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Qingdai shufa

[外文]：calligraphy of Qing Dynasty

中国清代书法在近300年的发展历史上，经历了一场 艰难的蜕变，它突破了宋、元、明以来帖学的樊笼，开创了碑学，特别是在篆书、隶书和北魏碑体书法方面的成就，可以与唐代楷书、宋代行书、明代草书相媲美，形成了雄浑渊懿的书风。尤其是碑学书法家借古开今的精神和表现个性的书法创作，使得书坛显得十分活跃，流派纷呈，一派兴盛局面。

早期

清代初期书法继承明代的余绪，在书坛上有影响的书法家仍是明代遗民，其中以王铎、傅山、朱耷、归庄、宋曹、冒襄等为代表。他们均擅长行草书，而以王铎、傅山的影响最大。王铎行草浑雄恣肆，一时独步。傅山的行草虽劲健不及王铎，但由于他不降清，以书法发挥他的思想感情，所以有萧然物外、自得天机的意趣。朱耷的行草藏头护尾，其点画及其转折中蕴涵着一种国破家亡的惨痛的心情，和他的画有同一机抒。

明代末年狂放不羁的狂草书风，在清代并没有得到发展，这是由于清代禁锢的文化政策，和狂放的草书格格不入，所以清初以后书法家很少有能写草书的，加之康熙酷爱董其昌的书法，至乾隆又推崇赵孟頫的书法，因此赵、董书体身价大增，一般书法家只奉赵、董为典范。而清代科举制度所产生的馆阁体要求的乌、方、光，使得这一时期的书法，出现靡弱妍媚的风气。这时的帖学更为狭隘。当时有代表性的书法家有沈荃，为明代台阁体书法家沈度的十世孙，他学董其昌，御制碑文多由他手书。高士奇书法亦学董其昌，因工书受荐入内廷，得到康熙的宠幸。陈奕禧的行草书也得到康熙、雍正、乾隆的赏识。雍正十一年(1733)，敕命将他的墨迹勒石为《梦墨楼帖》10卷。此外笪重光、姜宸英、何焯、汪士并称为康熙间四大家。这些人有的是学者，有的是画家，著述宏富，书法虽远追晋、唐，实际上是受赵孟頫、董其昌的影响较大，作品中脱离不了帖学带来的软弱的气质。

在帖学衰颓时期，有一些书法家起来学习汉碑。倡导碑学的首推郭宗昌，他工汉隶并著《金石史》，意在提倡碑学。另有万经著《分隶偶存》、顾蔼吉著《隶辨》，这些著作对提倡汉碑隶书有一定的影响。当时学汉隶似乎成为一种风气，如顾苓学《夏承碑》，郑簠学《郭有道碑》、《曹全碑》，朱彝尊学《曹全碑》，其他能写隶书的书法家有王铎、傅山、王时敏、周亮工、程邃、王澍等。其中影响最大要数郑簠和朱彝尊。郑簠嗜古碑，收藏非常丰富，学汉隶50多年，其隶书主要取法《曹全碑》，而且用行草的笔意来写隶书，他的隶书对当时书法家影响很大。朱彝尊是学者和诗人，他的隶书也学《曹全碑》，融欧阳询书法，清新而流丽。

中期

清代中期帖学仍很风行。乾隆在位很久，而且嗜书又深，尽力搜集历代名迹，命梁诗正摹刻《三希堂法帖》，对帖学的发扬起着积极的作用。乾隆自己学习赵字，巡游江南到处题诗立碑，流风所及，自然是帖学杂馆阁之书盛行。当时帖学书法家有张照、汪由敦、孔继涑诸家。张照，行楷由董其昌入手，继入颜真卿、米芾，其成就虽不及董其昌，但笔势略强。帖学书法家中还以刘墉、王文治、梁同书、翁方纲四大家为代表。翁方纲其书法学唐碑不余遗力，亦涉猎汉碑，其气质仍与帖学相近，他擅长小正楷，但在研究碑学上其功甚大，著有《两汉金石记》、《苏米斋唐碑选》等。梁同书，早年书法宗赵、董，后追溯颜、米，工楷、行，书法秀逸，但缺乏雄强之气。他与梁、梁国治并称三梁。刘墉，书法取径董其昌，力厚思沉，筋摇脉聚。王文治，书法强调风神，秀丽飘逸，但缺少刘墉的魄力。此外，姚鼐的行书萧疏澹宕，永瑆的楷书、行草典雅端丽，钱澧的颜体楷书，丰腴厚润，铁保的草书，张问陶、郭尚先的行书，在当时都比较有名。

