度，不能出以“轻心”、“怠心”、“昏气”、“矜气”，以避免文章的“剽”、“驰”、“杂”、“骄”等弊病（《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他强调“大都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指出了作家道德修养的重要性。第四，他推崇先秦两汉之文，提出要向儒家经典、《庄子》、《老子》、《离骚》、《史记》等学习借鉴，博观约取，以为我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同时又不能堕于“荣古虐今”（《与友人论为文书》）。在诗歌理论方面，他继承了刘勰标举“比兴”和陈子昂提倡“兴寄”的诗论传统，并和同时代白居易《与元九书》中关于讽谕诗的主张相一致。他说:“导扬讽谕，本乎比兴者也”（《杨评事文集后序》），“仆尝病兴寄之作堙郁于世，辞有枝叶，荡而成风，益用慨然”（《答贡士沈起书》）。同时，他又接受了司马迁的说法：“《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史记·太史公自序》）他认为“君子遭世之理，则呻呼踊跃以求知于世，而遁隐之志息焉。于是感激愤悱，思奋其志略以效于当世，以形于文字，伸于歌咏，是有其具而未得行其道者之为之也”(《娄二十四秀才花下对酒唱和诗序》)。这和韩愈“不平则鸣”之说相近。但他所说感激愤悱，是志在用世而不得行其道者之所为，这种有关创作动力的论点，较之韩愈所谓“穷苦之言易好”（《荆潭唱和诗序》）、“自鸣其不幸”(《送孟东野序》)等侧重个人穷困、不谈用世行道的论点，意义的广狭有所不同。柳宗元的诗文理论，代表着当时文学运动的进步倾向。

柳宗元一生留下600多篇作品，包括诗文两部分。文的成就大于诗。

柳宗元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其中近百篇为骈文，不脱唐骈文的习气，但也有像《唐故特进赠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大都督南府君睢阳庙碑》那样的佳篇。古文部分，大致可分为论说、寓言、传记、山水游记、骚赋五类，很多是具有丰富的现实内容和精湛的艺术技巧的作品，特别是在贬谪南方深入接触社会以后所作。

论说包括哲学、政论等文章，以及议论为主的杂文。其特点是笔锋犀利，论证精确。《天说》为哲学论文的代表作。《封建论》、《断刑论》等为长篇和中篇政论的代表作。《晋文公问守原议》、《桐叶封弟辨》、《伊尹五就桀赞》等为短篇政论的代表作。特别是《封建论》，洋洋大篇，林纾称它为“古今至文，直与《过秦》抗席”（《韩柳文研究法》）。

寓言继承《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列子》、《战国策》的传统，并有新的发展。他的寓言多用来讽刺、抨击当时社会的丑恶现实，推陈出新，造意奇特，善用各种动物拟人化的艺术形象以寄寓哲理或表达政治见解。代表作《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合组成的《三戒》，通过麋、驴、鼠三种物态的描绘，反映现实，形象生动，语言犀利，篇幅虽短，而波澜起伏。《儲蝂传》、《罴说》等篇嘲弄贪婪无厌、虚声惑众的人，同样嬉笑怒骂，因物肖形，表现了高度的幽默讽刺艺术。

传记文继承《史记》、《汉书》的传统而有所创新。一种是写英勇正直的上层人物的，如《段太尉逸事状》，刻画了段秀实勇于与强暴者斗争和真切关心人民疾苦的动人形象，又描写了骄兵悍卒的无赖形态和虐民罪行，文章写得生气勃勃，向来与韩愈《张中丞传后序》并称。又一种是写下层被压迫人物的，如《梓人传》、《种树郭橐驼传》、《童区寄传》、《宋清传》、《捕蛇者说》等，以进步的政治立场和深厚的同情心，反映和歌颂了这些人物的才能、遭遇、高尚品格、抗暴精神，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有夸张有虚构，似寓言又似小说。桐城派古文家以为《宋清传》等“未免小说气”（吴德旋《初月楼古文绪论》），恰恰道出了柳宗元传记文的特点。柳宗元在《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的地位。这些游记，均写于贬谪永州以后，而永州之作更胜于柳州之作。著名的“永州八记”：《始得西山宴游记》、《钴潭记》、《钴潭西小丘记》、《至小丘西小石潭记》、《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即其典范。这些作品，画廊式地展现了湘桂之交一幅幅山水胜景，继承了郦道元《水经注》的传统而有所发展。《水经注》是地理书，对景物多客观描写，少主观感情的流露。柳宗元的游记则把自己的身世遭遇、思想感情融合于自然风景的描绘中。由于对客观景物观察深刻，又经过惨淡经营，因而能够准确地反映对象，并且在艺术思维过程中，投入作者本人的身影，借被遗弃于荒远地区的美好风物，寄喻自己的不幸遭遇，倾注怨愤抑郁的心情。

