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Xielin

[外文]：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von Schelling (1775～1854)

德国古典哲学的主要代表之一，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家。

谢林一生的思想发展过程通常被分为早期和晚期两个主要阶段。在早期，他批判过封建专制制度，表达了实现资产阶级法治的要求；把I.康德与J.G.费希特的主观唯心主义转变为客观唯心主义，把他们的主观辩证法推广到外部世界，为后来G.W.F.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建立创造了条件。在晚期，从资产阶级法治的倡导者转变为封建专制制度的辩护士，从包含合理内核的客观唯心论走向天主教神学。

生平和著作

谢林1775年1月27日出生于符滕堡的莱昂贝格一个新教徒家庭。其父在教会中任执事。他于1790年入图宾根神学院学习，参加了青年学生们探讨法国革命事件的活动，把《马赛曲》译为德文；他用启蒙思想研究神学，写出博士论文《对于“创世纪”第三章人类罪恶起源的古老学说的哲学批判解释》；参加康德后继者们进行的哲学争论，发表了《论一种哲学形式的可能性》(1795)、《论作为哲学原理的自我》(1795)和《关于独断主义与批判主义的哲学通讯》(1795)。

1795年11月，担任家庭教师。他继续研究康德，发表了《知识学唯心论集解》(1796)，受到费希特的赞扬；他还吸收了G.B.维科(1668～1744)的历史主义，认为自我应该被理解为变化过程，并用唯心主义改造了B.斯宾诺莎的实体概念，认为实体作为绝对也有从客观到主观的实在变化。他研究数学与自然科学，发展了康德与J.G.赫尔德(1744～1803)的自然哲学。1797年出版《自然哲学观念》，1798年出版《论世界灵魂》，同年被聘请为耶拿大学编外教授。

耶拿时期是谢林哲学创造活动的顶峰。在这里，他完成了《自然哲学体系初稿》，系统阐述了绝对从客观到主观的变化过程；接着完成了《先验唯心论体系》，系统阐述了绝对从主观到客观的变化过程。这两部著作作为“同一哲学”的两个部分，确立了他作为德国古典哲学改造者的历史地位。他还参加编辑《思辨物理学杂志》（1800）和《新思辨物理学杂志》（1801），并在黑格尔到达耶拿以后，与黑格尔共同编辑《哲学评论》(1802～1803)。这个刊物发表黑格尔的《费希特哲学体系与谢林哲学体系的差异》公开宣告费希特与谢林在哲学上的决裂。

谢林于1803年5月离开耶拿，10月任维尔茨堡大学教授。这时他的哲学思想开始发生变化，1804年发表的《哲学与宗教》标志着“同一哲学”的结束和从唯心主义向宗教的过渡。1806年，接受巴伐利亚政府邀请，到达慕尼黑，被任命为巴伐利亚科学院院士；1808年获得巴伐利亚国内功勋奖章，并进入上流贵族社会。此后，他的思想进一步转向神秘主义。1809年发表的《对于人类自由的本质的哲学探讨》为其晚期哲学奠定了基础。1820年秋任爱尔兰根大学教授，讲授神话哲学与近代哲学史。1827年5月返回慕尼黑，担任新建的慕尼黑大学教授，并被巴伐利亚政府任命为科学中心总监，由科学院推举为院长。从1835年开始，承担给王储马克西米里安讲授哲学的任务。

1841年秋，应普鲁士国王威廉四世的邀请，到柏林主持黑格尔逝世以后一直空缺的柏林大学哲学讲座，讲授神话哲学和天启哲学，并担任普鲁士政府枢密顾问。其演讲遭到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公开批判。1846年结束了在大学的教学生涯，只在柏林科学院里担任从1832年起就获得的院士职务。