清代中叶碑学风气渐开，碑学书法家不断涌现。较著名的有金农、邓石如、伊秉绶。金农为扬州八怪之一，他的楷书取法魏、晋、南北朝碑刻，得法于《龙门二十品》、《天发神谶碑》，创造所谓漆书，力追刀法的效果，强调金石味。金农作诗直接贬低王羲之的书法是俗姿，他不愿向他作奴婢，宁肯去学汉代的《华山碑》。这样抨击帖学，提倡学碑，在当时帖学盛行的时代，是非常大胆的。由于乾隆、嘉庆时，学者研究金石之风兴起，也给书法界大开眼界。于是阮元写《北碑南帖论》、《南北书派论》，大力推举碑学。他说：宋、元、明书法家多为《阁帖》所囿，好像除了楔帖之外，没有书法可言。他要求人们振拔流俗，宗汉、魏古法。阮元这两篇文章影响很大，无异是提倡碑学的宣言。接着包世臣在《艺舟双楫》中也大谈碑学，提出把邓石如作为学碑的典范。邓石如是清代学碑的书法巨匠。他自幼失学，终生布衣，依靠卖书为生，擅长四体书和篆刻，他在篆书上突破了秦以来李斯、李阳冰的玉筯篆笔法，开创了篆书的新风格。他的隶书学汉碑，遍临汉、魏诸碑，继承汉分隶法，成遒丽绵密的新体。邓石如楷书取北魏碑，行草书由碑中衍变而出，加上他在篆刻上的造诣，创造了富有金石气的风格。伊秉绶擅长隶书，以颜书笔法体势作汉隶，魄力宏恢，有独特的风貌。康有为认为邓石如、伊秉绶是清代碑学的开山祖师。

此外，这时期有许多以学者身份而善书法的书法家，如:桂馥、钱坫、孙星衍、钱大昕、钱泳、张廷济等，他们都擅长隶书，由于他们有坚实的文字学基础，其篆隶醇雅清古，别开生面。这时期还有一些画家也兼为书法家，如扬州八怪中的郑燮、黄慎、汪士慎、李方膺等，都有自己的风格和特点。郑燮熔真、草、篆、隶于一炉，自名为“六分半书”。汪士慎的隶书、黄慎的草书，体现了不因循守旧的艺术风格。篆刻家中如西泠八家，也都人人善书。丁敬隶法行草，古朴简率，得旷然天真的趣味。蒋仁行草书出入颜、米，而又凝练郁勃。黄易、奚冈的隶书完全从汉碑中得来。陈鸿寿的隶书将篆隶相融，中敛外肆，意趣清新。

晚期

晚清的书法与中期相较，虽然大家不多，但碑学仍是方兴未艾，这时篆书和金文勃兴，汉、魏、南北朝的碑刻出土日益增多，对书法的影响仍起着极大作用。康有为认为:清代的书法有四变：康熙、雍正时，专仿董其昌；乾隆时，都竞相模仿赵孟頫；欧阳询的书法盛行于嘉庆、道光时期；北朝碑派又萌芽于咸丰、同治时期。这一观点虽不十分准确，但大体上是符合清代书法因世推移的风尚。清代晚期碑学在书坛上占了主要地位，使以学帖为主的书法家不得不正视碑刻上的书法，而碑学书法家也兼容帖学，这样晚清的书法又出现了另一番景象。