山水游记，是柳宗元文最为脍炙人口的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独特地位，“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始得西山宴游记》），“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至小丘西小石潭记》）等，都体现了这种境界。至于直接刻画山水景色，文笔或峭拔峻洁，或清邃奇丽，有的是“纷红骇绿”(《袁家渴记》)，有的是“萦青缭白”（《始得西山宴游记》）。写丘石之状，或如“牛马之饮于溪”，或如“熊罴之登于山”（《钴潭西小丘记》）；绘溪水之形，或则“舟行若穷，忽又无际”(《袁家渴记》)，或则鱼“皆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至小丘西小石潭记》），都能用精巧的语言艺术地再现自然之美。后人写游记者，往往奉为楷模。

骚赋也是柳文中具有特色的部分。屈原的骚体，在东汉以后，徒具形式，精神全失。柳宗元在政治斗争中失败，长期贬谪，悲愤激情，有与屈原相通之处。《惩咎赋》、《闵生赋》、《梦归赋》、《囚山赋》、《吊屈原文》、《骂尸虫文》、《宥蝮蛇文》、《憎王孙文》等篇，都是用《离骚》、《九章》的体式，或直接抒情，或借古自伤，或寓言寄讽，幽思苦语，确如严羽所说:“唐人惟柳子厚深得骚学，退之、李观皆所不及。”（《沧浪诗话·诗评》）《天对》和《晋问》两巨篇，形式仿照《天问》、《七发》，为另一种类型。前一篇不少地方用唯物观点回答了《天问》所提出的问题，涉及到宇宙和人事各方面。后一篇用问答的形式，夸张晋地山河的险固，兵甲的坚利，物产的丰盛，归结到唐尧政治清明的主旨。两篇造语奇特，但也有奥僻难解之处。

诗歌的数量较少，只存 140多首，都是贬谪以后所作。前人评论柳诗，大多以为是继承陶渊明传统，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并称“王、孟、韦、柳”。这主要是指其五古《首春逢耕者》、《溪居》、《饮酒》、《读书》、《感遇》、《咏史》、《咏三良》、《咏荆轲》等篇，思想内容与陶诗相近，语言也较为朴素，如杨万里所说；“五言古诗句雅淡而味深长者，陶渊明、柳子厚也。”（《诚斋诗话》）但他还有另外一些五古如《初秋夜坐赠吴武陵》、《晨诣超师院读禅经》、《界围岩水帘》、《湘口馆潇湘二水所会》、《登蒲州石矶望横江口潭岛深迥斜对香零山》、《南涧中题》、《与崔策登西山》等，却是学谢灵运的，造语精妙，间杂玄理，连制题也学谢灵运，因此元好问又以为“柳子厚晋之谢灵运”(《论诗三十首》之四自注)。但谢、柳二人生活遭遇不同，思想个性不同，柳诗于清丽之中蕴藏幽怨，同中也就有异。除了继承陶、谢二家传统之外，柳诗还有以慷慨悲健风格擅场的，五古如《哭吕衡州》、《哭连州凌员外司马》伤悼永贞政变时的同道者、同贬者，《韦道安》歌颂侠义行为;七古如《行路难》、《古东门行》、《笼鹰词》、《寄韦珩》，或咏叹志士仁人，或揭露豪强罪恶，或声讨藩镇叛乱，或描写艰险生活，现实性都较强。《唐铙歌鼓吹曲》12篇，热烈歌颂唐王朝初期反对突厥、吐谷浑贵族军事集团侵扰的业绩，体现维护国家统一的爱国主义思想，形象瑰伟，语句奇警，气壮山河，声裂金石。律诗如《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是唐人七律中的名篇，《得卢衡州书因以诗寄》、《岭南江行》、《柳州峒氓》、《别舍弟宗一》诸篇，通过对南方奇异风物习俗的描绘，抒写贬谪生活中的哀怨之情，在唐律中独具一境界。绝句如《江雪》、《长沙驿前南楼感旧》、《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离觞不醉至驿却寄相送诸公》、《柳州二月榕叶落尽偶题》、《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等篇，写景抒情，或幽峭奇辟，或韵致悠扬，在唐人绝句中不可多得。可见柳诗丰富多采，不拘一格。

