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xiangcun jianshelun

中国现代史上主张以乡村“教育”、“改造”、“建设”来解决中国的出路和前途问题的改良主义理论。流行于20世纪20～30年代，代表人物有梁漱溟、晏阳初等。

乡村建设的历史，可追溯到1904年米迪刚在河北定县翟城创办的“村治”。辛亥革命后，山西省军阀再倡“村治”。20世纪20年代，余庆棠、陶行知、黄炎培等提倡办学，南北各省闻风而动，纷纷从事“乡村教育”、“乡村改造”、“乡村建设”，以图实现改造中国的目的。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的乡村建设运动进入了高潮。其中以梁漱溟领导的山东邹平和晏阳初领导的河北定县两个试验区影响最大。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全国的乡村建设运动被迫中止，只有晏阳初坚持不懈，由国内转到国外继续进行试验。

1930年以前，梁漱溟提出村治的构想，他的“村治”与翟城的村治和山西的村治有所不同，已不再是建设模范村的慈善事业和侧重于保甲制度的乡村治安，而是作为复兴中国的起点和基础来加以提倡的。1930年以后，他在广泛调查和试验的基础上，将村治设想发展为乡村建设理论，认为中国的出路问题，归根结柢是中国文化的出路问题；复兴中国的唯一出路，是复活中国传统文化；而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孔子文化）又铸造了中国的社会组织，形成了“伦理本位”和“职业分途”的特殊社会结构。他认为中国现实问题的解决，只能走农业立国、乡村建设的道路，其他如俄国共产党的革命道路，欧洲近代民主政治的道路，以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斗争的道路，在中国都是走不通的。他认为这是中国民族自救运动的“最后觉悟”。他提出的乡村建设方案是：从乡村教育、农业改良、行政改革做起，由乡村影响城市，以农业促进工业，逐步建设一个因袭“伦理本位”和“职业分途”传统的新国家。

晏阳初认为中国的问题，就是一个“人”的问题。只有打好“人”的基础，才能使中国的问题得到根本解决。 要建立“人”的基础， 必须明白中国人的毛病：“愚”，最大多数人目不识丁，缺乏知识；“穷”，在生和死的夹缝里挣扎着；“弱”，病夫，又没有科学治疗，不讲公共卫生；“私”，缺乏道德陶冶和公民训练。要克服这些缺点，只有在教育方面下功夫。中国人的最大多数生活在农村，所以要在农村开展平民教育。将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结合起来，就有希望改造中国。针对中国农民的四大病症，他主张采用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三大方式，开展“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培养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团结力以实现国家的新生和“民族的再造”。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带有复古和封建宗法色彩，而晏阳初的理论则显露了西化和近代化的倾向。他们企图以社会改良来代替社会革命，用枝节问题的解决来取代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这就从根本上离开了中国的国情，脱离了民主革命的目标，因此其成效甚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