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suqu

中国明清以来流行于城镇市民阶层，社会影响深广的民间歌曲的泛称。因时间、地点的不同，亦称为俚曲、时调、时曲、小曲、小唱、小调杂曲等。俗曲多数由农村的民歌流传衍变而来，因此二者间有时难于划分。俗曲的歌词内容，主要反映城镇社会生活。由于专业艺人的加工，曲调细腻流畅，节奏规整，结构谨严，并配置有若干乐器伴奏，如琵琶、三弦、月琴、筝、四胡、坠琴、檀板、八角鼓等。有的篇幅较长，甚至近于说唱和戏曲的结构。

俗曲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隋唐五代时期的曲子，甚至更早。例如，俗曲中常见的〔闹五更〕调，就和南朝陈以前业已流传的〔五更转〕（宋郭茂倩《乐府诗集》第33卷）有着传承关系。

宋代，文艺潮流已经发生变化，以瓦肆为中心的市民艺术兴起。到了明代，特别是明中叶（16世纪）以后，资本主义经济因素萌芽，城镇市民阶层在意识上已渐成为一种新兴力量，因此在文艺领域表现出突破封建礼教藩篱，要求自由民主，个性解放的倾向。这种进步的文艺倾向，得到一派文人的重视、肯定和支持。例如明代李梦阳、何景明、李开先、袁宏道等人，就认为诗歌的价值在于“情真”，在于“自然”，在于“任性而发”等等。他们赞赏〔锁南枝〕、〔劈破玉〕一类俗曲，甚至认为是诗歌的典范。卓珂月也认为俗曲是明代的“一绝”（明陈宏绪《寒夜录》卷上）。明末的冯梦龙，以《山歌》一书开创私人采辑、出版民歌俗曲风气之先河。他从历史渊源上进一步肯定民歌俗曲说：“桑间濮上，国风刺之，尼父录焉，以是为情真而不可废也。”他又指出，民歌俗曲的社会价值乃在于“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这些论点为前所未闻，具有时代特点和历史意义。

但是俗曲也存在着相当严重的弱点。市民阶层在意识形态上和封建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小生产者的狭隘性、软弱性，对文艺作品产生消极影响。因此，俗曲的内容大量是爱情婚姻、游婿思妇的闺情等，题材范围相当狭窄。少数作品宣扬金玉满堂、天命迷信，甚至在政治上诬蔑农民起义等。就是爱情题材也常常沾染、甚至完全陷入猥亵庸俗、放纵情欲的低级趣味。因此，俗曲曾受到另一派意见的批评。例如，明代沈德符就认为，它“不过写淫蝶情态，略具抑扬而已”(《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词曲”)。明代，南北各地俗曲流传的盛况，在沈德符上述著作中有相当具体的记载，提及曲牌达19个之多，其中如〔傍妆台〕、〔驻云飞〕、〔寄生草〕、〔银纽丝〕、〔打枣竿〕等，久久不衰。

清代以后，俗曲继续发展。清初文学家蒲松龄著有《聊斋俚曲集》，其中包括了采用《聊斋志异》的题材加以改编的作品，运用了俗曲53种。这些作品已被赋予说唱和戏曲的特点，有的在山东淄博一带传唱至今。

有些俗曲的歌词，绵延数百年而不绝，由此推断，曲调虽会有所衍变，或能大致保存原有风貌。明清时期，特别是明代俗曲，原始曲谱传存至今者很少，但它们的一部分常常以变化了的形式保存在戏曲、说唱曲谱、艺人口头中，或仍在民间传唱。例如著名的《月子弯弯照几州》，始见于宋人话本《冯玉梅团圆》，继而见于明代冯梦龙编的《山歌》等，至近现代仍保留在弹词和江苏一带民间传唱中。

俗曲中，依声填词的情况也有。词变，则声也随之而出新。在社会变革高潮时期，进步的社会力量为了争取群众，常以俗曲填词，作为宣传手段。

俗曲和其他民歌一起，是构成传统说唱、歌舞、戏曲、器乐的基础，同时它又独立发展，或反过来再从后者汲取养料。它相对稳定，又缓慢地衍变新声，因时而异，不断变化：加白、加引、加尾、加帮腔，组成集曲或套曲，一曲或数曲插入另一曲等等，以至复合成结构复杂的其他音乐品种，如说唱中的单弦牌子曲和戏曲音乐等。它对文人创作以及少数民族文艺也产生过一定影响。

明清时期，印刷业有很大发展，俗曲资料传世者不少，但大多为歌词，如清代《太古传宗》、《借云馆曲谱》之附有曲谱者极罕见。20世纪2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对俗曲甚为重视。刘复和李家瑞曾辑录凡6044种歌词。郑振铎曾搜集达12000余种歌词(可惜全毁于1932年“一二八”战火之中)。这两种数字包括了明清至民国年间的作品。杨荫浏仅据15种材料的部分统计，明代民歌小曲歌词约有1000首，清代民歌小曲歌词有1700余首。但这些数字均不过一斑，远非全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