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Qingchu zhi Yapian Zhanzheng yiqian de zhengzhsixiang

[外文]：political thought in Qing dynasty before the Opium War

从清初至鸦片战争以前约有 200年，从政治思想史角度可分为：

（1）清初(从顺治到康熙统治的前半期)时期。明王朝刚刚灭亡，清王朝建立不久，还没有获得巩固。新政权的统治相对松弛，思想界较为活跃，涌现出不少大思想家。

（2）清政权相对稳定时期。清王朝经过军事上的东征西讨和政治上的残酷镇压以后，巩固了统治。满清统治者是少数民族，他们对人口众多的汉族心存猜忌，因之加强思想统治，实行文化专制，大兴文字狱，形成了“万马齐喑”的政治局面。因此从清初至鸦片战争前的政治思想，主要是清初的政治思想。

明代是中国君主专制制度发展的顶峰。专制政治的极端发展，使明代的各极政权和社会日趋腐化，导致了明王朝的灭亡。明代末年被称为“天崩地解”的时代，以李自成、张献忠为代表的农民起义，发展成百万大军，进行了长达20年的战争，终于埋葬了明王朝。清初思想家都出生于明代末年，农民革命的浪潮，使他们看到了人民的威力。同时，他们还处在资本主义从萌芽到进一步发展的时期，新的生产关系影响了社会各阶层（包括思想家在内）的意识形态。

在社会大变动的历史条件下，思想家们的政治视野大为开阔，他们不再像旧时代的思想家和政治家那样，仅仅在王道、霸道、义理、功利之类的争论中为国家构想改革的蓝图，而是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君主专制制度，宣传公天下，批判家天下；攻击君主，强调民本;主张个性解放，反对思想禁锢。其杰出代表人物有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和唐甄。

这时期的思想家大都强调公天下，反对家天下。历史上各个王朝的统治者都把自己说成是全民的代表，把皇室一家一姓的利益说成是全民的利益。把他们的苦与乐说成是人民的苦和乐，把皇室的兴亡说成是人民生死的大事，目的是要人民大众为他们服务和牺牲。王夫之驳斥说，皇室和老百姓不是一回事，皇室的兴亡是一家一姓的事，老百姓不需要对它关心和效劳，而广大群众的生死才是真正的大事，应该受到人们的关心。从公天下的原则出发，他反对历来所谓正统的说法，认为“天下非一家之私”，无所谓正统，判断一个政权的是非不是根据血统，而是根据它的所作所为，即实行什么政策，如何对待人民。根据公天下的原则，他认为皇帝的宝座是“可禅、可继、可革”的，而不是万世一姓的私有物。顾炎武揭穿了帝王们把皇室和国家等同起来，把皇室的私利说成是整个国家利益的骗局。他用“国家”和“天下”两个概念把皇室和广大民众区别开来，认为皇室的灭亡叫作“亡国”，而政治腐败，道德沦丧，统治者压迫民众，叫作“亡天下”。因而保卫一家一姓的王朝，是皇族和达官贵人的事，而保卫天下太平，保卫人民安居乐业，乃是广大民众的事。

思想家们还把批叛的矛头指向君主。黄宗羲认为君主都是一些自私自利的人。他们出于自私的目的，不惜牺牲千百万人的生命财产去追求皇帝的宝座。他们登基后，又利用手中的权力榨取民众的血汙供自己享受，他们是一切祸害的根源。唐甄认为皇帝虽然尊贵，也不过是一个人。他把皇帝从“天帝”的尊位拉回人间，并指斥从秦朝以后的皇帝都是贼。他问道：“杀一人而取其匹布斗粟，犹谓之贼；杀天下之人而尽有其布粟之富，而反不谓之贼乎？”

思想家们还提出了限制君权的主张。明王朝从朱元璋开始，皇帝大权独握，甚至废除了宰相制度。黄宗羲认为：“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为了限制君权，革除弊政，他提出恢复并改进宰相制度，设想在宰相制度之下，设宰相一人，参知政事若干人，加上六部长官和谏官，和皇帝一起议事，以分散和牵制皇帝的权力。他还提倡用学校监督王权，使全国不以皇帝的是非为是非，而把学校作为判断是非的中心。

思想家们从农民武装起义中看到了人民的力量，他们提出了人民的地位问题。如唐甄认为民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国家安全的保卫者，是上自皇帝、下自一般官吏的养育者和人类社会衣食住的来源，是国家的根本。没有民也就没有国家与政治。

思想家们要求个性解放，思想自由。黄宗羲要求人们在文学作品中流露真情，说自己要说的话，切莫屈己“奉陪人情”。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中国的萌芽，黄宗羲适时地提出了“工商皆本”的思想。

这一时期政治思想带有资本主义启蒙时期的特点，它的攻击矛头直指封建专制主义。由于清统治者加强了思想控制，他们的著作被列为禁品，没有得到广泛的流传，在当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19世纪末期，中国要求维新变法的思想家，从他们的著作中吸取力量，并把他们的思想进一步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