晚年依然受到巴伐利亚政府的恩宠。1854年，在赴瑞士旅行的途中死于巴德拉卡茨。他的著作编为14卷本全集，于1856～1861年出版。

哲学思想

谢林最初是作为费希特的拥护者出现在哲学论坛上的，但很快就超过费希特，建立了他自己的“同一哲学”体系。这个体系由 3个环节构成：

（1）经过改造的费希特的自我，②遭到歪曲的斯宾诺莎的实体，③前两个环节在他那里的神秘统一，即主观事物与客观事物的“绝对同一性”。他用这种虚构的神秘联系来代替自然和人之间的现实联系，认为自然和人都是在原始对立的推动下，从这个神秘的本原中发展出来的。从“绝对同一性”发展出自我意识的过程是从客观到主观的无意识的创造过程，被称为历史的伊利亚特，构成他的自然哲学的内容；从自我意识返回到“绝对同一性”的过程是从主观到客观的有意识的创造过程，被称为历史的奥德赛，构成他的先验哲学的内容。

谢林以当时的自然科学成就为基础，用思辨方法描绘了自然界发展的图景。他认为自然界的一切产物都是先验演绎的结果，自然界的发展被构造为两种力量的对立不断解决又不断产生的过程。这个过程经历了质料、无机体和有机体这样三个主要级次或阶段。低级阶段过渡到高级阶段，高级阶段包含着低级阶段，又不能归结为低级阶段。他不满足于单纯用力学解释宇宙发展，而把宇宙视为浸透了精神力量的有机整体，作为最高自然产物的人就是这个整体的最完善的表现。他还预言磁、电与化学过程的相互联系与相互转化。他认为无机物的特点在于受直线式因果序列的支配，有机体的特点在于受自相交互作用的支配。他的自然哲学既有许多谬见与空想，也包含着有见识的和合理的东西。

在谢林的先验哲学里，有意识的创造过程从自我意识开始，经过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最后上升到理智直观，才终于突然直观到“绝对同一性”。谢林把理论活动解释为有意识的理智的观念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主体与客体、认识与行动的对立不断解决又不断产生，范畴并不是单纯统摄感性材料的形式，而是解决先后出现的这类对立的行动方式。谢林把人类社会的发展解释为有意识的理智的实践过程，并力图说明个人作用与历史规律的辩证关系。他认为，在社会生活中人们不管怎么做作，怎么任意放肆，都为他们看不见的必然性所控制，这种必然性决定了人们必然会通过无规律的行动，引起他们预想不到的表演过程，达到他们不打算达到的境地，而且这种行动越无规律，便越确实会有这样的结果。但在他看来，这种必然性就是天意。

在谢林的先验哲学中占有十分特别的地位的是他的艺术哲学。他认为，作为同一哲学体系的开端和终端的那个绝对同一的东西是不能用概念来理解或言传的，而只能加以直观，但这种直观不是感性的，而是理智的。理智直观在康德哲学中本来是一个把机械性因果联系与目的性因果联系结合起来，用以解释有机体的假设，在谢林的艺术哲学里则被作为消除无意识的必然过程与有意识的自由活动、客观东西与主观东西的对立，最后返归本原的最高认识官能。他贬低人类的理性，用非逻辑的东西代替逻辑的东西，用非理性的东西代替理性的东西，把神秘的理智直观说成引导少数人达到绝对同一性的神奇才能，为他后来走向天主教神学开辟了一条道路。以这种反理性主义的认识论为基础，他认为理智直观在诉诸直接经验时就变成了艺术中偶发的美感直观。他说，艺术好象给哲学打开了至圣所，在这里，已经在自然和历史里分离的东西仿佛燃烧成了一道火焰。他歪曲了反映现实生活的艺术，把美感直观视为极少数天才人物的事情，宣扬蔑视群众的天才论，为当时某些浪漫派艺术作哲学论证。谢林的同一哲学诚然是法国唯物论的对立物，是唯心论的复辟，但它发展了法国唯物论所忽视的辩证法。他从费希特关于主体与客体的矛盾学说出发，进一步探讨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矛盾发展过程，认识到矛盾的不断产生和不断解决必定是一切运动的最终根据，从而为德国哲学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

