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Zhou Yang

现代文艺理论家、革命文艺运动和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领导者之一。原名周起应。湖南益阳人。中学时，即受到“五四”精神的影响。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前后在上海先后就读于国民大学、大夏大学。在大学时期，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并发表介绍外国进步文学的文章。大学毕业后，曾一度到日本留学。

1931年周扬从日本回国，参加左翼戏剧家联盟，次年转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主编过左联机关刊物《文学月报》，担任过左联党团书记，并负责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和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工作；在文艺大众化的讨论中，以及与“自由人”、“第三种人”的论争中，发表过《关于文学大众化》和《到底是谁不要真理，不要文艺？》等有影响的文章。他介绍高尔基和苏联文学，其中《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之否定》是第一篇比较系统地向中国读者介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论文。他编了《高尔基创作四十年纪念论文集》，翻译了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上部）及苏联、美国的一些进步作品。他写了介绍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著名论著和论述典型、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关系等理论问题的文章。这些工作，对于纠正初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中的简单化谬误，继承和发扬“五四”以来的革命现实主义传统，起了积极的作用。周扬作为白区的左翼文艺运动的重要领导人，在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斗争，保存和发展了文艺的革命力量。1935年8月，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根据新的形势，他与其他革命同志一起，提出了“国防文学”（见“两个口号”的论争）的口号，并先后发表《关于国防文学》、《现阶段的文学》等文章，阐述关于“国防文学”的主张，积极建立文艺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抗日战争爆发后，周扬于1937年秋到延安，先后担任过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文艺界抗敌协会主任、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延安大学校长等职务。1942年以前，他写的《一个伟大的民主主义现实主义者的路》和《精神界之战士》，对鲁迅思想发展，鲁迅早期的思想和文学观，作了阐述。同时还参与了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写了有关的文章。他翻译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论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译名《生活与美学》）一书，并写了介绍作者的序言，是中国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学思想的第一人。1942年他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会后积极贯彻执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见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精神，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作出了显著的贡献。他主编了《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系统地集录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普列汉诺夫、高尔基、鲁迅等关于一些重要文艺问题的论述，并写了长篇前言，比较全面地阐释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他校订了后来集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一书的全部译文。在批判王实味的思想斗争中，发表了长篇论文《王实味的文艺观与我们的文艺观》。此时写的《论赵树理的创作》，最先推荐和高度评价了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赵树理的创作。经过整风，纠正了他担任鲁迅艺术学院领导时“关门提高”的偏差，亲自领导师生开展新秧歌创作演出，推动了延安的新秧歌运动。他所写的《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对于当时的秧歌运动，进行了总结。1949年7月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前夕，他主持了大型的《中国人民文艺丛书》的编选工作，汇集了解放区的创作成果，显示了新的文艺方针的正确和蓬勃的生命力。他同郭沫若、茅盾等共同负责筹备了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他在会上作的题为《新的人民的文艺》的报告，从“五四”以来新文学运动的历史进程说明解放区文艺的成就和意义，并从理论上对它的历史经验作了基本总结；不但将这种新的人民文艺介绍给全国以至于世界的读者，同时也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文艺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曾任文化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195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曾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一、二、三、四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他是党在文化宣传方面的领导人之一，发表了不少带指导性或总结性的文章。他从1961年开始，组织领导了全国高等院校文科教材（200余种）的编写工作;这是中国自己编写的，具有中国特点的第一套比较完整的社会主义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在文艺领域里，无论在理论探讨上还是组织领导工作中，他对于建设、繁荣社会主义文艺，更是起了重大的作用。他继续宣传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倡导建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从理论上总结中国革命文学的经验教训。这些努力和探索，都是有益的。受到历史条件和主观认识的限制，在建国以后的若干次文艺思想斗争和文艺运动中，他也贯彻执行了一些“左”的方针政策，在理论上主张过文艺创作要直接为政策服务等观点，对于文艺创作的发展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贯彻，都产生了一些危害。

“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周扬即被“批判”，受迫害长达10年之久。1978年恢复工作，先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和该院研究生院院长，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中宣部副部长、顾问，中国文联副主席、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在中央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在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近几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指导下，他为在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领域拨乱反正，做了大量工作。1979年在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时，发表了长篇论文《三个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同年底，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的报告；1980年纪念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50周年，1981年纪念鲁迅诞生100周年，1982年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问世40周年，1983年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等活动中，也分别就革命文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作了报告。他在历史新时期的这些组织领导工作和理论活动，贯穿着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基本精神。他坚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看待过去，以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为鉴，主动为过去工作中的错误承担责任，珍惜文艺界的团结；还再三强调创作自由对于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重要性。他注重现实问题，关心世界新潮流，着眼于对未来的开拓，保护新生力量。他的工作在文艺界理论界都产生了较大的积极的思想影响。

作为职业革命家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从30年代开始，半个世纪以来(除“文化大革命”十年以外)，他一直负责文化文艺方面的领导工作。党的文艺的方针政策，常常由他去付诸实施；党和领袖关于文艺的理论主张、策略思想及具体措施中的某些错误，也往往由他去推行。他坚持宣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文艺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从1929至1984年的主要理论著述，已编成5卷本《周扬文集》，于1984年底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