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Ma Yinchu

中国经济学家。字元善，浙江嵊县人。曾在美国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经济学，获博士学位。1915年回国，先后在北京大学、中央大学、交通大学、重庆大学担任教授、经济系主任、教务长、商学院院长等职，并曾任中国经济学社社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先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浙江大学、北京大学校长，第一、二、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各届委员和第二、四、五届常务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名誉校长，中国人口学会名誉会长和中国银行常务董事等职。

20年代，马寅初除在北京大学讲授银行学、货币学、财政学、保险学、交易所学等应用经济学的课程外，还在北京、上海等地发表演讲几百次，对诸如农业、工商业、劳资、国际贸易等问题作了阐述，对当时的经济学界和实业界有一定的影响。这些演讲词后来编辑成《马寅初演讲集》。他还利用在浙江兴业银行当顾问之便，搜集中外资料，于1925年写成《中国国外汇兑》一书，介绍中外有关国际汇兑的基础知识和方法。1929年又发表了《中华银行论》，论述了各种银行业务，并对当时国内银行业务的现状和问题作了比较细致的分析。

这一时期，马寅初曾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所非议。如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有实行之可能否？》、《马克思价值论之批评》等文中否认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宣扬主观价值论。

1927年后至抗日战争前，马寅初在任南京国民党政府立法委员兼立法院财经委员会委员长等职时，对国民党政府的经济立法和经济政策起过一定的作用。他也曾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抨击过国民党政府的财政政策。在这一期间，他的代表作是《中国经济的改造》一书，这是一部用全体主义经济观点阐述中国经济问题的著作。

抗日战争时期，马寅初对战时经济的研究，以有利于抗战为目的。他发表过60多篇论文，后编辑成《战时经济论文集》。其主要经济思想有：

（1）主张改革财政制度、建立战时的税收制度。他认为30年代的财政制度，很不利于抗战。当时的关税、盐税、统税都是间接税，通过商人转嫁给了贫民，而富有者的存款、地皮、股票等免税。这不符合“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公平原则。所以税制非改不可。

（2）主张稳定币值，反对恶性通货膨胀。他认为，如用发行纸币筹划战费，贫民损失重于富人，而由政府用行政手段强迫巨富们购买相当于其发横财数量的公债，并征收财产税，则可使法币稳定，市场活跃。

（3）战时的货币要保持独立性。中日战争除了军事战争之外，还有“货币战争”。中国不能加入日元集团，否则，等于飞蛾扑火，自投罗网。

40年代，马寅初的主要著作有《通货新论》、《财政学与中国财政──理论与现实》、《中国经济之路》等。《通货新论》是马寅初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各国货币制度更替和货币学说演变的总结。他从理论和政策两方面论述了各国调整通货的根据、方法和步骤，比较了利弊，并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参考外国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如何整顿当时中国通货的主张。在这一时期，马寅初的经济思想主要是：

（1）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倾销政策，维护民族资本的利益。当日本军国主义进攻中国的时候，他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又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倾销政策，认为官僚资本、封建买办与洋人勾结在一起，摧毁一切私营企业，这是走向“工业美国，农业中国”的殖民地旧路。

（2）反对官僚资本在经济上的垄断统治，维护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他认为，官僚资本勾结帝国主义，控制国民经济命脉，扼杀民族资本，因此，为着中国不变成殖民地，必须打倒官僚资本。同时，他还指出：要真正从事生产，一定要国营民营一起来。

（3）经济建设必须工业、农业同时并重。

（4）尽量利用外资，引进外国先进技术。但利用外资应在平等互惠，不损害国家主权及计划实施的前提下进行，否则，得不偿失。

（5）一个独立富强的中国，要以一个民主的中国为前提，没有政治上的民主，就不会有经济的迅速发展。

先后发表有《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联系中国实际来谈谈综合平衡理论和按比例发展规律》、《新人口论》等40多篇论文和专著。

在《联系中国实际来谈谈综合平衡理论和按比例发展规律》（1956）一文中，马寅初根据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内在联系，从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出发，明确地提出了要使国民经济有计划高速度地发展，必须对各部门、各环节进行综合平衡，使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在不断发展变化中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

《新人口论》是马寅初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重要成果，系统地阐述了中国人口问题的性质、表现形式和解决的办法。他认为中国的确存在着严重的人口问题。人口基数大，增殖快。“人口太多，本来有限的国民收入，被六亿多人口吃掉了一大半，以致影响积累，影响工业化”。因此，“控制人口，实属刻不容缓，不然的话，日后的问题益形棘手，愈难解决”。马寅初提出了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途径：

（1）积极发展生产；

（2）控制人口数量；

（3）提高人口质量。在控制人口数量方面。他特别强调，提倡晚婚，实行计划生育；在提高人口质量方面，他认为只有提高人们的知识水平，才能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才能有生产力的高速度发展，国家和人民才能富强起来。在《新人口论》中，他还批判了T.R.马尔萨斯的反动人口论，指出“两个级数”是虚构出来的，马尔萨斯消除“过剩人口”的所谓“积极抑制”和“道德抑制”手段是反动的；指出马尔萨斯人口论目的是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

参考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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