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Zang Maoxun

臧懋循(1550～1620)，明代戏曲家。字晋叔，号顾渚，浙江长兴人。明万历八年(1580)进士，历任荆州府学教授、夷陵知县、南京国子监博士。与王世贞、汤显祖相友善。万历十三年(1585)被弹劾罢官。以后，他致力于写作和出版书籍，先后编选刊刻有《古诗所》、《唐诗所》，弹词《仙游录》、《梦游录》、《游侠录》以及《元曲选》等。此外，他还改编刊刻了汤显祖的《玉茗堂四梦》，并作有《负苞堂诗选·文选》5卷行世。

臧懋循对戏曲理论的主要贡献，是他总结、推广了元杂剧的创作经验。明嘉靖、万历年间，出现了以昆曲为代表的传奇创作的繁盛局面，一时作家辈出。针对传奇文学创作呈现出的脱离舞台与形式主义的创作倾向，臧懋循作了评议。他推崇元人杂剧，倡导本色、当行，批评郑若庸《玉玦记》饾饤故事、梁辰鱼《浣纱记》、梅鼎祚《玉盒记》堆砌词藻。于是他“选杂剧百种，以尽元曲之妙，且使今之为南者，知有所取则云尔”（《元曲选》序二）。表明他编选《元曲选》的目的，是针对传奇创作的时弊，为传奇作者树立学习楷模。

臧懋循在总结元杂剧创作经验的基础上，对戏曲创作规律进行了深入探讨。他认为写戏比写诗词更难，一是“情词稳称之难”，二是“关目紧凑之难”，三是“音律谐叶（协）之难”。所谓“情词稳称”，是指戏曲语言应是“雅俗兼收，串合无痕，乃悦人耳”，即他所说的元杂剧的语言，妙在“不工而工，其精者采之乐府，而粗者杂以方言”，它既丰富多采，又要风格统一，悦耳动听。所谓“关目紧凑”，是指戏曲创作反映生活的规律。他说社会生活是极其复杂的，“宇内贵贱妍媸、幽明离合之故，奚啻千百其状”，戏曲作者要反映千姿百态、变幻无定的复杂的社会生活，“必须人习其方言，事肖其本色，境无旁溢，语无外假”。即剧中的描写应贴切事物的本来面目，避免虚设之笔。所谓“音律谐叶”，是指戏曲作者必须“精审于字之阴阳，韵之平仄”，做到曲词的音协律谐。他特别强调戏曲文学的舞台性，认为戏曲作家有“名家”、“行家”之分，指出：“名家者出入乐府，文彩烂然，在淹通闳博之士，皆优为之”，而“行家”却要做到“随所妆演，无不摹拟曲尽，宛若身当其处，而几忘其事之乌有；能使人快者掀髯，愤者扼腕，悲者掩泣，羡者色飞，是惟优孟衣冠，然后可与于此”（《元曲选》序二）。他充分肯定了后者，认为戏曲作品中的上乘者，“首曰当行”。

臧懋循上述理论见解，包含了戏曲文学的基本特征，指出了戏曲创作和诗词创作的差别。当时的论曲者更多的囿于戏曲语言问题，而他已经注意到戏曲与生活的关系、戏剧情节的真实性，并从舞台演出效果去衡量戏曲作品的艺术价值，这在戏曲理论上无疑是一个重要突破。

臧懋循对汤显祖的《玉茗堂四梦》的改编也是着眼于演出的。他对“四梦”评价甚高，认为它的语言和元杂剧近似之处颇多，“骎骎乎涉其藩也”。他删改、刊刻的目的，是想使它“事必丽情，音必谐曲，使闻者快心，而观者忘倦，即与王实甫诸剧并传乐府”。关于臧改汤作，历来有不同评价。吴梅认为：“晋叔取四种而尽酌之，则案头场上皆称便利。惟善掩人美，不无小疵。”（《紫钗记》吴梅跋）他称赞臧懋循是“临川之功臣”。

对臧懋循编选《元曲选》的删易之处，历来褒贬不一，凌濛初说他：“晚年校刻元剧，补缺讹正之功，故自不少；而时出己见，改易处亦未免露出本相──识有余而才限之也。”（《谭曲杂劄》）尽管他的删改还有一些不足之处，然而他编选元人杂剧100种，而使这一宗珍贵的戏剧遗产得以保存并广泛流传，这一功绩为古今舆论所一致赞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