晚清书法以何绍基、赵之谦、吴昌硕为代表。何绍基的书法以颜真卿为基础，搜集周、秦、两汉古篆籀，下至南北朝、隋、唐碑版，心摹手追，自成一家。他的草书成就尤其突出，楷书既醇雅又有唐人法度，精劲有北朝书法的气象。晚年精篆隶，60岁后将汉隶名碑几乎临写殆遍，所以他的隶书笔法稳健，古拙沉雄。他的行草是熔颜字、北朝碑刻、篆隶于一炉，恣肆而超逸，天真罄露。赵之谦书画、篆刻都兼长，书法初学颜真卿，后取法六朝碑刻。他的楷书颜底魏面，用婉转圆通的笔势来写方折的北魏碑体，而且他的行草、篆、隶诸体，无不掺以北魏体势，自成一格。何绍基、赵之谦对清代末期的书法影响极大。这时期的书法家还有张裕钊，他以北碑为宗，高古浑穆，用笔外方内圆，其楷书对后来也有一定的影响。篆、隶成就比较突出的是吴熙载。他是包世臣的弟子，篆书学习邓石如，浑雄不足而清逸过之，可惜缺少个性，行草书纯学包世臣，也缺乏创造。杨沂孙擅长篆书，方劲雄健。吴大澂是金石收藏家，善写篆、隶，隶书平稳，篆书能用金文结体来写，面貌一新。当时写篆书的还有徐三庚，以《天发神谶碑》笔法写篆书；莫友芝以《禅国山碑》及汉碑额体势写篆书，都各有面貌。写隶书的有：俞樾、杨岘等。此外，翁同龢以写行、楷著名，书法由颜入魏，苍老平淡，笔力凝重，晚年也写隶书，用笔极为凝练。

清代末年，以杨守敬、吴昌硕、康有为、沈曾植等书法最著名。杨守敬，收藏汉、魏、六朝碑刻甚多，擅长隶书和行楷书，曾东渡日本，带去不少碑帖，并收日本学生，著有《平碑记》、《学书迩言》等，对近代日本书法产生一定影响。吴昌硕，为清末书、画、篆刻大家，篆书对石鼓文下功夫最深，字形变方为长，讲究气势；隶书效法汉《三公山碑》、《裴岑纪功碑》，亦别具一格；行书由王铎上追唐人，晚年“强抱篆籀作狂草”，融会贯通，开辟了新的境界。沈曾植是著名学者，书法学习锺繇、索靖，更熔铸汉、魏碑刻，晚年精于章草，自碑学盛行，书法家都用心于篆隶，草书很少有著名的。沈曾植在草书上独辟蹊径，对后来有一定的影响。康有为在书法理论上，发挥了阮元、包世臣的崇碑观点，著《广艺舟双楫》，对近代书法理论影响极大。他的书法亦植根于北朝碑刻，尤其是北魏《石门铭》、山东掖县云峰山诸石刻对他影响最深，所以他的书法浑拙古劲，奇肆开张，有纵横跌宕的气势，具有独特风格。

总结清代书法发展情况，可以看到清代书法发展进程中，碑学和帖学的竞争和消长。碑学的兴起在清代是有客观原因的：

（1）清中叶以来金石考据的兴盛。清代知识分子为了避免文网，走上金石考据的治学道路，而这时汉、魏、南北朝碑刻不断出土，人们除了证经考史之助外，碑刻上的文字也为书法提供崭新的资料，使书法家的眼界顿为开扩;另一方面书写篆、隶需要字字有来历，清代文字学的成就为书法艺术提供了基础，所以清代许多书法家同时又是金石学家。

（2）由于篆刻艺术的发展，也给书法艺术的创新提供了条件。清代书法家多善治印，所以能将凝练苍朴的金石趣味，运用到书法创作中去，使书法有了金石气，这些都是隋唐以来书法艺术中所不曾有的。

（3）文人画的发展，使得绘画的书法化更为浓厚，反之文人画对书法艺术增加了新的血液，所以清代书法，无论是用笔、用墨，以至章法都有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