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wenyi ziyou wenti de lunzheng

30年代现代文坛上的一场文学论争。1931年底，《文化评论》创刊号，发表社评《真理之檄》和胡秋原的《阿狗文艺论》，以“自由的知识分子”的姿态，在批判国民党的“民族主义文学”的同时，也把矛头对准无产阶级文艺。这些文章受到批驳后，胡秋原又于1932年4、5月先后发表《勿侵略文艺》、《钱杏邨理论之清算与民族文学理论之批评》等文。他反复宣传文艺“至死也是自由的”，“艺术不是宣传”，反对“政见与文艺结婚”，鼓吹资产阶级文艺自由论。从这年一月起，瞿秋白、冯雪峰等在《文艺新闻》上发表《“自由人”的文化运动》、《“阿狗文艺”论者的丑脸谱》等文。指出他们企图以“自由的知识阶级”的名义，同无产阶级争夺文化的领导权;文艺自由论的实质，是反对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冯雪峰揭露胡秋原“不是攻击钱杏邨个人，而是进攻整个普罗革命文学运动”。并指出胡秋原的理论，“真正显露了一切托洛斯基派和社会民主主义派的真面目”。7月，自称“第三种人”的苏汶（杜衡）在《现代》杂志上发表《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一文，支持胡秋原的观点，对左翼文学进行了嘲讽和攻击。他竟说“变卦就是辩证法”，马克思主义者“只看目前的需要”，“不会再要真理，再要文艺了”，“终于，文学不再是文学了，变为连环图画之类;而作者也不再是作者了，变为煽动家之类”。针对这些论调，瞿秋白发表《文学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周扬发表《到底是谁不要真理，不要文艺？》，加以驳斥。苏汶又发表《“第三种人”的出路》、《论文学上的干涉主义》等文，继续申述自己的观点，并把革命的政治和艺术的真实对立起来。接着鲁迅发表《论“第三种人”》等文，周扬、冯雪峰等也相继撰文，把论争引向深入。

胡秋原、苏汶等人，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有过交往，苏汶曾是左联成员，还译过苏联的文艺论著和作品；胡秋原也声称拥护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并编有《唯物史观艺术论──朴列汗诺夫及其艺术理论之研究》等著作。因此论争相当复杂，但问题的实质还是无产阶级文艺思想与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严重交锋。论争从1931年底开始，主要发生在1932年，延续到1933年，主要集中在作家的阶级性、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无产阶级作家与小资产阶级作家的关系、文艺的大众化等问题上。

针对对方以所谓“自由人”和“第三种人”自居，瞿秋白引用列宁的名言，指出资产阶级著作家的自由，不过是依赖钱袋、依赖收买和依赖豢养的一种自由。谁也做不成什么“第三种人”。鲁迅也指出：“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这“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至于胡秋原，鲁迅还尖锐揭露他是“在指挥刀的保护之下，持着‘左翼’的招牌，在马克思主义里发现了文艺自由论，在列宁主义里找到了杀尽‘共匪’说的论客”。

作家可能不可能脱离阶级？文艺可能不可能离开政治而自由？这是论争的焦点。瞿秋白的《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对此作了充分的论述。他指出：“文艺──广泛的说起来──都是煽动和宣传，有意的无意的都是宣传。”在阶级社会里，文艺做“政治的‘留声机’”是不可能避免的，“问题是在于做哪一个阶级的‘留声机’，并且做得巧妙不巧妙。”周扬也指出:“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党派性不但不妨碍无产阶级对于客观真理的认识，而且可以加强它对于客观真理的认识的可能性。因为无产阶级是站在历史的发展的最前线，它的主观的利益和历史的发展的客观的行程是一致的。”(《到底是谁不要真理，不要文艺》)只有没落的资产阶级才害怕真理，不要真理。

资产阶级的文艺自由论虽然经不起事实的检验，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一部分不满白色恐怖的现实，而又害怕斗争，希图摆脱政治约束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仍有一定的迷惑作用，因此文艺自由问题的论争也是一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夺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斗争。鲁迅指出:当时的情况，是许多作家到处受着反动派的迫害，许多刊物受着摧残，这才是作家不自由的真正原因。至于“这‘第三种人’的‘搁笔’，原因并不在左翼批评的严酷。真实原因的所在，是在做不成这样的‘第三种人’，做不成这样的人，也就没有了第三种笔”。他还表达了文艺统一战线的思想，指出左联“并未动不动便指作家为‘资产阶级的走狗’，而且不要‘同路人’。……他不但要那同走几步的‘同路人’，还要招致那站在路旁看着的看客也一同前进”(《论“第三种人”》)。

针对苏汶贬斥连环画和唱本是“低级的形式”的论调，鲁迅、瞿秋白等举出事实，证明连环图画不但可以成为艺术，“并且已经坐在‘艺术之宫’的里面了”。而从唱本说书里“是可以产生托尔斯泰、弗罗培尔的”。他们以科学的论证，有力地捍卫了文艺大众化的方向。

论争进入高潮时，中共中央机关报《斗争》第30期上，发表了歌特(张闻天)的《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着重批评关门主义的倾向:“第一，表现在‘第三种人’与‘第三种文学’的否认。”“第二，表现在文艺只是某一阶级‘煽动的工具’、‘政治的留声机’的理论。”着重提出正确对待“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文学家”的问题，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广泛的革命的统一战线”。在这场论争中，左翼文艺家对胡秋原、苏汶错误观点的批判，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些文章却忽略了对暂时游离于两大对立阶级之间的大量小资产阶级作家和一部分资产阶级自由派作家，需进行有区别的具体分析和教育引导，与此相联系，只注意阐述文艺的政治宣传的作用，而忽略它的其他功能。歌特的文章正是针对这些不足提醒左翼作家注意对中间势力采取区别对待，积极团结的态度，并正确处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

接着，冯雪峰发表了《并非浪费的论争》和《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与理论》。这两篇文章从态度和措词看，显然接受了歌特的意见。前者针对胡秋原，期望他“改正自己的错误”，“从反动派别里面脱离出来”；后者针对苏汶，一开始就表明“我们不把苏汶先生等认为我们的敌人，而是看做应当与之同盟战斗的帮手”。冯雪峰对苏汶等的“理论”，着重进行批判，指出它“含着很大的反无产阶级的、反革命的性质”，并给他们指明了出路，期待他们改变“对于政治的现在的那种态度，抛弃鄙弃群众的观念，改正对于文艺理论的一些错误的理解”。同时承认左翼文坛“首先就得克服自己的宗派性”。冯雪峰认为，这就是这次论争“应当得到的有实际的意义的结论”。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革命作家和广大小资产阶级作家的联系日趋密切。在不同程度上同意胡秋原、苏汶观点的一些作家，在斗争中不断发生分化，“有的能和革命前进，共鸣；有的也能乘机将革命中伤，软化，曲解”。论争结束后不久，胡秋原当上了国民党的“立法委员”；有的“第三种人”则“坐上了检查官的椅子”，苏汶到了抗战时期，堕落成汉奸。他们的发展道路证实了这两位所谓“自由人”、“第三种人”的虚伪性，进一步宣告了资产阶级文艺自由论的破产。