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li yu qi

中国宋明理学的一对主要范畴。

理气关系问题虽然到宋代才被突出地提出来，但是“理”和“气”这两个范畴早在先秦时就已出现。“理”通常是指事物的规律、准则，有时也指作为社会规范的礼义。《管子·心术上》：“理也者，明分以谕义之意也。”《韩非子·解老》:“理者，成物之文也。”韩非把“理”看作是不同的事物借以互相区别开来的特殊规律，而把“道”看作是总括万物之理的普遍规律，所以说：“万物各异理，而道尽稽万物之理。”“气”通常是指一种极细微的物质，被看作是构成世界万物的本原或原始材料。《周易·系辞上》：“精气为物”。唐孔颖达疏：“谓阴阳精灵之气，氤氲积聚而为万物也。”《庄子·知北游》中有“通天下一气耳”的说法，不仅认为万物的生成、发展、灭亡都是一气之变化，而且说“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认为气是构成人和万物的共同的物质基础。王充也曾提出“物气之理”的概念。在宋代以前，“理”和“气”的范畴基本上是各自独立的，它们还没有被当作对立统一的一对范畴来加以考察。把“理”和“气”作为一对高度概括的哲学范畴，用以阐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是宋代理学家的一个创造。宋明时期的哲学家们依据对“理”和“气”何者第一性问题的问答，鲜明地分为理本论和气本论两大派别，它们分别反映了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观点，使哲学基本问题在中国哲学史中以独特的形式表现出来。

古代哲学家大多数认为，作为事物规律的“理”是以实际存在的事物为根据的，它不能离开事物本身而独立存在。如裴说：“理之所体，所谓有也”，“化感错综，理迹之原也”，认为“理”是一个属性范畴而不是实体范畴。程颢和程颐首先把“理”从属性范畴，变成最高实体范畴，建立了“惟理为实”的理本论哲学。程颢说:“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程颢和程颐又说“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天理云者，这一个道理，更有甚穷已？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人得之者，故大行不加，穷居不损。这上头来，更怎生说得存亡加减？是它元无少欠，百理具备”。他们把理从事物中独立出来，变成了天地万物存在的根据。在此基础上二程认为，万物皆由气变化而成，而气有其所以然，气之所以然就是理，也就是道，道和气的关系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关系，说：“离了阴阳更无道。所以阴阳者是道也。阴阳，气也。气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形而上者则是密也。”认为道(理)比气更为根本。二程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出和讨论过理气先后的问题，但程颐说：“有理则有气，有气则有数。”实际上是一种理在气先的观点。程颐还认为气有生灭，理永恒存在。他说：“凡物之散，其气遂尽，无复归本原之理。……其造化者自是生气。”他认为气是一种暂时的派生的东西，它不断生灭的过程就是理的“往来屈伸”。

二程的理本论观点被朱熹全面继承并加以发展。朱熹所说的“理”，有事物之“所以然”的规律和“当然之则”的道德伦理准则两重意义。他把二者综合为一个范畴，然后把它虚构为派生天地万物的最高宇宙本体，认为“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在朱熹看来，“若理只是个净洁空阔的世界”，它无形迹、无方所、无造作，那么又怎样派生天地万物呢？于是他引进了“气”的范畴，明确地把理和气对置起来。他说：“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在讲到具体事物的生成时，朱熹总是强调理气不相离，“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但他认为理和气的地位、作用是不一样的，前者是“生物之本”，是事物生成的根据或本原，后者只是“生物之具”，是构成事物的材料。他进而明确地说：“有是理便有是气，但理是本”。从事实上讲，理气不相离，“本无先后之可言”，但是一定要从逻辑上“推其所从来”，“以本体言之”，那么就必须说“先有是理，后有是气”。除了理为气本、理先气后的论点之外，朱熹还提出了“理生气”、“理为气之宰”、“理主气从”等说。他在解释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时说:“太极生阴阳，理生气也”；“气之所以能动静者，理为之宰也”。他还把理和气的关系形象地比喻为骑马的人和被骑之马的关系，认为理为主而气为从，理是气的支配者。朱熹明确肯定观念性本体理是第一性的，物质性材料气是第二性的，从而使理气关系问题具有了哲学基本问题的意义，并使之成为此后500年间哲学斗争的中心问题。

宋明理学中还有以陆九渊、王守仁为代表的一派主观唯心主义心学。他们以“心即理”为其哲学的基本命题，认为“塞宇宙一理耳”，而这个理又是不能离开“心”的。陆九渊说：“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满心而发，充塞宇宙，无非此理。”他要人们“说内”不“说外”，只谈心与理的关系问题，而根本不谈理气关系问题。王守仁主理气统一之说，其统一的基础仍然是“心”。

