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Zhang Binglin

近代思想家、学者、散文家。字枚叔；因仰慕顾炎武（顾初名绛，入清后改炎武），改名绛，别号太炎。浙江余杭人。父章濬，道光二十九年拔贡，长于医，“暇则以诗自娱”（《两浙轩续录》）。章炳麟从小接受传统的封建教育，自称读了《东华录》和受到外祖父朱有虔讲述明清遗事的影响，“排满之思想，遂酝酿于胸中”，（《民国光复》演讲辞）较早孕育民族主义思想。光绪十七年(1891)，23岁时，到杭州诂经精舍跟随著名经学家俞樾埋头“稽古之学”，开始以文字学为基点，从训诂、音韵、典章制度等方面阐释儒家经典和先秦诸子。但他并不墨守师承，而是“精研故训，博考事实”。

光绪二十一年(1895)“马关条约”签订后，在民族危机深重的刺激下，章炳麟走出书斋，参加强学会，编撰《时务报》，赞助维新变法，希望“以革政挽革命”(《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他曾上书李鸿章，企求他能“转旋逆流”（《上李鸿章书》）；又至武昌，帮张之洞办《正学报》，幻想借助他的实力推动变法。不久，“百日维新”夭折，章炳麟避地台湾，东渡日本，虽对康有为、梁启超仍表同情，但亦和孙中山相晤，“相与谈论排满方略，极为相得”（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

光绪二十五年(1899)，义和团运动掀起。次年，八国联军入侵，进一步暴露了清政府的腐朽无能。章炳麟受到极大震动，在唐才常于上海召开的“国会”上，他激烈反对改良派的“一面排满，一面勤王”，既不承认清政府，又反对拥护光绪皇帝，开始树起反清的旗帜，开始向改良派展开斗争。他针对康有为、梁启超主张君主立宪的保皇论调撰《正仇满论》，公开提出“满洲弗逐，而欲士之争自濯磨，民之敌忾效死，以期至乎独立不羁之域，此必不可得之数也”。又作《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指出“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他把改良派奉为神圣的光绪皇帝斥为“载湉小丑”打击了改良主义，提高了革命思想。在孙中山的支持下，他定期于日本举行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周年纪念会，亲拟宣言书，并把《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与邹容的《革命军》合刊，在《苏报》发表。清政府勾结帝国主义，制造“苏报案”，章炳麟被监禁于上海“西牢”。他在狱中宣告“不认野蛮政府”，撰文力言革命之必要，并参加光复会，对革命胜利充满信心。出狱后，在日本主编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揭露改良派“污邪诈伪”、志在干禄的丑态，阐扬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的意旨，斥责革命投机分子“自慕虚荣”、“私心暧昧”的劣迹，在当时起了重大影响。辛亥革命前，章炳麟对敌斗争的英勇，论战文章的犀利，至今犹生气勃勃。这些正是他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但以妥协而告终。章炳麟和同盟会早有裂痕。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他与立宪党人张謇等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随即改为统一党。不久，袁世凯攘窃国柄，以遂私图，章炳麟大诟袁世凯之包藏祸心，被幽禁三年。释放后，他一度担任孙中山领导的护法军政府秘书长。军政府派系斗争激烈，他不顾孙中山的劝慰，到云南联络唐继尧，又到贵州、四川，后归上海。这时，人民革命运动日渐发展，章炳麟由反对军阀割据逐渐演变为赞成军阀割据，提出“联省自治”的主张。又在国民党右派的怂恿下，反对国共合作。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帝国主义袭取沈阳，进陷吉林，章炳麟主张抵抗侵略。“一·二八”，日本侵略上海，章炳麟愤怒之下，北上见张学良，又与马相伯等联合宣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领土。晚年迁居苏州，创章氏国学讲习所。1935年，“一二·九”运动发生，他又致电宋哲元：“学生请愿，事出公诚，纵有加入共党者，但问今之主张如何？何论其平素。”次年病逝。

章炳麟在文学方面是从古文经学家的立场来诠释、评论文学的。他所说的“文章”是广义的，把有形质的、自成首尾的，都叫文章;把有辞藻、有情韵的，则叫“彣彰”（见《国故论衡·文学总略》）。对文章又区分为句读文和无句读文两种。图画、表谱等是“无句读文”。句读文中“赋颂、哀诔、箴铭、占繇、古今体诗、词曲”是有韵文；“学说、历史、公牍、典章、杂文、小说”是无韵文。章炳麟从有形质而自成首尾即为文章这一概念出发，尚质直，重证据，戒空论，反夸饰，认为议论文章要以学问为基础，不能空泛无据，叙述文章要“确尽事状”，“比类知原”，不能以猜测为实事。“凡有句读文，以典章为最著”，反映了经学家的治学精神。他以为文章分“雅”、“俗”，质直的辞语叫“俗”，有规律的辞语叫“雅”。造辞能表达意旨，叫做“尽俗”；“雅”则是文章的最高境界。他反对有意模糊不清和强行润饰的“诡雅异俗”。又以为文章的刚柔，反映了时代的盛衰，如西汉强盛，文章“雄丽而刚劲”；东汉少衰，“文辞亦视昔为弱”；唐代“国威复振”，“终有韩（愈）、吕（才）、刘（禹锡）、柳（宗元）之伦，其语瑰玮，其气奘驵，则与西京相依；”（《菿汉微言》）。从自己的文章观念出发，他对近代及同时文人如龚自珍、魏源、谭嗣同、黄遵宪、王闿运、康有为等都有所论列（见《与友人论文书》、《与邓实书》）。

章炳麟自称，少慕韩愈“造词之则，为文奥衍不驯”。34岁以后，“欲以清和流美自任，读三国、两晋文辞，以为至美，由是体裁初变”（《自述学术次第》）。大抵于论辩之文，尊晚周、魏晋，认为“魏晋之文，大体皆埤于汉，独持论仿佛晚周，气体虽异，而其守己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旁达，可以为百世师矣”;又认为“晚周之论，内发膏肓，外见文彩，其语不可增损”(《国故论衡·论式》)。他在辛亥革命以前的文章，大都与政治斗争有关，针锋相对，以深厚的学识作革命政论，内容充实，文字锐利，“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如《客帝》、《正仇满论》、《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革命军〉序》等。但后来追求“流俗或未之好”的“传世”之文，诘屈聱牙，索解为难，每为论者所不满。他在诗赋方面薄唐、宋以降。他的诗作不多，主要是五言诗，以为四言“风雅以后，菁华既竭，惟五言犹可仿为，可用以专写性情”（《自述学术次第》）。但他的古体诗取法汉魏乐府，往往古奥难读。早期有些小诗如《狱中赠邹容》、《狱中闻沈禹希见杀》等，以平易的语言抒写革命的友谊和壮怀，颇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章炳麟于1914年手定《章氏丛书》，其中《文始》、《新方言》、《岭外三州语》、《小学答问》、《说文部首韵语》是专讲文字音韵的。《国故论衡》的中卷，共7篇，专论文学，诸如文学的界说、历代散文和诗词歌赋的优劣等。《太炎文录》则为他的诗文结集，但很多重要政论性文章和函札，每多刊落。1933年，《章氏丛书续编》出版，收《广泛语骈林》等7种，所收不多，且不取旧作。章炳麟逝世后，章氏国学讲习会编印《太炎文录续编》也只掇拾一部分诗文。《章太炎全集》的编校出版工作正在进行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