随着谢林在政治上的倒退，其哲学思想也发生了变化。他不再以康德、费希特和B.斯宾诺莎，而是以神秘主义宗教哲学家 F.巴德尔、M.圣-马丁和J.波墨作为自己的思想先驱。他的那幅思辨的宇宙发展史的画面，变成了一幅从上帝来、到上帝去的宗教漫画。他走向他曾经反对过的传统神学道路，公然宣称他的哲学的真正名称就是基督教哲学。为了挽救天主教这一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他不仅动用了神话，而且要求哲学为宗教服务，认为宗教是衡量哲学的水准和正确性的标准。谢林的晚期哲学，即神话哲学（关于没有完成的宗教的哲学）和天启哲学（关于已经完成的宗教的哲学），完全以确认一个绝对处于思维之外的、不能用逻辑方法加以探讨的“存在”为最高课题，而这个“存在”实质上就是上帝。

在谢林从哲学走向宗教时，黑格尔则经过长期酝酿，从宗教走向哲学，发表了《精神现象学》(1807)，着手建立包罗宏富的哲学体系。他继承和发展了谢林的客观唯心论和辩论法，同时也批判了谢林的“同一哲学”和反理性主义。他指出，主客同一是具体的同一，即包含着差别的同一，而谢林的主客绝对同一却是空虚的无底深渊；他还指出，知识的形成过程是概念的发展过程，而谢林的理智直观却是一种象手枪发射那样突如其来的灵感。在德国古典哲学中，正象当年谢林取代费希特的地位那样，黑格尔取代了谢林的地位。

社会政治思想

谢林早期的进步社会政治观点是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下形成的，他当时的著作反映了德国资产阶级对于整个德国现实的不满和希望改变现存封建关系的要求。他相信人类历史是不断进步的，人类能够并且应该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他认为人类历史是从“原始状态”开始的，将来则以“理性王国”告终。这种理想化的资产阶级王国被描绘为人类的最高理想和法治的普遍实现。他抨击了封建专制制度，认为这种制度原初就不是由理性造成的，而是由环境的强制造成的，它自身就带有自己灭亡的萌芽。他把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化视为“人的解放”，认为这是理性的大胆冒险，必定会取得胜利，人将随着认识自己和自己的力量而变得更加伟大，迟早会索回自己在环境压迫下放弃了的那些永远不能转让的权利，而实现资产阶级法治。

谢林的社会政治观点一方面主张人类自己创造历史，另一方面又不敢诉诸人民的力量。他寄希望于封建君主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一方面号召人们进行大胆的冒险，在外部世界里获得人的解放；但另一方面又把争取自由的实践活动当做纯粹的内心活动，表现出向封建势力妥协的思想倾向。他的进步社会政治观点并没有坚持多久，当看到那个按照启蒙原则建立起来的法国资产阶级社会并不合乎理性的时候，他便开始对法国革命感到失望;当拿破仑帝国以粉碎外来干涉的战争形式，把资产阶级的统治搬到德国土地上的时候，他就更加畏缩倒退，认为要建立一个人人享有高度自由的国家是不可能的，从而放弃了自己曾经抱有的法国革命的理想，宁愿到那古老的神圣罗马帝国中去寻找安静。

从此以后，他的社会政治观点日趋反动。无论是对于德国人民反抗拿破仑的民族解放战争，还是对于德国反动当局镇压民主运动的卡尔斯巴德决议，以至对于法国七月革命在德国掀起的学生运动，他都站在德国封建君主方面。尤其是从19世纪30年代末期以来，当青年黑格尔派作为宗教批判者和共和主义者冲击普鲁士王朝宝座的时候，谢林却在柏林爬到了普鲁士官方哲学家的地位，充当了镇压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思想领袖。针对结束不久的1848年革命，他抬出君权神授的陈腐学说，攻击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反对资产阶级取得政权。

马克思与恩格斯把谢林的早期哲学和晚期哲学明确地区分开，历史地肯定了谢林早期的“真诚的青春思想”，批判地吸收了其中的合理成分，同时无情地揭露了他的晚期哲学是“在哲学幌子下的普鲁士政治”。与此相反，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的A.叔本华与S.克尔凯郭尔，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后的F.W.尼采和W.狄尔泰、M.海德格尔和K.雅斯贝尔斯等资产阶级哲学家则抹杀谢林的早期思想，把他晚期的反理性主义奉为先驱，为他们宣扬自己的思想学说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