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Xu Guangqi

中国明代科学家，沟通中外文化的先驱者。字子先，号玄扈，上海人。万历三十二年（1604）进士，后累官翰林院检讨，礼部侍郎，礼部尚书兼文洲阁大学士。

徐光启生活在明王朝濒于覆灭的前夕。当时，国内朝政腐败，土地兼并日盛，水旱虫灾频仍，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加之外有西方殖民主义者和倭寇乘机劫掠侵逼，国势衰颓，民不聊生。他感愤于此，在入选翰林院庶吉士后，便潜心向天主教士意大利人利玛窦（1552～1610）学习天文、历算、火器等现代科学知识，欲以此富国强兵。后虽居高位，犹孜孜不懈地考察经济，钻研科学，特别关心农业。同时，通过译著自然科学书籍，为引进和传播西方科学技术作出了杰出贡献。可惜，他的大多数济世主张常遭豪门贵族阻挠，难能实现。其传世著作现编有《徐光启集》、《农政全书》、《徐光启著译集》以及由他主持编成的《崇祯历书》。

徐光启一生中特别重视农学，他的研究成果集中反映在晚年之作的《农政全书》中。该书共60卷、12大类，50余万字，在他死后经陈子龙等整理修订，于崇祯十二年（1639）刊行。书中既辑录有大量的历史与当世的文献，也总结了徐光启自己的研究成果，其中也包含他的富民强国的经济思想。

徐光启认为财富就是粮食和布帛。而货币只是财富的象征，并非财富本身。由此他得出了“农者，生财者也”（《徐光启集》）的结论，并指出中国贫穷的原因就在于旷土不耕，人多而不能生谷。为发展农业生产，他提出了移民垦荒和开发水利的正确主张。在他看来，增加粮食生产，从而改变南粮北调的不合理局面，最经济便当的办法就是依赖富户大量募民去西北开垦水田，并“均浙、直之民于江淮、齐鲁，均八闽之民于两广”（《农政全书·农事》）从事拓荒。同时，在中国南北普及植棉与纺织技术，以解决由于南方织布缺少原棉，北方产棉不会织布，致使南棉北布价格极不合理的现象。他还认为，欲垦荒拓田，水利必须当先，“水利者，农之本也。无水利则无田矣”（《凡例》），为此，《农政全书》特地以 9卷的篇幅来设计开发各地区的水利，还介绍了他和熊三拔合译的《泰西水法》。

在《农政全书》中，徐光启不仅杂采众家之说使许多珍贵的技术经验得以保留，尤为突出的是以其平生积累的大量资料，用近代的科学理论和方法进行分析总结，由此提出解决经济问题，促进农业生产的创新意见。这方面的重要贡献有：搜集整理分析了从春秋至万历前两千多年间一百一十一次蝗灾记载，得出了蝗灾高发时间与地区分布的普遍规律；运用地理学知识，阐明了“风土”和作物分布的关系;并用“纬度”这一科学概念论述了地区纬度不同，寒暖有别，种艺之法当据此确定的道理；从科学上破除了传统的二十八宿决定农作物分布的形而上学观点。他还通过亲自栽种，为推广新作物、新品种总结出了新鲜经验，如棉花的树艺法，甘薯的“十三胜”（即十三个优点）和留种条件等。这些宝贵的知识，后世皆广为流传。此外，他对于把近代天文、气象和算学知识用之于农事将会得到的经济效益，也作了精辟的概括。如他指出:把历象知识用之于晴雨水旱的预报，于民生财计大有利益；精于算学，明于度数，无论是测量田地、疏浚河渠，筑堤灌田，还是制作机械器具，皆有利便之法以利民生。

明代的水旱虫灾，其严重程度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徐光启对其危害了解至深，所以，他在积极推广农业科学技术、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十分关注备荒、救荒。他在《农政全书·凡例》中为防治灾害造成的凶饥，提出了“预弭（事先采取积极措施以祛民害）为上，有备（节约、积粮、贸通有无）为中，赈济（计户给米，救济饥民）为下”的三原则，若“预弭”不及，“有备”有失，“赈济”不继，还可用木叶草实以救民困。所以他把明周定王的《救荒本草》编进了《农政全书》，并对其中三十余种一般人所不熟谙的草木，亲予品尝。

由于徐光启认为土旷人多又不能生谷是国家贫穷之源，因此他还研究了人口增殖规律和解决人多的办法。他提出了在正常情况下，人口大抵三十年增加一倍的观点。对于众多的人口，包括靠禄米供养的皇室儿孙，都应趣农就本。他提出的人口增殖规律，尽管是从明王朝三百一十年宗室人口繁衍之数推算而来的，未做科学论证，但他无疑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人口增殖率概念的思想家。

参考文章

• 为什么徐光启要把棉株尖顶上的嫩芽掐断中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