有关柳宗元及其作品的评价，旧时大多数人由于对王叔文集团缺乏正确认识，往往肯定其作品而贬抑其人。韩愈赞扬他的作品为“玉佩琼琚，大放厥词”（《祭柳子厚文》），“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迁），崔（瑗）、蔡(邕)不足多也”（刘禹锡《唐故柳州刺史柳君集纪》引），认为他遭受贬谪以后能够“自持其身”，但对他参加王叔文集团则认为是“不自贵重顾藉”（《柳子厚墓志铭》）。后来评论家从刘、宋祁、欧阳修、王安石、苏轼一直到清代的张伯行、林纾都持这种论调。首先为柳宗元昭雪的是范仲淹，不仅称其述作“礼意精密，涉道非浅”，亦称其人为“非常之士”；认为王叔文诸人谋国意忠，“《唐书》芜驳，因其成败而书之，无所裁正”（《述梦诗序》）。后来严有翼、李贽、王夫之、王鸣盛一直到近人章士钊也都为之辨证。对于柳文，评论家在肯定其成就的前提下，往往以韩、柳对比，有的认为柳不如韩，有的认为韩不如柳。如宋祁谓“柳州为文，或取前人陈语用之，不及韩吏部卓然不丐于古，而一出于己”（《笔记》）。方苞在《书柳文后》、《答程夔州书》、《古文约选序例》等文中，极端扬韩抑柳。晏殊、严羽，焦循、刘熙载、陈衍则扬柳抑韩。焦循誉柳为“唐、宋以来，一人而已”（阮元《通儒扬州焦循传》）。陈衍认为“柳之不易及者有数端:出笔遣词，无丝毫俗气，一也；结构成自己面目，二也；天资高，识见颇不犹人，三也；根据具，言人所不敢言，四也；记诵优，用字不从抄撮涂抹来，五也。此五者颇为昌黎所短”（《石遗室论文》）。章士钊《柳文指要》则极端扬柳抑韩。但诸家论柳文，除章士钊外，不论是扬是抑，偏重论文章形式的居多。偶有涉及文中思想的，如刘禹锡、王伯思肯定无神论，苏轼、何焯等则相反。对于柳诗，评论家也有不同看法。苏轼称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东坡题跋·评韩柳诗》），“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书黄子思诗集后》），是就柳诗近于陶、韦风格的一部分而予以肯定的。有的则过分推崇为“妙绝古今”（《王直方诗话》），“清词丽句，不可悉数，名与日月争光”（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诗之圣也”（袁宏道《与李龙湖》）。而持扬柳抑韩论的，又谓其“古律诗精妙，韩不及也。当举世为元和体，韩犹未免谐俗，而子厚独能为一家之言，岂非豪杰之士”（刘克庄《后村诗话》）。相反，持扬韩抑柳论的，则或谓其“边幅太狭，不及韩之瑰伟”（许印芳《诗法萃编》），或谓其“近体卑凡，尤不足道”（王世贞《艺苑卮言》）。

柳宗元的集子，为刘禹锡所编，题《河东先生集》，宋初穆修始为刊行。《四库全书》所收宋韩醇《诂训柳先生文集》45卷、外集 2卷、新编外集 1卷，为现存柳集最早的本子。宋童宗说音注、张敦颐音辨、潘纬音义的《增广注释音辨唐柳先生集》43卷、别集 2卷、外集2卷、附录1卷，有《四部丛刊》影元刊本，为现行影印本之最早者。宋童宗说注《新刊增广百家详补注唐柳先生文集》45卷，宋建州刻本，现藏北京图书馆。宋魏怀忠编注《五百家注音辨柳先生文集》21卷、外集2卷、新编外集1卷、《龙城录》2卷、附录8卷，有《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影印文渊阁本。宋廖莹中编注《河东先生集》45卷、外集 2卷、补遗、附录等，为宋人注本中最后的一种，有蟫隐庐影印宋刻世堂本，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曾据以排印，上海人民出版社有重印本。明蒋之翘辑注《柳河东集》45卷、外集 5卷、遗文、附录等，虽采辑旧注，中多蒋氏自注的部分；有明三径藏书刻本、《四部备要》排印本。

柳宗元生平事迹，参见韩愈《柳子厚墓志铭》、新、旧《唐书》本传、文安礼《柳先生年谱》（载五百家注柳集卷首，别有《粤雅堂丛书》本）。今人著作，施子瑜《柳宗元年谱》（载《武汉大学学报》1957年第一期，有湖北人民出版社本），山西师范学院中文系《柳宗元年谱初稿》（载《山西师院》1974年第3期），可供参考。关于柳宗元的研究论著，章士钊《柳文指要》，取材详博，为论柳著作的巨帙，但其中多扬柳抑韩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