宋元明清时期，同唯心主义理学和心学相对立，还有一条坚持以“气”为宇宙本原的唯物主义哲学路线。它把被理学家们抬到天上的观念性本体“理”，还原为事物的规律，肯定物质实体“气”是一切存在的基础，“理”是气变化流行的秩序、条理，不是“理在气先”，而是“理在气中”。理和气的关系是物质运动的规律和物质自身的关系。

宋代的张载是气本论哲学的奠基者。他认为一切存在都是气，“凡可状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气也”。同时，他还把无形的“太虚”也看作是气的一种存在状态，提出了“太虚即气”的命题。有形的万物和无形的太虚统一的基础就是气。他说：“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有形的万物是气聚结的状态，无形的太虚是气分散的状态。气有聚散，而无生灭，它是无限的、永恒的、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世界本体。张载的气不灭论，同程颐的“气散”即“气灭”之说根本对立。 在朱熹以前， 二程偏重言“理”，张载偏重言“气”，关于理气关系问题，他们均未专门提出，亦未着意讨论。但张载却明确地把“理”看作是物质运动的规律，认为理是从属于气的。他说：“天地之气，虽聚散攻取百涂，然其为理也，顺而不妄。”认为必须“识造化，然后有理可穷”，离开气的运动变化，就根本无从谈理了。

明代哲学家王廷相继承和发展了张载的气本论哲学。他认为“天内外皆气，地中亦气，物虚实皆气”，气是世界上唯一的实体；而理“虚无象”，不是实体，不能离开气而独立存在。王廷相尖锐批判程朱的唯心主义理气观，鲜明地提出了“理根于气，不能独存”，“万理皆出于气，无悬空独立之理”的唯物主义观点，把被程朱颠倒了的理气关系重新颠倒过来。另外，王廷相还用理在气中、气变则理变的观点批判宋儒所谓“天地间万形皆有敝，惟理独不朽”的形而上学“痴言”。他的唯物主义气本论哲学同时闪烁着朴素辩证法的光芒。和王廷相同时代的另一位哲学家罗钦顺，是从程朱学派转变为唯物主义者的一个典型。他抛弃了程朱的唯心主义理气观，提出了“理只是气之理”的唯物主义思想。他说：“盖通天地，亘古今，无非一气而已。气本一也，而一动一静，一往一来，一阖一辟，一升一降，……千条万绪，纷纭而卒不可乱，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是即所谓理也。初非别有一物依于气而立，附以气以行也。”这样，他就把朱熹的“理在气先”改造成“理在气中”，把朱熹的“理与气决是二物”改造成“理气为一”。

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在更高的水准上批驳程朱的理本论，发展了张载的气本论。在他看来，世界统一于物质实体气，认为“天人之蕴，一气而已”，“盖言心、言性、言天、言理，俱必在气上说，若无气处则俱无也”。“理”是气固有的秩序条理，即气运动变化的规律。他说：“理本非一成可执之物，不可得而见，气之条绪节文，乃理之可见者也。故其始之有理，即于气上见理。”因此，他强调理气不可分，认为程朱“将理气分作二事，则是气外有理矣”，而事实上“气外更无虚托孤立之理”。针对程朱的理为气本、理先气后说，王夫之提出了“气者理之依也”、“理不先而气不后”、“理在气中”等鲜明的唯物主义论点，对在理气关系问题上的这场哲学论争作了比较全面的总结。以后颜元、戴震等人对程朱的唯心主义理气观继续有所批驳，但在理论的总体上都未超出王夫之的水平。戴震揭示了程朱理本论错误产生的认识根源，他说：“举凡天地万物事为，求其必然不可易，理至明显也。从而尊大之，不徒曰天地人物事为之理，而转其语曰理无不在，视之如有物焉”；“不徒曰事物之理，而曰理散在万物，……于是冥心求理，谓一本万殊”。理本来是“天地人物事为之理”，从哲学上说它是一个属性范畴。程朱却把“理”从天地人物事为中抽取出来，变成“视之如有物焉”的独立实体，并转而成为创造天地人物事为的主体，天地人物事为反而成了它的“万殊”的表现，这就是理本论之所以在认识论上错误的原因。

理气关系问题是宋明时期哲学斗争的最高问题，也是当时理论思维领域最深刻的问题。这场争论在中国哲学的发展中上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